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白羽曾谈到他的散文《春雪》的构思过程。文章写于八十年代第一春，这新的年代的开始，正是我国实现四化的伟大转折的开始，这年春天下了三场春雪，落第一场时，他就开始思索，通过洁白、温暖的雪来表达这个大时代，但没有写出来，下了第二场雪，还是写不出来，“只在第三场大雪落下来了，我一次又一次观察、体验，苦苦思索，只当我站在正在落雪的白杨树下，听到水落到泥土里的声音，我才一下抓住了事物的精髓，豁然开朗，完成艺术构思。”作家还谈到，“我写散文常常苦苦思索，百思不得其解，而后，偶然得之，一触即发，便成文章。”这绝不是什么“主观存在的神秘的灵性”，“它是现实生活、积累、丰富、联系、比较、思索、突破，是从现实生活辛勤劳作中爆发的思想闪光的火花。”（《芳草集》序：《天涯何处无芳草——序》）正是这样，巴尔扎克才对“偶然”作了这样的高度评价：“偶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若想文思不竭，只要研究偶然就行。”（《人间喜剧》序言）既要重视长期积累，又要善于捕捉偶然，才能源源不断地从生活中提炼主题思想。这就是主题提炼的基本规律。
主题的选择
立意，立什么，不立什么，应该有所选择。“要选政治上重要的、为人民大众所注意的、涉及最迫切问题的主题。”（《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这是列宁在编辑工作中提出的选择主题的原则，也应当成为一切文章写作选择主题的基本原则。
选择主题，要服从政治形势的需要，要考虑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要反映迫切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是由文章的性质所决定的。文章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里，语言、写作规律没有阶级性，而文章是有阶级性的，它必然要为一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服务，作他们的舆论工具和斗争武器。“文须有益于天下”（顾炎武），我们的文章要成为革命斗争的榴弹和枪炮，成为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宣传党在一定时期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在现阶段，必须有利于开创社会主义新局面，鼓舞人民同心同德为四化而献身，歌颂新时期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鞭笞一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意识。这些政治上的重大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十分注意、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从这些方面去考虑文章的立意，文章才具有“共产主义比重”，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文章也才会有生命力。如别林斯基所指出的：“如果艺术作品只是为了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没有任何发自时代的主导思想的强有力的主观冲动，如果它不是苦难的哀歌或热情的赞美，如果它不提出问题或者回答问题，那么，这样的艺术作品就是僵死的东西。”
立意要服从政治形势的需要，就要反映出时代的特征，要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同是以白杨树为题材，在散文方面，茅盾四十年代写了《白杨礼赞》，意在赞扬北方军民坚强朴质、力争上游、团结抗战的斗争精神。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我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斗争方针，茅盾正是从宣传党的这个政治主张出发才写了这篇立意高远的散文名作。靳以在五十年代写了《耸天的白杨》，写的是朝鲜土地上的白杨树，歌颂了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坚持斗争的朝鲜人民军的英雄品格。袁鹰六十年代写的《白杨》，同茅盾的《白杨礼赞》一样，也是赞祖国大西北的白杨树，然而他不为《白杨礼赞》的立意所囿，赋予了白杨树以崭新的时代风貌，歌颂在新疆扎根落户的边疆建设者的艰苦创业精神。当时正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袁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在激发人民向困难作斗争，这就给他的散文注进了浓重的时代气息。八十年代又有杨普写的散文小品《杨树的赞语》（收入中学课本后改为《杨树》）。