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菊夫唱妇随：“爱情没任何理由，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
“那也得王八看绿豆对上眼才行。”我正经说，“她给我介绍一个做小生意的伙伴，明天见那人。”
“你喜欢书，又是读书又是写书，倒适合干这个。”陈菊说。
小夫妻把我们送到公交站然后返回。在长安街，我像塞沙袋一样把李皓往最后一趟728路公交车里塞，他被夹在门缝里不能动弹，我拿出吃奶撒尿的劲儿，就差飞踹一脚了。李皓走后，我穿过地下通道，向朝西的公交站走去，迎接另一场血拼。
武彤彤和我想象中很不一样。她走路说话风风火火，颇有男子风格。她轮廓硬朗，犹如硬笔版画人物。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白不黑，一头短发整齐而精爽。她穿灰色短衫，斜挎一黑色大布包，浅蓝色裙子，一双凉皮鞋。武彤彤脸上有些小痘子，疑似青春遗留物，她微笑起来显露的牙齿略有四环素色素沉淀。她小巧的黑色边框眼镜后的目光炯炯有神，有一种审判官似的严厉和尖锐，让我本能地回避直视。总的来说，她不算漂亮，却健康精干，一看就是工人阶级的女儿。我心里嘀咕着，莫非名校的书呆子就不一样吗？
我住四人间，客人都出门了。没空调，寒暄时，武彤彤热得不停地用杂志扇风。我拿出新买的矿泉水，搬过立式电扇，抱歉地说：“便宜没好货，有空调的标准间要二百多块呢。”
“你可以找地下室旅馆，光线不好，但凉快。北京地下室旅馆很多。”
“呵呵，主要还是钱的问题。”我笑着伸出拇指与食指中指快速摩挲几下，这潜意识下的形体语言，让我俗不可耐的嘴脸暴露无遗。
“那倒也是。”她说，然后从大布包里拿出稿件来，满脸窘迫，“该我说不好意思了，每次退稿子，我都非常惭愧，这次更是，这是我出国前看的最后一部稿子。你别太难过了。”
“嗨，都麻木了。”我强作笑颜，随手接过稿子塞到枕下，“谢谢您尽心了。我就是无聊透顶，庸人自扰。”
“我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权力与金钱之争，理想主义破灭，囚徒困境——”她说。
我哈哈大笑：“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什么意思？”
“两年前，几个评论界的大尾巴狼也这样说，不过我觉得更应该叫困兽犹斗。都怪他们，书还没出就给我一等奖，难免让我自我爆炸。”
“你说的那些都有谁啊？”
“白马、黑马、瘦马、非马、夜马……都是马，应该叫他们大尾巴马才对。”
“我知道这帮人，不怎么地，他们都是走穴捞钱，满嘴跑火车，你别在意。”她说。
“也太不值钱了，四百九十九元会务费，评价就这么高——囚徒困境。要给一万块，肯定把茅盾奖扛回家；有个十万八万，肯定弄个诺奖——提名啦。”我数落起来。
“我可一分钱好处还没落着啊。”
我意识到不妥，立即说：“不给钱，才说真话呢。——我们说正事吧。”
“我已经约好了，下午两点，阜成门华联商厦门口。”她说，“那人叫陈宁安。”
“那人怎么样？”
“我觉得还行吧，也不是太熟悉，因为工作关系简单接触过。”
我一看快午饭时间了，就邀请她去楼下吃川菜，她很高兴地说：“我很喜欢川菜，还是我请你吧，给你接风，你是客人嘛。”
“这儿是四川驻京办，谁是客人啊？”我笑。
“可这儿是北京啊。”
“北京属于全国人民的，你就别争啦。”我站起来说，“这里川菜挺地道的，就是有点贵。”
“好吧，下次我请。”
我关掉电扇，拿起钥匙、钱包，她拿起包。我锁好门，朝电梯口走去。她说：“你和照片上不太像了。”
“是吗？那是八年前的照片了。”我感慨道，“生活的艰辛就像一把刀子，杀人不见血啊。”
