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末年汉桓帝大肆祭祀佛陀开始，佛教便从仅限于为上层统治者们信奉的阶段步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名正言顺地较大规模地流传开来。西域的一些高僧，如安世高、支娄迦谶等都先后来到洛阳，前者首次将印度佛教说一切有部阿毗昙学说和禅法传到了中国，并于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前往庐山，在今江西南昌建立了大安寺。后者则是大乘佛教典籍在汉地翻译的创始者，从此，在寺院中从事佛经的翻译成为佛寺的一大特色，译经成为寺院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汉灵帝时期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出家修道的汉族僧人，他就是临淮（今安徽省泗县东南）人严佛调。并且还与来自安息国的佛教徒安玄合译了《法镜经》一卷（安玄口译，严佛调笔录），成为中国译经事业中的第一位助手。他的传世之作《沙弥十慧章句》一卷，是中国最早的佛教著作。到汉献帝时，信仰佛教竟成了一种社会潮流，佛寺建造的数量虽不多，但其规模却增大了。如丹阳人笮（zé）融利用督管广陵、下邳（pī）、彭城三郡粮草的职权，私自聚敛财物，在今江苏扬州建造了一座可容3000余人，并且又具有重楼阁道的规模宏大的佛寺。他还将寺中的佛像涂成金色，广做佛事，参加者多达万人。笮融奉佛上距桓帝不过几十年，佛教发展之迅速可见一斑。
根据佛教在陕西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将寺院的发展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汉至南北朝时期，其中两汉、三国西魏、西晋、前赵、前秦、后秦、北周等各代都是以长安为国都，历时700多年。这个时期是佛寺的萌芽及初级发展时期。寺院的发展从寥寥无几到多至万所，走的完全是一条上升的曲线，其中经历了极大的飞跃；
第二阶段是隋唐时期，历时300多年，佛寺的发展达到了辉煌的顶峰。寺院从外观上不仅完善了自己的建筑特色，而且寺院内部的经济能力、文化内涵以及僧侣势力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完善；
第三阶段是宋元明清时期，历时900多年，寺院在陕西的发展逐渐趋于衰微，多是继承了先朝的寺院建筑而很少构建新的寺院。
（1）汉代的佛寺——清梵寺、法门寺、罗汉寺及其他佛寺
汉代由于是佛寺的初传时期，虽然史料对此的记载尚不充足，但其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等一些基本情况，我们仍能窥见一斑。而其形制只能推测大概和洛阳的白马寺相差无几了。
清梵寺
“白马驮经”经过陕西境内的时候，在今兴平市一带设帐住宿休整，人们闻讯而来，设案焚香，拜谒佛像，观看佛经，驻地被围的水泄不通，据说人数不下十万。取经的队伍不得不在此停留了三日，方得赶赴洛阳。待他们走后，地方官吏和民众为了纪念佛教东传这一盛事，自发于设帐祭佛之处建立了一座佛寺，取名“清梵寺”。
这虽是一个传说，但从佛教东传、丝路西通的史料来看，似应有很大的可信度。古清梵寺的建置虽在白马寺之前，但它并不是朝廷所正式建造的佛寺，因而它的影响与规模不可能与白马寺相提并论。唐代在寺中建了两座塔，称为南塔和北塔。据清乾隆四十二年（1759）毕沅命兴平县知事顾声雷重编的《兴平县志》卷三中记载，古清梵寺自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以后便被称为保宁寺了。该书中说：北塔在保宁寺；南塔则在兴平县西城之南。两塔相距半里，遥相对峙。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关中地震时南塔崩塌。后经修复为7层，高达12丈。直到1963年，南塔塔身再次倾斜，危及附近居民的安全，遂将其拆除。虽然南塔不复存在，但它所在的街巷仍被称为塔巷，仍因它而传名。
清梵寺是陕西境内建置较早的佛寺之一。虽然它的建筑早已不存，但那巍然屹立的北塔，在西距西安28公里的地方，却仍然是那个时代的见证。
沿着兴平市区古老的街道，走进西大街那条狭窄的北巷，迎面而来的就是那座久经风雨的北塔。在拥挤的民房中间，北塔被围墙围出了一个独立的小院子，塔在院子的中间，是一座密檐砖塔，呈八角形，共7级24门，高约13丈。塔刹已毁。围绕塔的北部，建有几间简陋的房屋，其中一间较大的是殿堂，殿门上悬挂着赵朴初先生手书“清梵寺”三个大字的牌匾，殿内供阿弥陀佛塑像一尊。这里同时也是兴平市佛教协会的所在地。