这篇与上面的几篇有不同，因为它实际上是篇说明文，目的在于向人们介绍白杨树的种类、分布、种植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但作者也给他的这篇说明文着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文章最后激励人们：“用一把把植树锨，在祖国的大地上写出一篇篇八十年代的新的‘白杨礼赞’吧！”这卒章显志的一笔，正传达出了时代召唤的强音，反映了广大人民绿化祖国的强烈愿望和革命积极性。这几篇散文，由于注进了时代气息，虽然是一题共作，却是春兰秋菊，各异其趣，读来篇篇有新意，闪耀着璀粲夺目的思想和艺术光彩。所谓反映时代特征，当然不是硬给文章贴上时代的标签，外加一些政治口号，而是根据时代的特点、要求，从时代和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出发，对材料作深入的分析，从中捉炼出具有时代意义的主题思想。
立意，要服从客观形势的需要，还必须考虑主观的可能条件。即要从自己确有感受和见解的实际生活中提炼出富有时代精神的主题思想。不考虑时代要求，就要失却立意的大方向，不从自己的主观可能条件出发，硬加立意，那个所谓重大的主题也只是一个赤裸裸的政治口号。主观和客观统一，需要和可能相结合，就是主题选择的基本要求。
立意能力的培养
一、广泛思维，选准立意的角度
角度，就是看问题的着眼点，好比摄影选镜头，摄取的镜头不同，表现的思想和显示的意境也不一样。写文章，立意、选材、表达都有个角度问题。同一个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去立意谋篇，一个巧于选取角度的作者，就可以写出立意高远、文采斐然的优秀篇章；一个不善于变幻角度的作者，只能写出一篇平庸浅陋、呆滞乏味的蹩脚文章。因此，有人认为，写文章的艺术，就是选取角度的艺术。选取角度的艺术，就是能从众多的角度中，择取最能反映生活本质、最能显示问题的真正价值的角度去立意谋篇。这里先谈立意的角度选择。
同一个材料，作者从不同的写作意图出发，从不同的侧面去挖掘其中蕴含的思想意义，就会提炼出不同的主题思想，写出立意各有特色的文章来。同是出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写作意图，同是以分析六国（指战国时期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先后被翦灭的原因为中心，题目也都是《六国论》，由于作者从不同的着眼点总结六国破灭的经验教训，结论不同，文章的立意也不同。北宋的苏洵和其子苏辙二人写的《六国论》，虽然都是针对宋王朝面临北方辽和西夏威胁的形势，要求北宋统治者积极抗战，不要苟安妥协，但分析的着眼点和结论都不同。洵文着眼于政治形势的分析，以“非兵不力，弊在赂秦”，批评六国屈辱苛安的国策立意。辙文则着眼于战略形势分析，以“背盟败约”、“自相屠灭”，批评六国没有战略眼光而招致失败（四国不援助韩、魏）立意。清代李佐周也写过一篇《六国论》，李则一反二苏之见，认为“六国皆欲为秦所为”，而“秦独能为”，是“得天助”，六国自存之术是应“以仁王天下”。这种种立意，虽然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他们能针对当时的不同情况，抓住关键性的问题，确立文章的中心论点，也都写出了义理昭畅的名文，这种善于多角度立意的写作艺术，很值得我们学习。
正如一个多棱镜，可以闪射出不同的折光来，有些反映对象本身就具备多义性。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写作内容，也为多角度立意创设了有利条件。写作的时候，就应当广开思路，尽可能挖掘事物多义性的各个方面，多角度、多侧面立意，然后再从众多立意中，选择其中一个最佳立意角度铺陈成文。思路越开阔，立意角度越宽广，立意选择的余地也就越大。比如以《蜜蜂精神赞》为题作文，就可以考虑以下立意角度：
从酿蜜多自己吃的极有限，概括出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
从刺后死去也在所不惜，概括出勇敢无畏的斗争精神。
从酿蜜付出的艰辛劳动，概括出日夜操作、不辞辛劳的勤奋精神。
从酿蜜的独特方式，概括出既能博采又能提炼的创造精神。
……
古人说：“一树梅花万首诗。”把握了多角度的立意，一只蜜蜂也可以写出无数篇立意不同的文章。杨朔就是根据上述的第一个立意角度写了《荔枝蜜》，而秦牧则根据上述的第二个立意角度写了《花蜜与蜂刺》。
要获得多角度的立意，就要具有对事物的多角度的概括能力。这就必须进行广泛的思维，根据反映对象的特点和写作要求，“反复研讨，从各方面加以思考”（列宁），不局限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巴尔扎克说：“象分布在地球上的金刚石矿一样，是十分稀有的。需要长时间的去探找……去等待；需要使用测探器遍访思想领域的汪洋大海。”（《论艺术家》）多角度的立意，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如巴尔扎克所说的，展开思维的触角，像一个敏锐的测探器那样，深进到事物内涵的各个领域，去搜寻、探找，这才有可能找到最佳的立意角度。
二、系统思维，立意力求明确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