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门员的职责是守住球门，尽量不让对手进球，而不是必须一球不失，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职业允许他们漏球或输球，更何况如果守的是和自己胜败存亡无关紧要的球门。但对我们来说，生与死的比赛只有一次，胜负关乎存亡问题。在你把自己的生命球门交给别人把守时，是不是要谨慎考虑一下呢？
“白衣天使”并没有救命的“杨柳枝”
刘氏箴言：医工并非万能。
【太医病例库】
明朝大才子彭时婚姻原本美满，然而，这一切都因其妻子的去世而改变了。彭时中状元后，夫妻同去郊游。不料路上马车翻倒，其妻右臂多发性骨折，病情严重，必须截肢。但彭时舍不得，认为胳膊断了就像桌子腿断了一样，可以再接上的。结果又是求医又是问道，一番折腾，身体虚弱的妻子还是去世了。彭时自此痛恨医官，认为世无良医。自己有病也不去找医官，最终自己因病猝死家中。
我国自古就对治病救人的大夫不吝溢美之辞，“悬壶济世”、“杏林奇葩”、“再生父母”、“救命恩人”等不一而足。现代社会亦不例外，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都被亲切地称为“白衣天使”。
“天使”是西方神话中神的使者，“白衣天使”之称充满了尊敬，也寄予了人们的深厚期望。所以当我们罹患疾病时，当我们挣扎于生命边缘时，我们求助于医生，将身体和生命毫无保留地交给“天使”，希望这些神的使者能够像济世救人、大慈大悲的“观音大士”一样，素手羊颈瓶，轻捻杨柳枝，洒点滴甘霖拯救我们于沉疴之中。然而，医生毕竟是人，不是什么神的使者，他们手中的“杨柳枝”——现代医学也不是万能的，不一定每次都能妙手回春。大多数情况，我们都要面对“人财两失”的困境。
我们的失望，源于将医学看得太完美，把医生视若神明——就像彭时一样。然而，刘太医却认为医学是一门失败的技术，因为它不能满足人意；同时天下也没有神医，刘纯在《误治余论》中说：“医工并非万能。”因为总有他治不好的病，救不了的人。此话不虚，医学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神奇，更未臻完美境地，以医学为后盾的医生自然就没有神明般的能力，他们只是一群掌握着医学知识的凡人而已。
我们把医生看得太神圣，神经就会被麻痹，从而疏于防范“天使”也会产生的邪恶；我们把医生看得太崇高，就会盲目相信他们的一切判断，甚至连最明显、最基本的错误都觉察不到。本身医患之间的信息就是不平衡的，患者的盲从更导致了信息天平完全倾斜于医生一方，所以我们也只能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
刘太医提醒您：医院医生的三板斧
刘弘章先生认为医院中许多医生的治疗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他戏称他们像古代小说《隋唐演义》里的大将程咬金一样，只会耍弄三板斧哄人。
第一板斧就是使用非激素性抗炎药物。主要通过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达到消炎、止痛作用。但是这类药物虽然能减轻症状，却对引起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免疫反应不发生根本影响，因此不能控制病情发展，只能改善症状。
第二板斧就是使用缓解性药物。其共同特点是作用慢，可影响疾病的免疫反应病理过程。
第三板斧就是使用肾上腺糖皮质激素强的松，以及免疫抑制剂环孢菌素、柳氮磺胺吡啶、环磷酰胺、硫唑嘌呤、甲氨喋呤等，还有分子免疫制剂干扰素、特异性抗体；最近又推出巯甲丙脯酸、锌制剂等。
所以必须把医生从“天使”的光环中拉出来，我们才能客观地认识医生。
其实，医生仅仅是社会服务业中的服务者，从服务中获取社会报酬。服务是他们的职责，服务质量的高低决定他们报酬的多少。这就和我们所有人用自己的辛勤工作换取报酬一样。所以，他们和我们应该是同一层面上的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天使”。
再者，医生所依凭的后盾——医学也是一门不完美的科学。医学的研究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认识生命、认识身体、认识死亡，但不能避免死亡，因为死亡是自然规律，是宇宙中亘古不变的真理，任何人为的努力在它们面前都是无济于事的，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不能让“上帝举起一块他举不起的石头”一样。
医德与医术：失望的病人，尴尬的医生
刘氏箴言：病人是相信医生的，病人到医院是向医生求助的。我作为一个院长，深知有些医生护士的医德败坏。
刘太医在谈到现今的医疗状况时说，许多医生不仅无“德”还无“术”，这就是许多疾病被耽误的原因。其实，这也是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