寺内现有僧人3名，小房屋便是她们的栖身之地。清乾隆年间所立的《重修保宁寺并建万寿宫碑记》碑亦立于她们的小屋旁，碑中所记这时所修的万寿宫中供奉着财神、千佛、药王、菩萨，“诸庙及钟鼓乐楼各一，其前诸佛阎王殿，再前大雄宝殿。皆重加修饰，并增建山门，栋宇焕然一新”。辉煌的历史与萧条的现实所形成的反差，也许只有出家人才能真正深刻地体会和玩味了。
法门寺
素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据传亦建于汉代。它与清梵寺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因塔而置寺的，先有塔，后有寺。这个塔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真身宝塔”，里面珍藏着释迦牟尼佛的真身舍利。这个传说与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约前273-前232年）有关。
阿育王杀了自己的兄长登上了王位，并不断发动战争，最终统一了全印度。残酷的战争使他心生负罪感，于是皈（guī）依了佛教，派使者到四面八方弘传佛教。还役使鬼神，建八万四千塔供奉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其中，在中国建造的佛塔就是法门寺的这座真身舍利塔的前身，取名为阿育王塔。阿育王起塔的确切时间，在《广弘明集》中记载为周敬王二十六年，即公元前494年。按照这一说法，中国在春秋末年已有佛塔的建造了，但显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现存法门寺的清顺治十年（1653）所刻的《重修钟楼记》碑载，东汉桓灵之际在塔周修建了寺院。这一说法另有佐证的文物，那就是近几年来在法门寺附近发现的大量的汉代云纹瓦当、筒瓦和汉砖。但在宋代《宋法门寺浴器灵异记》碑中已说寺院建造的历史已不可考。可见，两方的记载是相矛盾的。从这些不确定的记载中，我们虽然得不到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是却看到了佛寺在陕西境内早有建造的迹象这一事实。正是这些零星的星火才可能产生后来的燎原之势。
罗汉寺
位于今西安市户县县城东8公里处的南、北庞村之间，俗称为“庞村寺”。初名为“白马招觉院”，后又改称“玉禅寺”。西晋惠帝太安元年（302）敕建该寺时，对寺院进行了扩建，更名为“行香院”，并将寺中高僧普觉和尚召入宫中，以国师之礼相待，赐地千顷，建造殿堂百座，瓦厦千间。唐高祖时（618-626）又经修葺，改名“庄严院”。唐贞观十九年（645）又改名为“白马寺”。唐末寺毁于火。从此无人修复。直到金大定三年（1163）礼部尚书李公奏准，大定皇帝敕建，改寺名为“洪福院”。到了元代，西域僧天明和尚入住该寺，再次修葺，复改名“行香院”。明洪武三年（1376），南山祖师云孤舟再次修建，始改为“罗汉寺”。嘉靖四十四年（1565），众僧募缘再次重修该寺，并将修复后的寺院全景刻绘在“罗汉寺图碑”中，这时寺院的规模非常宏大，包括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弥勒殿、诸佛殿、东斋堂、西禅堂，以及东西相对的两排厢房、寮房等。
现在寺内仅存一大殿，大殿的精妙之处在于，整座建筑内部没有立柱支撑。近年又对大殿进行了整修。殿内供奉新建的释迦牟尼佛及其弟子迦叶、阿难塑像。原寺内有一佛像背光，高约7尺，上刻千余尊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小佛像，顶端为展翅欲飞的大鹏金翅鸟。这一背光与云际寺的暖阁和公输堂的小作木并称为“户县三绝”。1996年从缅甸请回的玉观音像一尊亦供奉在此殿中。院中尚有残塔一座，造型较为独特，中部是汉地风格的飞檐，而塔身则是覆钵式喇嘛塔的形状。覆钵上雕刻着璎珞，还有一个尖形的龛，龛内刻着铭文。刹已残。大殿西侧是碑廊，廊中陈列着西晋孝惠皇帝碑、洪福院碑、罗汉寺重修记碑、重修罗汉寺画廊记碑、三教问答会名碑、罗汉寺图碑6通。
除了上述的两座佛寺外，汉时所建的寺院还有：
①福胜寺，位于今西安城西南5公里处；
②三台寺，位于今西安市北10公里未央区古汉城。创建于东汉明帝时（58-75），当时的形制是一座庙宇；
③潜龙寺，位于今渭南市华县华山南侧。俗称藏龙寺。据寺院碑石记载，该寺自汉明帝时已有。相传刘秀为躲避王莽的追杀曾藏于该寺，称帝后，遂将该寺赐名为“潜龙寺”。唐代僧人周钵曾驻寺中，此后便一直有僧人在此居住。原建筑早已无存，仅剩明正统十四年（1449）所铸铁钟一口，明、清所立碑石八方。近年来又修建了山门、殿堂以及僧舍等；殿内供奉佛、菩萨塑像。
④兴龙寺，位于今长安县终南山南五台三天门上；
⑤义原寺，位于今咸阳市泾阳县西南5公里处的东留村；
⑥报圣寺，位于今西安市内。