“我不是说你老了，照片上特别严肃，你挺乐观的。”
“像我这样的社会渣滓，党不疼国不爱的，再不乐观点，你说我怎么活？”我按开电梯，让她先入。
“哼，还挺绅士的。”她笑。
吃饭时，我们闲谈起她留学的事情。我问：“为什么非要留学呢，学海无涯苦作舟啊！”
“我本来不想走，可是国内很多地方不尽如人意。”
“你能够混到北京——对不起，我不该用‘混’这个词。你留在北京，还当大学助教，多让人羡慕啊，还走啊？”
“嗨，这算什么。我的大学同学，走得差不多啦，我算晚的了。”
“人民把你们培养出来，都这么走了，这社会主义还怎么搞啊？”我笑言。
“呵呵，你说话的口气像个保守派官僚。”她也笑起来，“可是他们的子女差不多都在国外，所以这个问题你问错人了。再说，就算我想留下来建设社会主义，我没机会啊。”
“怎么没机会了？”
“这儿的事情你又不是不知道，你那个小说不是一半都写机关人际关系吗？”
“我那是瞎编，事实上我一天也没在机关待过，一毕业就沦为社会闲杂了，现在是资深社会贤达，进入政协指日可待。”我转而问，“大学应该单纯多了吧？”
“呵呵，你没待过，文化人成堆的地方累上加累，全来阴的。我是直性子，很不适应，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
“明白了，《围城》里有一句话：鸡鸭多的地方，粪多；女人多的地方，笑多。斗胆来个狗尾续貂，文化人多的地方，妖风多。”
“精辟！”
“这个‘川北凉粉’是我家乡小吃，尝尝怎么样？”我把刚上的菜介绍给她。她尝后说：“真辣，过瘾。”
“你是去读什么专业来着？”
“文学，也许转成社会学，社会学更有前途。”武彤彤解释说。听见社会学我TMD就想笑，我拼命忍住了，问：“你这一去几年啊？”
“如果读硕士，三年吧；如果读博士就长了，人文学科硕士加博士要读七八年，甚至十年。国外不认中国的研究生学历，连我母校都不认，所以我会从硕士读起。”她被辣得直嘘气，拿起凉茶喝起来。
“就这么读下去啊？”
“走一步看一步了。”
“还回来吗？”
“不知道，看情况再说。——你怎么这么关心我啊，怕我嫁不出去啊？”她忽然异样地盯着我。我一慌：“呵呵，你现在就已经很困难啦。这是个社会问题，你就研究你自己吧。”
“你什么意思？”她笑起来。
“地球人都知道，自太监消失后，人类就分为三类——男人、女人、女博士。”我一本正经地说，“现在人妖填补了太监的空缺，严格说还是有四类。”
“我抗议！我看你一点正经没有！”她笑着嗔怒道。
“我说的是事实，要不我们做个试验。”我提议。
“什么诡计？”
“也没什么，就在这餐厅，如果嫌人少，咱们吃完饭上长安街去做这个试验。”
“干吗呀？”
我绘声绘色：“你呀，就对大伙高声宣布，本人某某，京华大学博士，二十九岁，未婚。你看有什么反应？”
“我神经病啊？”武彤彤拿餐巾纸捂住嘴笑，“我知道——我知道你拿我开涮。你说有什么反应？我倒想听听。”
“那问题可严重了。”我信口开河，“恐怖袭击啊！如果在餐厅，所有男的都趴桌下去啦；如果大街上，会爬树的都上树上房梁，不会爬树的统统钻进地铁防空洞啦。”
她笑得喷饭：“笑死我啦，我有那么寒碜吗？”
“不是你寒碜，而是哥们儿寒碜。”我用餐巾纸抹抹嘴唇，问她，“吃好了吧？我们结账吧。”
“味道真不错，有机会再来。”武彤彤一边收拾自己的包，一边说，“我第一次看你的书稿，还以为你也是哪个名校出来的呢。”
“呵呵，听听这个‘也’字，你有智力上的优越感。”我说着向服务员挥手。
“你多虑了。”
“没关系，这是骨子里的东西，谁都一样。”我掏钱付账，接着说，“就像从小我们受尽了老师在知识上的欺负，有机会就转嫁出去。”
“你真敏感，我得小心应付了。”她笑。
