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格荣先生代表艺术节组委会举行的宴会，在我们下榻的“汉堡饭店”宴会厅举行。进入宴会厅才知道，不只宴请我们一个代表团，是宴请前来参加“地平线”艺术节的亚洲各国的新闻界人士和记者。应邀出席的有日本、泰国、香港、南朝鲜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官员和记者。我们被安排在主桌靠近总书记希格荣的座位，大概显得对中国代表的重视吧。在这个宴会上，有两位新闻界同行给我印象深刻：南朝鲜《中央日报》文化部的一个女记者非常热情，她大概没有带名片，便按照名片的格式给我们写了一张纸片介绍了姓名，并要了我们的名片，用英文同我们寒喧；香港的英文刊物《亚洲周刊》的记者刘女士主动把她办的刊物送给我们。她是从美国留学回到香港的一位博士。听说我是搞文学评论的，当即写下了几个问题留给我，另约时间找我作专题采访。待到宴会结束，离开宴会厅时我才发现她是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半残疾人。这样一个残疾人作为一个记者在世界各国东跑西颠也够不容易的，只有很强的意志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宴会自始至终，希格荣先生都表现出对中国的热情，这大概与他六次到中国，与中国人民建立了友好情谊是有关系的。
七、在西柏林看川剧
“地平线85”世界艺术节，是以中国四川省川剧团演出的《白蛇传》来揭开序幕的。西柏林自由人民剧场的蓝色帷幕徐徐落下，大厅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达十几分钟之久。数以千计的观众超越了语言障碍，获得了艺术美的享受。西柏林《每日镜报》发表了题为《向天神造反》的长篇评论，指出：“最后一幕……观众中爆发出在这儿几乎是闻所未闻的热烈反响。川剧团在西欧的首次演出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同时也是第三届世界文化节的成功。”《柏林晨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打斗用秀气的小拳头》为题的评论，对川剧精堪的艺术赞不绝口，称赞“《白蛇传》是一部色彩斑斓的、轻柔的、带有杂技色彩的唱剧，装饰华美，场面动人。幕内传来的悦耳的敲击声、哼唱声，唱腔曲折婉转，像鸟啭蝉鸣那样动听，场面美丽如画。有的观众赞美说：光是缀满刺绣的服装，已经是非常华美的了，每个头饰都足以同我们祖母时代最精美的灯罩媲美。”有的报纸还风趣地报道说：“《白蛇传》使文化节售票处前也排起长蛇。”中国艺术得到如此高度的称赞，大概是欧洲观众在经历了现代派艺术的新潮之后，对古老艺术美的一种向往吧！
我在另一剧场，同上千名观众一起观看陕西省木偶剧团演出的秦腔木偶《孙悟空三借芭蕉扇》，同样看到西欧观众对中国艺术热烈赞赏的动人场面。孙悟空的神话故事对于西欧观众来说，也许要比《白蛇传》的故事为更多人所知。据我在现场观察，观众对此故事并不十分陌生。每场演出之前，报幕员用德语向观众介绍故事情节，观众情绪活跃，不时哄堂大笑，演出过程中，观众为剧中的场面时而惊叹，时而哄笑，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通过翻译问旁边的一位带小孩的中年妇女和小孩是否看得懂，那位女士说：“这是一出美不胜收的戏，每一个细节都令人赞叹不已。……（木偶）在空中飞，在水中游，在地上跑，闪扑腾挪，变化无穷，使剧场变成一个木偶的世界。幸亏观众时而发出惊叹声才使人们又回到了现实中。”演出结束，孩子们跳起来，当演员举着木偶走下舞台到观众席，向观众致意时，不少观众同木偶握手、拥抱。有的孩子天真地问：“孙悟空还在中国吗？”谢幕的掌声也是很长很长的。作为一个中国怎么人，当我们在异国看到如此激动的场面，听到对祖国艺术的赞美，怎么不感到自豪呢？当时，我对西安木偶剧团的副团长李旭东同志说，回国以后我一定要写文章介绍这个动人的场面。
