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买下温州大学
他曾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温州农民；他曾是轰动全国的“八大王事件”主角之一；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创立了温州柳市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他曾在 40岁时放弃50万年薪，入读温州大学；6年之后的他又提出“我要一人买下温州大学”的要求；他还声称想当温州市的市长；他还在1998年创立了全国十大西服品牌之一的庄吉西服，他就是那个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敢为天下先”的郑元忠。
活着就要拼搏，丢了性命也不怕
他自己说过，从小他的胆子就非常大，1952年出生在温州柳市农村的他生不逢时，初中没读完就赶上了“文革”，回家当了社员。为了摆脱贫困，他一有机会就搞一些小作坊，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万元户。
后来他发现低压电器利润大，于是就办了一个低压电器小工厂。几年时间挣了十几万元，成了温州有名的电器大王。但是，枪打出头鸟，在１９８２年一场冠名以“打击经济领域内的犯罪活动”之名的“阶级斗争”中，郑元忠同其他行业搞得最好的7个人一起被列为典型，列入抓捕的名单，这就是温州当时有名的“八大王事件”。
平反之后的“八大王”，除了郑元忠决定东山再起之外，其他的7个人都表示不再大干了。经历过这一次生死的考验之后，郑元忠没有消沉，而是加强了他对人生的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他觉得人活着就是要拼搏，丢了性命也无所谓，于是他又干起了加工低压电器的小作坊。
但是，随着这种小作坊的增多，郑元忠认识到要想把企业做大就必须走联合之路，于是他就联合了一批同类企业，组建了一个股份制的低压电器公司，这就是全国第一个搞股份制的民营企业。郑元忠又领先了一步。到１９８９年，郑元忠的企业成为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企业，他又一次成了“电器大王”。
1991年，乔石委员长来到郑元忠的企业考察，曾经对郑元忠说过这样一段话：企业家赚钱越多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这里面需要很大的学问。
这件事情很大地刺激了只有初中二年级文化水平的郑元忠，为了将来能大有作为、对社会有大贡献，已经40岁的他下了决心要上大学。
用郑元忠自己的话来说，为了念大学他是花了血本的，那时的他全脱产到温州大学学习国际财贸。公司的事情全都交给一个年薪50万元聘请来的总经理，郑元忠是认认真真地过起了大学生活。三年的课程，他用了两年完全掌握了。在不惑之年，终于圆了大学梦的郑元忠一走出校门，就又重返商海。
这时的他有了新的创业冲动，在当时温州有两千多家服装企业，但量大质低的情况之下，郑元忠决定在这个行业，尤其是西服上做出自己的品牌。于是在1996年，他一次性投资两千多万元，在温州开发区创建了庄吉服装有限公司，成为温州服装业中投资最大、起点最高的企业，他下决心要让庄吉成为世界级的品牌。
桃园三结义，打下服装业的一片好江山
现在的庄吉不仅已成为温州服装企业的旗帜之一，也是中国男装企业中的佼佼者。2003年，庄吉集团整体实现销售收入1035亿元，并在近几年内相继荣获“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等多项荣誉。
是什么使得庄吉能如此快速地发展起来？答案就是“黄金三角”，即郑元忠、陈敏、吴邦东的强强联手。陈敏当时被评为温州服装界的少帅；郑元忠属于高智商，善于宏观调控；吴邦东则细致踏实，又是学管理出身。这三人的联合可谓是最佳的搭档。
1996年的时候，郑元忠在温州服装商会的一次活动中，碰到了当时金顶针制衣公司的总经理陈敏。
陈敏27岁时下海创办了温州华联服装厂，生产经营西服。虽然“华联”发展很快，第二年就实现利润100多万元，但苦于没有牌子，难以长足发展。于是，陈敏跑到深圳，请高手设计商标。回来后，从三个备选方案中挑出“金顶针”。“金顶针”很快就在业内脱颖而出，1995年，产值超过2 000万元。就在这时，陈敏提出要联合温州几家规模较大、效益较好、影响较强的企业做大温州服装，但遭到了董事会的反对。
那时候，郑元忠也在苦苦寻求将企业做大做强的品牌发展之路。出于共同的发展理念，他和正在思考何去何从的陈敏一拍即合。
陈敏撤出在“金顶针”的全部股份，把自己的600万元全部投资到新的企业。
郑元忠和陈敏又请来精益电器集团董事长吴邦东加盟。
从此，被业内人士称为“黄金三角”的郑元忠、陈敏、吴邦东打造了温州服装界的一艘航空母舰。
如今，庄吉集团已拥有15家企业，2 000多名员工，在全国各大城市开设了400多家服装皮鞋连锁店。“庄重一身，吉祥一生”的广告语响彻大江南北。
有社会责任感，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在郑元忠看来，一个企业家如果不真心想为社会负点责任，就很难成为真正的企业家。早在温州大学读书时，他就认为学校在管理运作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于是产生了改制温州大学的想法。１９９８年６月，在温州市政协的一次常委会上，郑元忠递交了一份“个人买断温州大学，实行私有化管理”的提案，他个人认为民办能给学校带来新的运作方式，他很有信心把温州大学办成名牌大学。当时可行性报告写了三十多章，向有关部门呈报，也向有关部门口述。