但以上这些寺院的规模都非常小，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们更多的是具有古代祠宇的特性，与我们以后所说的佛寺还有很大的差别。直到西晋时，长安佛教正式兴起，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
（2）魏晋的佛寺——敦煌寺及其他佛寺
东汉以后，三国曹魏时（220-265），由于魏对西域政策的友好开放和对宗教禁限政策的松弛，西来的奉佛者络绎不绝，尤其是许多译经沙门汇聚洛阳，如中印度的昙柯迦罗、康居的康僧铠、安息的昙无谛、龟兹的帛延等，使译经弘法活动在洛阳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影响。甚至连陈思王曹植也被空中传来的梵音所感染，于是亲自制作佛曲，开中国梵音之始。又著《道论》，推佛教为“至道之宗”。同时，在此时出现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出家的僧人，他就是今河南禹县人士朱士行。朱士行对“诸法皆空”的大乘般若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恰好昙柯迦罗在洛阳弘传《僧祗戒本》，并主持按戒律授戒度僧。于是朱士行便毅然剃度受戒，依法成为比丘。出家后他精研佛典，常在洛阳讲《道行般若经》，感到译者对原经文的理解并不透彻，往往删略了许多领会不了的内容，而且，译文音译多，艰涩难懂。因而朱士行发愿西行找寻原本。魏甘露五年（260），他从长安出发，到当时大乘经典集中地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写得《放光般若经》梵本40章，60余万字。由于当地小乘佛教信徒的阻挠，写本未能及时送出。直到西晋太康三年（282），其弟子弗如檀才将所抄经本送回了洛阳，前后达20多年。朱士行的行动不仅使他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西行求法的汉僧，而且已经说明中国的佛教徒对域外的佛典有了更多的认识，并能够按照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有选择地译取佛经。此后，东晋的法显、唐代的玄奘，都是著名的西行求法者。
如果说洛阳是北方佛教的重镇，那么，建业（今南京）便是南方佛教的中心。孙权为康僧会所建的建初寺开中国江南建寺之始。直到太康元年（280）去世为止，康僧会一直在此从事译经和传教活动。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长安的佛教也正式兴起。
公元265年，司马懿之子司马炎以政变方式夺取了曹魏政权，建立了西晋王朝，到公元316年，长安沦陷，愍帝出逃，西晋短短51年的统治结束，佛教比起前代更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朝野对佛教的信仰已更普遍。太安元年（302）晋惠帝司马衷曾亲自到罗汉寺（即上文所述的佛寺）降香拜神。
长安与洛阳共同成为当时佛教活动的两大中心，出家修行的僧尼达到了3700多人，佛寺有180多所。译出的经、律、论和集传共有330多部。
敦煌寺
此寺的建造与著名的译经师竺法护密不可分。正是在以上佛教传播发展非常兴盛的背景中，竺法护来到了长安并在此开始了他的译经生涯。他本是月支人，姓支，原名昙摩罗刹，流寓敦煌，8岁出家，后求学于天竺（印度）高僧竺高座，故名为竺法护。他曾随师遍游西域诸国，沿途收集并翻译佛经。及至长安，从泰始到永嘉的40多年间（265-308），共译佛经175部，如《光赞般若经》、《正法华经》、《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弥勒下生经》、《须真太子经》、《持心经》、《戒备一切智德经》、《贤劫经》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经籍，为后世大乘佛教的传播打下了理论基础。时人称他为敦煌菩萨、月氏菩萨。跟随他的僧徒有上千人，而且“四方士庶，闻风响集”。他的许多译经助手，如聂承远、聂道真、竺法首、谏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也都成为当时汉地佛教的名僧。
竺法护在长安译经时所居住的佛寺名叫敦煌寺，位于今西安城北9公里处，据说后来他圆寂于此，人们为他建立了一座塔用以埋藏其灵骨和舍利。金皇统五年（1145），僧人政公修葺了该寺。大定二年（1162）敕赐额名“胜严禅院”。明正统年间（1436-1449）及成化十一年（1475），僧人了菴、性福和性惠、觉成分别又再续修了该寺。清顺治时，寺塔塌倒，舍利灵骨暴露于外，人们又将其盛装之后作了掩埋，并修葺了寺院。
