武周政权基本上巩固了，武则天的铁血政策也终止了。武则天清楚，现在她的首要任务就是治国安邦，大展宏图，实现她的伟大抱负和人生理想。而这些都需要众多人才的大力支持。因此，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广揽天下英才才是重中之重。
于是，武则天开始大刀阔斧地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她认为“九域之至广，岂一人之独化，必伫才能，共成羽翼”。她要求内外各级文武官员，都“各举所知”，凡能“定边疆”、“经邦国”的人才，“无隔士庶，具以名闻”。她还下诏，“内外九品官及百姓”都可“自举”。凡被推荐和自荐的人，一律允许试做其官，称为试官。武则天这样做，自然为庶族地主广开仕途，有利于打破关陇士族控制政治的局面。于是，她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特别是增加进士科，为庶族地主参与政事开了路子。唐太宗执政的23年中，共取进士205人，而高宗和她执政的55年中，所取进士达1000余人，平均每年所取人数，比唐太宗时增加一倍以上。
武则天选官范围广泛，其中难免有滥竽充数之人：冗官多了，也给国家财政增加了很大的负担。于是有一个叫张？的文人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这种现象：“补阙一车一车载，拾遗满斗满斗量；用耙子才能推拢的侍御史，一个模子脱出的校书郎。”由于这几句打油诗反映了真实情况，又写得生动有趣，所以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当时，沈全交也在被荐举官员之列。这是一个狂傲怪诞而又放纵自己的人，他不仅在穿着打扮上故意标新立异，而且说话办事最喜欢出风头。
可能是自视才高而没有受到重用，心里有气，也可能是天性喜爱表现自己，沈全交便在张的打油诗后面续写了四句：“大理评事不读律文，文学博士不做文章；面浆糊心的存抚使，眯着眼睛不辨是非的神圣皇上。”如果说张的打油诗只是对选官过滥现象的冷嘲热讽，那么，沈全交所续之句则难脱人身攻击之嫌疑了。他不仅敢说存抚使的坏话，而且把攻击矛头直指最高领导武则天，肆无忌惮地批评女皇眯缝双眼，用人过滥，这不是胆大包天吗！御史纪先知立即将沈全交捉拿归案，并上疏弹劾他诽谤朝政，败坏国风，建议对其进行审判，然后绳之以法。纪先知还以为自己立了一功，等着女皇褒赏呢，哪知“神圣”的女皇读了他的疏文后，不仅没有表扬他，反而当着所有被荐举官员的面，说了他的一通不是，然后笑着对大家说：“只要你们自己称职，何必怕人家说三道四！不要给沈全交定什么罪名，应该立刻释放他。”
正如上面宽恕沈全交一样，武则天很有容人之量。她不计门第，不避仇怨，不分性别，经常破格使用人才。她手下的女官上官婉儿是被自己杀掉的宰相上官仪的孙女，但武则天发现上官婉儿很有智慧，硬是将她留在身边，加以重用。凡是批阅奏章、起草诏令的事情，很多都交给上官婉儿办理。还有，诗人骆宾王在徐敬业叛乱的时候，曾写讨伐武则天的檄文《讨武氏檄》，此文笔锋犀利，句句切中要害。当武则天看到“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等句时，第一反应不是生气，而是深为这样的人才不能为自己所用而惋惜。在此期间，武则天提拔了许多栋梁之材。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臣姚崇、宋璟、张九龄等，都是在武则天时开始被提拔起来的。因此，唐朝宰相陆贽在赞扬武则天用人时说：“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
太宗皇帝爱才、尊才，在凌烟阁悬挂二十四功臣的画像。武则天将这一传统好好地继承了下来。她很尊重狄仁杰，称呼他为“国老”，而不是直呼其名。狄仁杰每次去见她的时候，她都不让他下拜，她说看见你下拜，我的腰也感到痛。后来，狄仁杰死的时候，武则天感叹道“朝堂空了”。每当朝廷遇到重大事件而争论不决的时候，武则天便慨叹国老何以这么早就撒手而去了。
纵观武则天执政的整个历史时期，综合她用人政策的各个侧面，我们可以发现，她的用人政策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大致以周革唐命为界，此前，她主要是任用佞臣、酷吏和裙带，此后，她虽然未能（其实也不可能）完全抛弃前期的流弊，但从主流上看，后期的武则天基本上是任人唯贤、尊才重能的。
【管理王道】
企业在经过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易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因此，对于领导者来说，迫在眉睫的任务应该是不拘一格广纳人才，尽快建立自己的人才队伍。唯有如此，才能迅速补充企业急需的人才，保护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推动企业在新的征程上前进。
李武并贵——权力牵制中的平衡之术
在领导用权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领导者不能全权独揽、事必躬亲，他必须下放权力，依靠他人的协助来实现有效的领导；另一方面，作为领导者又不能授权过度，造成大权旁落。于是，如何进行权力的分配以及形成权力的制衡关系，也就成了每一个领导者值得深思的难题。
自古以来，无法控制的权力是最危险的，轻则使人身败名裂，重则使国家倾危。曹操说：“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制由权也，权因事制也。”为官者，不但要控制自己的权力，抑制权力欲的膨胀，更要制衡手下人的权力。不给权则无法办事，给权太多则尾大不掉。精明的领导者，既要有宽广的心胸，又要有制衡的手段，二者缺一不可。