出院子，胡同，上长安街，我们并没有做那个试验，而是从建国门乘地铁前往阜成门。不是上下班高峰期，却是旅游高峰期，地铁里人山人海，警察和保安异常多。武彤彤动作比我还敏捷，一个闪身就挤进了地铁车厢门。我被人群堵在后面，她眼明手快，不由分说一把拽住我，几个回合，我像一个累赘一样被拽了进去。刚正常呼吸几口，突然一个男的一惊一乍地叫道：“特大消息啦：著名歌星甜妹自杀了！甜妹不堪人言可畏于昨夜两点在家中自杀，年仅三十二岁！……两块钱一份！”
一个看上去颇有气质却失魂落魄的男青年拿着一摞报纸，迅速地在旅客眼前一晃，反复吆喝。这是一份闻所未闻的报纸，封面上的确有甜妹自杀大标题，配以甜妹玉照。大多数人都木然，一个人咕哝一句：“关我屁事！”
武彤彤说：“得了，这一段时间甜妹天天自杀！”
我凑趣：“与时俱进了，两年前我来北京时刘德华天天自杀，现在成甜妹啦。”
果然，几个买了报的发现上当，破口大骂，报贩已经下了车。几个职业地铁乞丐换班了，他们挨个儿要钱，脏兮兮的手伸到你的鼻子前，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你，把你盯得问心有愧魂飞魄散。我们拒绝和乞丐对视，面对面交谈着。半个小时里，我们紧紧站在一起，拉住吊环，前言不搭后语地聊着一些琐碎的话题：北京交通、天气、食物、留学……有时候，我能感觉到她温热的鼻息气流拂过我湿漉漉的脸面。
江苏人陈宁安一副典型的、还没富起来的中年知识分子形象，清癯、精明而虚头巴脑。他背着一黑色帆布包，眼镜背后是疲惫、机警而游离的双眼。寒暄几句后，他拿出一包极为廉价的“红河”香烟，示意我也来一支，我婉拒了。
阜成门华联商厦顶楼餐饮部，我给他们一人买了一杯饮料，开始畅谈我们的发财大计。陈宁安先问我对图书行业是否熟悉。武彤彤帮我回答：“人家都写书了，能不熟悉吗？”
“我爱逛书店，也挺爱买书。闲人嘛。”我说。
“那多好，以后出书了直接放自个店里卖得了，省得被剥削一次。”陈宁安将烟点燃，猛吸一口，兴奋地说，“书店赚的就是闲人的钱。咱中国这么多人，闲人也少不了。您一年买书花多少钱？”
“难说，时多时少，一年下来怎么也得几百块钱吧。”我说。
“如果每个人花你一个零头就不得了，‘席叔书屋’您知道吗？”陈宁安问我。
“听说过。”
“那就是几个闲人开给闲人的书店，现在做大了，听说要上市了。还有‘三联书店’也是闲人养起来的。”
“‘三联’是老字号了。”武彤彤补充，“改天我带你看看吧，很有特色。”
“更不要说——”陈宁安继续说，“咱们还可以赚学生的钱。中国有几亿学生呢，这个市场，可以说无穷大，光北京就有几百万学生。”
“从理论上说没问题，我相信这个市场绝对没问题；还是谈谈我们的想法吧，越细越好，最终还得落实到细节上。”我说。
“有道理，魔鬼在细节中。”陈宁安从黑包里拿出一个大本子，翻开，再取出一支笔。我们几个像研究军事地图的参谋一样俯身端详起来，就差一个放大镜了。陈宁安指着简约地图上密布的三角形说：“我通过各种途径，基本摸清了北京书店分布图。根据我们现有资金，只能开一家店，而且店面很小，还不能在繁华地段。”
我笑言：“咱们是小米加步枪啊。”
“可不是嘛。”陈宁安叹息，又转问武彤彤，“要不你也入一股吧？”
武彤彤直摇头：“你看我像有闲钱的人吗？能给你介绍一个就不错啦。我才上了三年班，一月一千多，我能干什么；做兼职那点钱，还不够我考G（RE）考T（OEFL）的。”
“那行吧，你以后寄点美元来也行，咱一不留神成中美合资啦。”陈宁安说。
“好啊，不过文科奖学金很低的。”武彤彤说。
“学校周围怎么样？”我问。
陈宁安摁灭手上的烟头，说：“主意是不错，但每个人都这样想，就麻烦了，房租贵，书还打折，反而挣不了几个，竞争太激烈了。”
“看来我们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老路了。”我说。
“战略上是这样。”陈宁安说。
武彤彤插嘴：“北京发展非常快，摊大饼似的。现在的城郊，没几天就是城里了。海淀、朝阳、丰台以前都是农村呢，我以前上学时校外北大荒似的。”