现寺存正殿和山门各一间，殿后有一砖塔，高7级，砖表土心，其他建筑已经毁坏无存。
除敦煌寺外，在《西安府志》卷六十中还记载了当时其他一些佛寺的情况：
圣寿寺：亦名杨孔寺。位于今西安市蓝田县西7公里处。西晋永平元年（291）建。清顺治十年（1653）重建；
香城寺：位于今西安市城南，晋代思远禅师所建。后周显德中敕赐额名“广福禅院”。宋时更名为“善感”。到了元代曾多次对该寺作了修复；
山寿寺：位于今铜川市耀县西。明嘉靖九年（1530）曾作修葺；
遵善寺：是隋唐时代盛极一时的大兴善寺的前身。在永宁门外5里，西晋武帝时（265-289）建。隋开皇二年（582）营建新都大兴城时，将其与陟岵（zhì hù）寺都迁往新都的靖善坊，扩大重建成了大兴善寺。
（3）南北朝至隋代的佛寺——五重寺、道安寺、大香山寺、草堂寺及其他佛寺
从魏正始年间（240-248），由王弼、何晏开启的自由玄谈之风为起点，到西晋时已形成一种时代思潮，统称为魏晋玄学。所谓玄学，是以《周易》、《老子》、《庄子》（共称三玄）为基本内容，围绕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专讲本末、体用、有无、性命等抽象玄理。玄学不接触实际，唯以涉玄远来表现自己的清高。正好此时大乘般若类经典流行，不仅其义理与《老》、《庄》相符，而且其论证的方式有许多可借鉴之处，遂被引为玄谈之助。名僧士大夫多互相交往，似乎名僧不谈玄理，名士不懂佛教般若就有失风度。佛教在当时形成了清谈之佛教。
东晋时南北分裂，北方佛教的发展以后赵、前后秦、北凉为最盛。一般认为，北方佛教的发展，发轫于西域龟兹沙门佛图澄（252-348）在后赵的弘传。佛图澄是被后赵的石虎迎请至中原的，曾一度在长安进行译经活动，并从他开始，统治者准许包括汉民在内的平民百姓出家信奉佛教。
从魏至北周时期，佛教逐渐在中国扎下了根，不仅对佛典的研究更加深入，形成了诸多的学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而且，以寺院为核心的寺院经济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为隋唐时代佛教各宗派的创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济条件。
就北朝来说，佛教的盛行以北魏最盛。道武帝拓跋珪（396-409年在位）建立政权时，将佛教定为国教，准许在中原地区继续流传，并于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佛寺。他是一位见沙门都施礼的皇帝。试图通过佛教的社会作用，达到凌驾于汉胡两族之上的君主地位。对佛教来说，则正如道安所说：“不依国主，佛法难立”。为了兴隆自己，便主动与王权结合。到北魏第三代皇帝太武帝拓跋焘（423-452年在位）时，罗什佛教被纳入了北魏佛教中，继续推行。
太延四年（438），太武帝听信道士寇谦之、司徒崔浩劝谏，崇奉道教，并尊其为国教，自封为“太平真君”，认为佛教“为世废害”，令50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太平真君五年（444），太武帝下令诛杀佛教领袖玄高、慧崇，禁止官民私养僧人。七年（446），以发现长安一寺院沙门收藏武器、窟室内有妇女（实为郡牧富家因防战乱而暂藏寺中的家眷）等为由，采纳崔浩的建议，下诏诛杀长安沙门。据《南齐书》卷57《魏虏传》记载，长安的佛教徒被全部杀光。也许这一记载过于夸大，但着实为佛教徒的悲惨命运而感到惋惜。由此而引发了全国性的废佛运动。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后周世宗）灭法之始。直至文成帝即位（452），佛教才得以恢复。避难山中的高僧昙嚁也被召回帝都，协助复兴佛教，并开凿了闻名遐迩的云冈石窟。
孝文帝（471-499年在位）更是热衷于塑佛像，度僧尼，立寺院，设斋戒，建佛塔，广作佛事。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在此时营造的。宣武帝（499-515年在位）也大兴佛教，曾招千余外僧来帝都洛阳，特为他们建置永宁寺。由于崇佛皇帝的支持，到延昌年间（512-515），天下僧寺已达13727所。北魏末，都城洛阳有寺1367所。而长安亦有许多声名远播的寺院：
五重寺
357年，前秦苻坚（357-385年在位）登上王位，统一华北后，曾率十万大军讨伐东晋，攻下襄阳，获得高僧道安（312-385），遂将道安接至首都长安，将他安置在长安的五重寺，弘传佛法。其时寺中还有僧众千人，可见此寺在当时是有相当规模的。