后来，浙江省教委也批他的文件，但是考虑到这其中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教职员工的安排等都有相当的困难，于是郑元忠就退了一步，由打算买下温州大学，改为投资搞温州大学服装学院，并将服装学院建成全国一流的专业学院。
其实，郑元忠不仅想在教育上施展拳脚，而且还想在政治上充分施展自己的理想。在他看来，他比较适合政治这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要胜过搞企业的能力。于是他提出要当温州市的市长，他的看法是这样的，一般来说现在当市长的，他们的胆子比较小，因为他们怕丢了乌纱帽。温州这几年应该说发展的脚步还算比较快，但是有很多方面还可以搞得更好，原因之一就是市长的胆子不是很大。如果让他来当市长的话，他的胆子就大，而且不怕丢乌纱帽，丢了他还可以回去继续搞他的企业，这就是无欲则刚的道理。
现在的郑元忠喜欢说这样的一段话：30岁时看自己20岁做的事，已经不算什么事了；到了40岁看30岁的事，也不觉得是大事了；现在我50岁了，也许还能做点什么事。
这就是那个一直都燃烧着生命激情的郑元忠，他总是在不停地跋涉、不停地拼搏……
要做世界泵业的最强者
在温州，有太多关于行业神话的故事，在皮鞋界、在服装界、在打火机上……不断进取的温州人一直都在精心地打造自己的“行业王国”，而堪称“中国泵业之王”林凯文的创业故事，也是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神话。
在《温州评判》一书中，作者用极具有跳跃性的文字在讲述着他的故事：
时间：不过短短8年。
变迁：令人眼花缭乱。
“神话”的主人名叫林凯文，上海凯泉实业集团总裁。
8年前，他在上海只有一个700平方米的租赁来的旧仓库；8年后他已在上海组建了集团，下有7个公司，两个工业园区，共计40万平方米的厂房。
8年前，他在上海没有生产一个产品；8年后，他的集团已在生产第四代多种新型泵，共有八大系列2万多种规格，年销售额已超过45亿，成为中国泵业之王。
8年前，他在上海没有一个销售网；8年后，他已在全国建立了27个分公司和200个办事处，成为国内泵业最具规模的直销体系和最为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并远销海外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8年前，他在上海普通得无人知晓；8年后，他已成为上海市青年新长征突击手、标兵，成了中国泵业无人不知的泵业之王。
林凯文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怎样具有了今天的成就的？其实，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
林凯文，1966年出生在温州永嘉瓯北。瓯北是中国的泵阀之乡，林凯文在泵阀之乡的氛围里长大，虽然做过汽车装配工，办过摩托车修理行，但他最终的人生目标还是选择了做泵。1990年，他在销售水泵赚了一笔钱后，就办起了永嘉瓯北水泵厂。
1993年，林凯文的企业已经达到了1 000万销售额，在永嘉成为头号水泵企业。但1994年公司却明显出现了衰退的迹象。而此时的林凯文面对的对手已经不仅仅是“水泵之乡”永嘉的企业，而是全国各地的大小企业。
林凯文是善于思考的，对造成当时困境的原因他心知肚明：“当时我分析企业衰退的原因，发现技术的低能导致产品质量不过硬，规格型号太单一。再往下追根求源，就是缺少技术人才。”
1994年，林凯文已经领会到企业发展的停滞是由于缺乏人才所致，所以他通过各种媒体做广告求贤才，但结果没有一个符合条件的人前来应聘。而公司搬到上海之后，情况截然不同。一次偶然的机会，林凯文结识了一位从事水泵业研究多年的高级工程师。在工程师表示愿意帮助他招募人才之后，林凯文的人才需求量竟达一百五六十人。工程师对林凯文的胃口和“野心”惊讶不已。而紧接着，便轮到林凯文惊讶了：工程师居然真的为自己找到了这么多不折不扣的高级人才。
对此，经历过寻找人才而不获的林凯文怎能不感慨万千！只有在上海，只有在这个有资格被称作“大海”的地方，才有可能“隐藏”如此众多的“蛟龙”。
在随后的日子里，林凯文和他苦心孤诣求得的股肱之才们跑遍了全国，开拓市场，寻找机遇。在北上远至哈尔滨，南下前往广州的万里路途上，在全国各地一派风急云劲的建设浪潮中，林凯文和那些贤良手下同甘共苦，呕心沥血。
今天，林凯文的庞大基业证明着他们当初的努力。2000年，“凯泉”取得了35亿元的销售额，跃居全国第一。对此，林凯文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没有这些人才就没有今天的成绩。人才不是一个空洞的说辞，不是门面。人才是可以创造效益的。”
今天，从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首都机场、军事博物馆到上海的东方明珠、浦东国际机场、磁悬浮工程，所用的水泵都出自林凯文的公司。而历经这么多年的艰辛之后，永嘉县城晒得发烫的街道已经淡出历史，林凯文已经拥有了7家企业，200亩的集团用地和1 500名员工。
虽然林凯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者——中国泵业之王，但他却没有沾沾自喜，也没有自我陶醉。他比照的坐标是世界泵业巨子——不是排名世界第四的丹麦格兰夫，也不是排名世界第三的日本荏原、排名世界第二的美国费朗索瓦，而是排名世界第一、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ITT。他让员工人人都明白，ITT的年销售额是100亿美元。
林凯文说：“总有一天，我们会是世界泵业的最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