“武老师——武编辑说得有道理，那你有什么选址呢？”
“我觉得咱们应该去天通苑或回龙观。”陈宁安大手一挥，手指落到地图北部边缘地带，“天通苑号称建成亚洲最大的居民小区，规模是七十万常住人口，比一个中等城市还大；回龙观是北京最大的经济适用房小区，也有几十万人。这两个地方，现在正大兴土木呢，轻轨也开工了，用不了五年，绝对也是人山人海了。要不我会在天通苑买房？现在那里一家书店还没呢，房租很便宜。我看过，三十平米的门面房，月租五千块可以拿下。”
“听上去不错。”我附和道。
“当然了，我盯上这儿很久了。”陈宁安信心百倍的样子，“我不迷信，但风水还不得不考虑一下，这俩地方都在城北，上风上水。”
研究的结果是谨慎乐观。陈宁安建议：“我们不妨实地去看看，我和我媳妇现在租房住在那里，我们去坐坐，我让她早点做饭。”
武彤彤问：“那得倒几次车啊？”
“是挺远，不过从这儿过去只倒三次，估计两个多小时就到啦。”
我大吃一惊：“还不远哪？从成都到北京坐飞机也够啦。”
“在北京这很正常，时间长了就习惯了。”武彤彤说。
我征求武彤彤的意见，她说看我，我说闲着也是闲着，就去看看吧。计程车从西二环北上，在北二环向东，再从安定桥北上，进入亚运村地区，一出立水桥，庞大的建筑工地望不到边，尘土遮天蔽日，各种工程机械震耳欲聋，简易工棚随处可见；灰头土脸油光闪亮的民工们或来回穿梭或紧张施工，和阿富汗难民相比，他们少了一件长衫和头巾，多了一个安全帽。
我们在破旧不堪的红砖楼小区下车。附近街上布满各种简陋商店，商店内外摆放着质量可疑的商品，劣质录音机播放着民工们喜欢的《大花轿》什么的，炮制出一种神经质般的喜悦。花花绿绿的劣质广告牌参差不齐，脏兮兮的玻璃上贴着明星图片，建筑物墙上到处是红油漆刷写的“拆”字，笔法极凶悍。街上行人寥寥，大多数是民工。如果不是周围的庞大建筑工地和高架桥，你很容易把这里认成某个内地小镇。这地方，我看三五年内很难成为成熟社区。看了几处门面房，我脸上若无其事，心里一片冰凉。
进屋时陈宁安老婆正做饭，油烟呛人，我们赶紧进屋坐在简陋的沙发上。武彤彤问：“嫂子从老家过来的吧？”
“是的，下岗啦。”他说。
“好啊，我也下岗啦。”我说。
“你也下了？嗨，你才多大呀？”陈宁安说。
“下不下岗不取决于你的年龄而取决于你的运气。”我愤愤地说，“一个行业不行了，所有人都遭殃，一刀切。”
“嗨，咱这儿的事很难说，体制性的。”陈宁安说。
武彤彤说：“不合理的事情多了去了，合理我就不走啦。”
“还是你好啊，惹不起躲得起，我是无处可躲啊。”陈宁安给我们倒水，“说实话，我也是为老婆找个事情做，刚开始也不用雇人手。”
陈宁安又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我回去好好想想，明天有空去回龙观看看，反正没事。武彤彤说：“我陪你去吧，离我那里也不太远，明天我就一件事——递交辞职报告。你赶过来吃午饭吧。”
我说：“学生食堂我就去，很久没吃学生食堂啦，挺怀念的。”
“替我省钱啊，那好啊。就这么定啦。”
“他们放你走吗？”陈宁安问武彤彤。
“我想巴不得吧，少个刺儿。不过也许会做深感震惊状，假惺惺挽留一下。”武彤彤耸了下肩，“然后双方都解脱了，眼不见心不烦了。”
“这就叫双赢。”我插嘴。
我和武彤彤在亚运村分手。倒了几次车，炎热、拥挤、争吵和两个多小时的漫长路途把我折磨得就像打了一场大规模内脏战争。还好，一路上没遇到查证件的，回到住处，五脏六腑基本还在。
旅友们都睡了，我探头探脑地进屋，取出洗漱用具。平躺在床上，突然电话响了，武彤彤来的，我压低声音说都睡了，她赶紧说只是看你安全到了吗，晚安，明天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