道安是般若学六家七宗“本无宗”的创始人。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饱学中国诗书。12岁出家，师事佛图澄十余年，常代师讲经。佛图澄死后，因胡汉交战，迁徙流离于华北各地，曾在山西获泽（今临汾）与竺法济共同研究小乘禅学，并作注解。后到太行恒山（今河北阜平北）建立寺塔，弘传佛法，僧众数百人。后渡黄河南下，到新野（今河南西南）时分散徒众赴扬州、四川建道场，自己率弟子慧远等人到东晋辖地襄阳，讲授《放光般若经》，并从事对般若学的比较研究，考校译本，制定寺规。
到长安五重寺后，前来求教的中外僧侣络绎不绝。他的一生主要是组织翻译和亲译佛经，阐扬佛法和培养弟子。他撰写的《综理众经目录》（世称《道安录》，今已不存）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佛经总目，对自东汉孝灵帝至东晋两百年内汉译佛典的译者、译时、译地等，进行了探讨和研究。现存梁代僧祐编撰的《出三藏记集》，便是以《道安录》为蓝本的。
另外，他还制定了僧团清规和释姓制，规定凡佛门弟子均以“释”为姓。道安制定的僧团清规对以后佛寺中僧侣的生活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必须提及。
所谓“僧”，是梵文“僧伽”之略，意译为“和”、“众”、“和合众”、“和合僧”、“法众”等，即是僧团，一般需要四人以上。普通称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为出家四众或四僧伽；广义上也包括在家的男女居士及式叉摩那（沙弥尼成为比丘尼之前的两年间），称“七众”或七僧伽。这里所讲的“僧团”，是指出家修行传法的僧人团体，即普通意义上的“僧伽”。佛教在中国社会逐渐流行后，就出现了一些以个人译经僧（如西晋的竺法护）为核心，或以某寺为传法基地（如洛阳白马寺）的僧团。到后赵时，则形成了以佛图澄为最高首领（称“大和上”）的全国性僧团：“受业追随者，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高僧传》卷九）。从后赵末年开始，社会动乱，后赵的全国性僧团瓦解，在北方形成了许多以佛图澄弟子为中心的地方性僧团，其中较大的就是道安的僧团和泰山竺僧朗的僧团。道安时汉地虽有戒律，但极不正规，于是，他参照已有的戒律为僧团制定戒规，即僧尼规范，其内容主要包括：讲经说法的仪式和方法；日夜六时修行、衣住的规定；对半月举行一次的说戒忏悔仪式（布萨）以及夏安居结束时举行的检举忏悔集会（差使、悔过）的规定。道安制定的戒规影响很大，据《大宋僧史略》卷中说：“天下寺舍，遂择而从之。”
以后，道安组织僧徒四出传教，对当时佛教的传播影响很大。他的弟子慧远被派遣到荆州，后来在庐山组织白莲社，完成了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开创任务。而且，他所建造的东林寺被胡适先生认为是代表着中国“佛教化”和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到唐代其寺中藏经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长安的西明寺而列全国之首。
与道安同时云集长安的僧人还有许多，如凉州的竺佛念、西域的昙摩侍；罽（jì）宾国的僧伽跋澄、僧伽提婆；月氏国的昙摩提难等。经过他们的努力，东汉以来的佛教禅法与般若二系，在长安已呈集大成之势。
五重寺的具体位置，据传在现西安市长安县樊村乡漳义村。
道安寺
位于今西安市户县大王镇凿齿村（今凿日村）。
据《西安府志》卷六十记载，当时道安与习凿齿常在此游览。习凿齿是道安在襄阳所交的挚友。他是襄阳的名士，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博学洽闻，以文章著称。苻坚攻陷襄阳后，就将道安与习凿齿共同送到长安，并常常接见与语，赏赐颇丰。
该寺已在文革中被毁。据当地的老年人介绍，寺中原有壁画、石雕佛像和罗汉像，更有一座数尺高的鎏金佛像，其背光是由金箔贴成的，金碧辉煌，工艺精美，也在同时被毁。寺址所在地现在早已是一片农田。在离寺址不远处，当地的人们近年又新建了一座砖砌小房子，它的形状类似一个门楼，其中供奉着一尊石雕造像，据说这是道安寺的遗物，俗称“爷像”。造像粗犷的雕造手法，颇有几分沧桑感。在小房子的门边，散落着一个石雕的莲花柱础，据说也是寺中的遗物。
大香山寺
位于今铜川市耀县县城西北约45公里的庙弯镇香山寺村。山有三峰突起，形似笔架，风景优美。中峰半腰有天然的石穴，即香山正洞，也称崎峰洞，苻秦时开始在此建寺。北宋雍熙年间（984-987）曾建胜果白雀寺。清康熙年间，开山破石，历时15年，共修建殿亭阁楼90余间，使这里很快发展成为当时佛教的八大名山之一。1920年因火灾而焚毁。现存寺院为1923年后修建。大香山寺在东南亚一带颇有名气。
草堂寺