武则天作为权谋大家，深谙制衡之术。武周时最大的两股力量，一是武派，一是李派。武派是武氏家族成员以及与之联盟的武则天的私臣，李派则是李唐王室和拥戴李唐的大臣。武则天对这两派时而扶，时而压，在平衡中以求得权力的稳固控制。
武则天主要通过预备二线、三线队伍，对一线人员构成潜在的威胁和竞争，不断地更换官吏，以不使任何一派的势力过于庞大。
对官员如此，对酷吏也是一样，索元礼、周兴这批酷吏，就是被来俊臣这批新酷吏解决的。由此还引出了一个“请君入瓮”的典故。
对李派的牵制也是如法炮制的。
李昭德曾是武则天身边红极一时的人物，他是拥戴武则天的功臣之一，精明强干又有魄力。武承嗣指使到武则天面前请求废李立武的王庆之，就是被李昭德率领朝臣群殴而死的。武则天对李昭德很信任，甚至武承嗣在武则天面前说他坏话时，反而被武则天讥笑说：“自打我用了李昭德后，就一直高枕无忧，是他在代替我受劳苦。”但是武则天又岂肯将大权交于一人呢？因此当另一个受武则天重用的李派大臣丘愔提醒武则天 “臣闻百王之失，皆由权归于下”时，一下打动了武则天的心。然后，他说李昭德在外朝专权，臣观其胆，乃大于身；鼻息所冲，上拂云汉！武则天很快罢了李昭德的相位，让丘愔代替他。
当然搞平衡并不只是罢免一两个人就算大功告成了，武则天搞牵制的另一手是在敌对的两派之间搞平衡，不让任何一派完全得势。她在晚年推行李武并贵的策略，所谓并贵就是两派并存且相互牵制。
酷吏集团和武承嗣联盟后，成为武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摧残李派方面下手狠毒。但武则天对他们始终不放手交权。当来俊臣把狄仁杰、魏元忠等李派朝臣的主干力量都罗织进“七大臣谋反案”时，武则天不肯把审讯狄仁杰等人的权力下放给来俊臣，在最后关头保住了这批人的性命，令武派浑身不舒服。后来，武派联合来俊臣把李旦也诬为谋反后，李派面临标志性人物被除去的危险。在最后关头，由于小乐工安金藏剖腹为李旦鸣冤，终于使武则天下决心保留了李旦，这对武来联盟更是极大的牵制。
长寿元年后，李派开始对武派进行攻击，武则天又反对来保护武派。侍御史周矩提醒武则天说，现在满朝都是陛下的仇人，陛下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周矩把这样一个问题摆在武氏前面：你究竟依靠谁？是依靠酷吏，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还是把权力从酷吏手中收回，依靠文武臣僚治理天下？武则天心动了，她决定逐步停止实行恐怖政策。但她还不想一下除去酷吏这支队伍。要杀来俊臣，罪名俯拾即是，但她舍不得杀，留下也许还有用处。果然，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来俊臣东山再起，他帮武氏再次对李唐派残余势力加以打击。
大约在来俊臣再起前不久，李昭德又被召回授予监察御史的职务，他和来俊臣之间的斗争中断了一个时期后，在公元697年上半年又开始了。最后，两人一同下狱。多少年来，武氏一贯将李昭德与来俊臣作为两个相互平衡的砝码。当来俊臣下贬时，他昭德也下贬；来俊臣起复时，李昭德也起复。两个势如水火的仇敌，有着极为相似的荣辱起伏遭遇。这当然不是命运的决定，而是巧妙的人事安排。所以，现在来俊臣行将处决，则李昭德也是非死不可了。六月丁卯日，两人同日被“弃市”。
武则天晚年更坚决地执行“李武并贵”的政策，她把李显召回立为太子，但又让李氏兄弟和武三思等人明誓共相容，还把拥李的宰相魏元忠、丘愔外贬。甚至当她病情恶化的时候，还坚持既不让李显、李旦，也不让武三思、武攸暨之流，甚至也不让她唯一的女儿太平公主入宫侍疾。这当然与她习惯于二张的侍奉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她不想表现出对武、李中任何一方的偏向。
李派最终靠政变结束了武则天的执政生涯。那是李派潜藏深伏、蓄积多年的结果，也因为武则天太老了，无力掌控局面了。但多方牵制搞平衡的权术确实让她超脱于各派之上，扮演着最后终结者的角色。
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固然是领导者的大忌，但过分地分权，或者在分权中使某些下属的权力过大，都会严重地削弱领导者自身的影响力，甚至还可能造成组织内部的混乱局面。因此，领导者在处理这两者关系时，必须得有一个准心：
首先，领导者要有分权意识。事实表明，领导者只有善于授之以权柄，使之各负其责，各尽其能，各展所长，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其次，在分权的过程中，要掌握一套制衡的策略，以防止下属集权现象的发生。要深刻明白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就必然会产生臣强主弱的现象，因此为了更好地驾驭下属，必须设法在下属之间形成权力制衡的关系，以防止少数人专断。
最后，要善于分权。领导者在分配权力的时候，要遵循以下一些原则：职权一致、责权对等原则；层级分明、权责明确原则；科学合理、相互制约原则；知人善任、大胆放权原则。
【管理王道】
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时，用谁去解决复杂的问题是领导者的艺术。如何找到利用并调动各方力量的支点，使得各派力量都有效地为自己所用，这就是领导者的制衡之术。
当一个集团发展到一定阶段，各层面的人物已经自然根据综合能力的不同排成不同级次的时候，容易让排位较前的人坐大，以为天下就是靠他们打下来的。于是有些领导引进新的人才来打破原有的平衡，使得所有的人需要重新排位，这种不平衡，犹如在沙丁鱼中放入一条不安分的鲇鱼，既可以让大臣们保持积极性，又能使领导稳坐高位，驱使天下才智。这正是制衡的高明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