2005年的一次外科会议上，年届九十的中国外科创始人裘法祖从口袋里掏出《左传》念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他解释说，立德是指做人，立功是指做事，立言是指做学问。他呼吁医生首先应是个有爱心、有同情心的好人。一个医生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病人当做亲人一样对待，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如果你尽了努力，还治不好的话，病人会原谅你，医患关系就和谐了，社会就和谐了。
我国的传统，无论哪行哪业，衡量从业者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术”，指的是从业者对本职工作的熟练程度；一个是“德”，是从业人士应具备的基本品质。如练武之人要有“武德”，习文者要遵“孔孟之道”，学医的要有医德，甚至“盗亦有道”。
具体来说，医生的医术就是他治病救人的能力高低，这个是很好衡量的。而医德的内涵却很模糊，近几年提倡的“职业道德”，规范了从业者应遵循的本行业的基本道德，相当于传统中的“德”。但规范并不意味着执行，摒弃“职业道德”而我行我素的医生大有人在。我们的社会舆论在纷纷指责这些缺少“职业道德”医生时，往往忽略了医生也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存在的，医德的丧失并不完全是医生单方面造成的，病人也有着紧密联系。因为无论是“术”还是“德”，都隐含着双重衡量标准，一重是医生，一重是病人，而且后者的影响力往往大于前者。
刘太医说，病人是相信医生的，病人到医院是向医生求助的。所以从病人的角度说，我们就医，首先关心的是能够治好病，也就是希望医生的“术”高，其次才去衡量医生是否有“德”。“德”“术”兼具自然是最佳，但这样的医生毕竟在少数。医生治好了病，即使他无“德”，我们最多只是慨叹一声：“求人办事，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 倘若治不好病，有“术”无“德”的医生固然被暗地里骂个狗血喷头，有德有术的医生也不能幸免。时代在进步，病人的满意度标准也在提高，除非人人都遇到像开头提到的裘法祖老先生那样德术兼备的好医生，否则，无论是治好了病，还是治不好病，病人都不会满意。医生们同时感到了“术”与“德”的双重压力，患者对医生“术”的要求就像一根救命稻草，而对医生“德”的要求则像不食人间烟火的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稻草好做，神却不是一般能做到的。这就直接致使了许多医生德术天平的严重倾斜。
从医生的角度说，他们也是普通人，他们的许多需求和我们的需求都是完全相同的，然而由于穿上了白大褂，他们就必须在病人赋予的神性和自身的人性之间挣扎。他们清楚患者对自己寄予的殷切希望，同时也深知医术甚至医学都不是完美的，许多事情都是无能为力的，但患者及其亲属不相信，他们生病后将自己或亲人交给医生就是让医生力挽狂澜的。所以救不救人、能不能救得了人这副人道主义重担就全部落在医生肩上，而且要求他们必须扛起来。这正如《医事》一书中所说：“医生承担着来自病人类似对上帝的期待，却摆脱不了一个凡人的身分。医生作为职业的意义，已经超越职业之外。”处于这种情景的医生们倍感尴尬。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体制转型期间，不仅医生的门槛相对较低，而医生的待遇与保障机制和良好的制约机制均不完善，难免出现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社会中诸多诱惑导致某些尴尬医生的心理不平衡，医务界也逐渐出现了道德沦丧的趋势，于是红包满天飞，曾在甘肃做过院长刘氏现任承袭人刘弘章也说：“作为一个院长，深知有些医生护士的医德败坏。本事不大，架子不小；而且只要礼品，不要脸。”难怪有人说：“现在有些医生已经不是白衣天使，而成白眼狼了。”虽然话过于偏激，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医务战线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社会机制的不完善与患者对医学、对医生的不了解及“德”“术”的双重标准直接导致了医患关系的紧张，造就了失望的病人和尴尬的医生。
治病时代取代治人的时代
医生们更多地沦为仪器的奴隶，成为医院这个大工厂中服务于仪器的操作工，他们机械地对前来就诊的病人挥舞着柳叶刀，然后把他送往下一流程，抬头喊道：“下一个。”
王女士最近常感腰疼，于是到医院看病。医院的导医台先让她去妇科看，一位女医生没问几句就开了一堆检查：血常规、血生化、宫颈刮片、B超，还有许多她连名字都叫不全的检查，医生告诉她等检查结果出来再来。一周后，结果出来了，医生告诉她结果显示没事，让她去肾内科看看。到了肾内科，又是一堆检查，又等了一周，还是正常。医生冷冰冰地告诉她去骨科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