后秦时的佛教，兴盛于其第二代王姚兴统治时期。长安仍是当时佛教的中心。全国僧尼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为了协助政府管理僧尼，姚兴下令设立僧官，并由僧人担当此职。这是中国佛教史上设立僧官制度的开始。全国的最高僧官称为“僧正”，以佛法戒律管束僧尼，地位相当于侍中。仅次于僧正的僧官是“悦众”，从梵文karmadana意译而来，也译为“授事”、“知事”，或音译为“羯磨陀那”，或梵汉合译为“都维那”，其职责是协助僧正，执掌庶务。再次是“僧录”，管理僧人户籍、处理日常事务。
这时草堂寺闻名天下，因为在这里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演绎了一段中国佛教史上辉煌的历史，使他成为了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其所译之佛经，成为后世建宗立派的基本依据。
鸠摩罗什（344-413，一说350-409），又译为鸠摩罗什婆、鸠摩罗耆婆，略作罗什，意译为“童寿”。其父鸠摩罗炎在天竺抛弃相位出家为僧，东渡葱岭，远投龟兹（今中国新疆库车一带），与龟兹王的妹妹耆婆结婚，生鸠摩罗什。罗什7岁随母出家，学习小乘佛教经典。9岁随母到罽（jì）宾（今克什米尔地区）从槃头达多学习《阿含》等经。12岁随母返龟兹途中，在疏勒遇到沙车王子、大乘僧人须利耶苏摩，聆听他的讲经后便改学大乘诸经，受诵《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等。由于他对大小乘经典的博通，因而名闻西域诸国。回龟兹后，讲经说法，声誉更高了，以致其声名远播汉地。道安晚年曾建议苻坚谴使西域，迎请鸠摩罗什。
前秦建元十八年（382），苻坚派吕光出兵西域，攻伐焉耆，灭了龟兹，将鸠摩罗什劫持到凉州。吕光自立为凉王；罗什随吕光滞留凉州达17年之久，精通了汉语。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攻伐后凉，亲迎罗什入长安逍遥园西明阁，以国师之礼相待，其弟子达3000人。
罗什在逍遥园主持译经达6年，使长安有了规模宏大的译场。帮助他译经的人就达800多人。
据说他译经时，手执梵本，姚兴拿着旧经，相互对照，悉令会通。因此，译出的经典质量很高，译出的经律论杂藏等，几乎相当于中国译出佛教经典总数的十分之一。共译出《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花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和《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及《十诵律》等35部249卷（见《出三藏记集》；《开元释教录》一说为74部384卷）。所译经典范围重点在般若系的大乘经典和龙树、提婆一系的中观派论书。所译经论被称为“新经”。其中，三论成为三论宗的主要经典；《成实论》成为流行于江南的成实派的主要经典；《阿弥陀经》是净土宗所依三经之一；《法华经》开天台宗绪端；《金刚经》则启发了慧能的禅定。罗什所从事的译经工作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官府出面，对佛教经籍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翻译活动。
罗什在长安的译经场所，除逍遥园外还有大寺，从弘始八年（406）以后，罗什便在大寺中主持译经。大寺建造在逍遥园旁，它是现今草堂寺的前身。
据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八记载，罗什曾在大寺中建了一间木屋，屋顶用茅草搭盖，草堂寺之名便由此而来。唐代天宝（742-756）初年，飞锡法师住寺弘扬净土法门；贞元（785-805）间，澄观法师住寺撰修新译《华严经》后分经疏十卷；元和（827-835）间，定慧禅师宗密也常住锡此寺，从事撰述，并对草堂寺作了修复，改名栖禅寺。直到会昌元年（841）坐灭于兴福塔院（兴福塔院是埋藏和尚们的地方，现在已不存在）。宋乾德四年（966）又改名为清凉建福院。金代复称草堂寺。元代，逍遥园、栖禅寺、草堂寺三名并用。清雍正十二年（1734），罗什弟子僧肇被封为“大智圆正圣僧”，因改名为圣恩寺。同治以后，寺宇几全毁。1952-1956年曾两次修葺，1981年开始翻新大殿、僧房。
草堂寺现有的山门庄严壮观，上书的寺名为赵朴初先生题写。进入山门便是天王殿，殿内东西两侧供奉着四大天王塑像，正中是大肚弥勒佛像，像后则是全副武装的韦驮天。穿过天王殿，站在钟鼓楼之间，新建的大雄宝殿矗立在眼前。殿内供奉着横三世佛，高约10米，庄重而又和蔼，正中是释迦牟尼佛及其弟子迦叶和阿难，左侧是手托佛塔的药师佛，右侧是手托莲台的阿弥陀佛。十八罗汉分列两壁，造型生动各异。大雄宝殿的背后是经堂，现供有缅甸同仁捐赠的汉白玉佛像一尊，佛像后供奉着十一面观音像。
经堂西面的场地很宽大，首先见到的是一座典雅的小亭，亭中所藏便是著名的“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因塔的石色呈现出八种不同的颜色，故又称八宝塔。塔高2.33米，八面十二层。由塔座、塔身和塔刹三部分组成。其上雕刻着须弥山、水波、流云、受花、仰覆莲等图案。风格古朴典雅。
据说，该塔的建造主要是为了埋葬罗什的舌头的。罗什译经非常认真，每次必先领略了原经之意后方才动笔，他曾说，如果自己译的经文不准确，死后焚烧身体时，舌头就会烂掉；如果经文不失原意，舌头定完好无损。果然，他圆寂后，弟子们将他火化时，发现他的舌头没有半点损伤。于是，弟子们便建造了这座舍利塔用以埋葬他的不烂之舌，并对他所译之经典信服不疑。
在八宝塔亭的南面是日本日莲宗捐资兴建的“鸠摩罗什三藏纪念堂”，其中供奉着鸠摩罗什大师手结禅定法印的旃檀木像。像背后是一幅日本风格的飞天壁画。堂中的一大一小两个供案，是在缅甸制作的九龙吐水供案。
在八宝塔亭的北面是著名的关中八景之一的草堂烟雾井亭。由于草堂寺处于秦岭圭峰山下，地热资源颇丰，地热由寺井中冒出，尤如清淡的烟雾，笼罩在寺院上空，蔚为壮观。因而形成一景。由于环境的恶化，我们现在已经看不见这一奇观了，唯有伫立井旁，遥想枯井当年的美景而徒嗟叹。
草堂寺是陕西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西安市户县草堂营村西北，属草堂镇，距西安约30公里。中国佛教三论宗将该寺奉为祖庭，日本佛教三论宗及日莲宗也将它作为礼奉圣地。
寺中保存有许多碑刻，如《敕封大智园正圣僧禅师僧肇碑记》碑、《宗派图》碑和唐代著名书法家裴休撰书、柳公权篆额的华严宗五祖《定慧禅师传法碑》等都非常有名。
罗什寺
位于西安市户县南2.5公里的余下罗什堡。据说当初这里并没有佛寺，鸠摩罗什有一次来到这里，坐下休息时将鞋子脱下来抖土。他走后便从抖落的泥土中长出了一棵树，树叶像手掌一样大，二月开花，花似柳絮，八月结果，果似板栗。人们将此树称为净土树。寺院便是因为此树而建造起来。明成化二十年（1484）重修该寺。
现在，净土树早已不存，原有的建筑大部分也已毁坏了，部分寺址上已修建了民房。罗什寺俨然是个四合院，惟一气派的是新建的高大山门，山门后依次是天王殿和大雄宝殿，两殿都是在原殿址上修复建造起来的。天王殿中供奉着大肚弥勒佛和四大天王及韦驮天塑像；大雄宝殿正中是释迦牟尼佛坐像，迦叶和阿难分立左右；两侧各供奉文殊和普贤菩萨坐像。天王殿侧又新建了一座“罗什祖师殿”，内供涂金罗什像一尊，像后的壁画描绘着罗什讲经的宏大场面。
罗什寺现占地面积约有20余亩。寺中并无僧尼，常有一户居士看管。庭院中除了芳香的花草，还有一片碧绿的玉米地，红红的缨子点缀着幽静的寺院，到底不知这里是出家人的世界，还是农家的小院。
（4）其他佛寺
这个时期的一些寺院，因为规模小，而且是民间创建的，因而在史籍中没有记载。但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却使它们的面貌浮现出来。1975年3月，在今西安市未央区草滩镇李家街村，发现了北魏寺院遗址，其面积不详。寺址内零散遍布砖瓦残片。并出土了有北魏年款的白石造像17尊，砂石造像2尊，以及2尊残损的石佛像；1978年，在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乡中官亭村，发现了北魏至唐时的寺院遗址。面积不详，寺址内散布唐代砖瓦残片，并出土了北魏及唐代残石造像各1尊；70年代初及1981年，在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巨家庄村，发现了北朝和唐代的寺院遗址，面积不详。寺址内有殿堂基址及砖瓦等。并出土了北朝石经幢座、唐石经幢顶、小石棺、石佛像等；在今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宫乡大白杨村，发现了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北魏至唐代的寺院遗址，出土了北魏石佛造像1尊。在铜川市耀县稠桑乡西墙村也发现了数百平方米的寺院遗址，1987-1988年先后出土了北朝至隋代所造佛像、造像碑、碑座等20余尊（通）。与此地相临的西稠桑乡也发现了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从北周至宋代的寺院遗址。
此外，在都城外也有一些寺院见诸于书：
龙广寺：位于今渭南市大荔县北20公里。《陕西通志》载为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建。
龙华寺：位于今铜川市耀县北一里许古步寿原南崖下塔坡。西汉宣武帝神爵二年（前60年）在此建有步寿宫。北魏时立为龙华寺。隋称大象阁，唐称神德寺，宋又扩建并立佛塔。现佛塔仍存。
武陵寺：位于今咸阳市永寿县永平镇武陵山。北魏时（386-534）平阳王熙建。他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之子。明初碧峰禅师曾居于此寺，现寺已毁。寺中尚有一座砖砌佛塔，呈八角形，有说建于道武帝天兴年间（398-403），有说为唐塔。经明嘉靖地震后，塔已倾斜并有多处残破，今称永寿塔。
永宁寺：位于今西安市长安县。北魏献文帝（466-471年在位）时建。寺中还有一座七级佛塔，高30丈。
元安寺：又称宝泉寺，位于今西安市东南的南五台山山顶。北魏宣武帝永平（508-512）中，又在山下增建了下宝泉寺。
饶益寺：位于今渭南市大荔县东南朝邑镇南5公里的新市镇。创自萧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唐贞观二年（628）修建寺内13层佛塔。明天顺（1457-1464）、万历（1573-1620）间曾多次修葺。
延昌寺：又称万佛寺。位于今铜川市耀县西约8公里处的下高埝乡赵家坡村。《耀州志》载：“延昌寺，临涧谷河，建自后魏延昌公主始，公主持戒行，结庵于此，手塑万佛，人遂称万佛寺。宣武时，屡诏公主归，坚辞不赴，卒葬大唐山下，陵号曰延昌，因敕寺额曰延昌寺。”寺院早已毁，仅存金代10层石塔和宋代九级砖塔各一座。尤其是金代石塔，是由整块青石雕刻而成，高2.62米，底座边长0.68米，塔顶及四周雕造佛像404尊，现已移耀县药王山保护，为省级重点文物。
大定寺：在今西安市户县东南云际山。北魏僧人李顺兴隐居于此，诵《金刚经》。但此寺这时尚未成形，李顺兴在此只是“聚叠瓦塔，以记经数”（《西安府志》卷六十）。至隋大业中，此地被赐给驸马尉迟安为柴庄，“安见一老人，谓曰：‘此古寺地，何不再葺之？’安遂置寺，因掘地得顺兴石像焉。”（《西安府志》卷六十）。隋仁寿元年（601）寺名改为“居贤捧日寺”；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又改为大定寺。金大定中（1161-1189）再次修葺。
通灵寺：故址位于今西安市临潼区东北约18公里的纸里乡，现在是通灵寺小学的所在地。
（5）佛教在长安的继续发展
北魏永熙三年（535），孝武帝为高欢所逼，从洛阳入关，鲜卑族将领宇文泰拥立孝文帝（535-551年在位）建立了西魏政权，定都长安。宇文泰死后，其子宇文觉代西魏称周天王（北周闵帝，557年在位），大权由宇文泰之侄宇文护掌握。到560年，周武帝（560-578年在位）宇文邕（yōng）即位时仍是这样。军政大事他不能参与，只好以谈玄论道和重视祭祀来防止宇文护的猜忌。建德元年（572），周武帝杀了宇文护，夺得大权，得以亲政。
北周武帝统治时期，对佛教采取了强烈的废禁政策，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二次法难的制造者。他灭佛的原因由来已久。北周所辖的区域，除作为政治中心的长安外，还包括了今甘肃、湖北和四川等省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从晋代开始佛教就很盛行，尤其长安作为后秦的都城，形成了以鸠摩罗什为首的佛教僧团，以主寺院为中心，译经、传教，影响很大。据《历代三宝记》所载，仅鸠摩罗什所在的草堂寺周围就聚集了3座寺院，东面为常住寺，南面为京兆王寺（后改为安定国寺），西面为大乘寺。到魏时，据《魏书·释老志》载，全国僧尼人数已达200万，占总人口的十六分之一；佛寺30000余所。同时，从北周建立时起到武帝统治时期，佛寺的建造始终没有停息过。《辩正论》卷三载宇文泰在长安先后建立了追远、陟屺（zhì qǐ）、大象、魏国、安定、中兴等六座寺院，度僧千人。并为突厥可汗造突厥寺等。明帝时还在长安建造了陟岵寺。《金石粹编》卷一一八载，长安的万寿寺从周初便开始不断地扩建，仅僧房就达到197间，庭院两旁还有大片的树林，有两顷60多亩“香地”，众多的僧侣在此受度，并获得了免除差役的“牒”。寺院不仅占据了大片的沃土，而且僧尼还享受着免租、调和徭役的特权。许多人为了逃避赋税和兵役，也都纷纷遁入佛门。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不满。周武帝又试图灭北齐，统一北方，所以必须强迫僧众和被寺院控制的民众缴纳租调，负担徭役、兵役。
武帝曾先后7次集众讨论儒释道三教之优劣，更令群臣详论佛道二教的先后、同异、深浅，意在废斥佛教。建德二年（573），宣布三教以儒为首，下令将佛、道一并废斥，沙门、道士还俗达200万人。建德六年（577）在攻下北齐邺都后，再次下令将齐境内的佛寺4万所全部改作宅地，还俗僧侣近300万人，焚烧经像，财物充公。他的这些举动对佛教来说的确是个重大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