这种令人兴奋激动的气氛一直持续了好几天。我还两次到柏林的音乐厅观看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团的演奏会。一次是在一个小型音乐厅里。中国年轻的表演艺术家们，用中国古典的乐器——古筝、箫、埙、琵琶、扬琴等，奏出了委婉、圆润、动情的中国古典乐曲，扣动欧洲观众的心弦。观众拼命鼓掌而不愿离去。按正常的规矩是不再加演的。希格荣先生那天在场，他同中国的艺术家们商量加演，再演了一个节目之后，观众方依依不舍地走出剧场。还有一次，是在柏林最著名的音乐厅，这里经常举行世界知名的音乐家的音乐会。国际著名指挥家卡拉扬经常在这里指挥演出。那天有日本、泰国、南朝鲜、印尼等国的音乐节目。最受欢迎的又是中国古典乐器表演，掌声激越、热烈、持久，同某些国家演出的效果恰成鲜明的对照。第二天，我在柏林一家大百货公司碰到民族乐团的姜建华等几位年轻演员，当我们谈起他们的演出，受到如此高度评价时，一种爱国主义的感情油然而生，大家都几乎激动得掉下眼泪。
希格荣先生还邀请我们去参观在西柏林马丁·格罗皮乌斯堡博物馆举办的“中国故宫博物院展览”。当我们到达展览馆门前时，希格荣先生迎候在那里，把我们介绍给展览馆主人和中国展览小组的成员见面以后，他又突然不见了。这些天来，我们几乎在每个场合都能见到希格荣先生，而且使人感到他都在那里恭候你。其实他是个“旋风式”人物，无所不在。此刻他匆匆离去，一定又是去应付别的场面了。“故宫文物展”是作为这次文化节的一个组成部分，时间为三个月，展出不到一个月，观众已达十万人次。那个购买到第十万张票的人，是一位中年妇女，突然被通知去领奖。顷刻之间，几十位记者把摄影机对准她，弄得她莫明其妙。原来，展览馆为了招徕观众，设置了这个“观众奖”，这第十万个观众成了唯一的幸运者。这里展出的一百二十多件（套）展品，只是故宫珍藏的一小部分，但是三千多年前的青铜器、巨幅的《康熙南巡图》、《乾隆八旬万寿图》等为欧洲观众叹为观止。有的观众在留言簿上写道：“中世纪的文明在中国。这次展出表明中国人重新确立在世界文化传统中的地位。”
柏林的气候变化无常，时冷时热。虽然时届六月，一下雨还有相当的凉意。但在“地平线85艺术节”举行的日子，西柏林却出现了一股“中国热”。我深深感到，这股热气来自中国伟大文化所发出的光辉，来自正在日益强大的中国。一股友好的热浪，冲击着微带寒意的西柏林。
八、斯佩莉河上的友谊聚会
作为“地平线85艺术节”的重要活动之一，是在柏林斯佩莉河上泛舟夜游。
斯佩莉河是穿越柏林市区的一条内河，河水平稳缓慢地流着，一片湛蓝。河的两岸是墨绿的森林，看不见一座建筑，没有一座烟囱，像乡村一般静谧。河水静静地在柏林市区流淌。
我们坐在这艘豪华的游船上，同前来参加“地平线85艺术节”的亚洲远东地区作家、新闻记者以及欧洲的一些作家、记者一起，游览风景如画的斯佩莉河。这是“地平线艺术节”活动中心组织的一次东西方作家之间的对话，是一次饶有兴味的大型联欢。据介绍，这届“地平线艺术节”一共有六个项目：音乐、戏剧、文学、电影、座谈、展览。中国除了派出四川川剧团、陕西秦腔木偶剧团、江苏昆剧团、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团、故宫文物展览小组和十八部电影以外，还有一个以王蒙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他们在这里同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以及台、港作家一起，与西欧作家开展座谈对话。中国作家代表团比我们晚到西柏林。但他们一到，也就忙乎不停。他们住的酒店，离我们住的汉堡饭店只隔一条街。但各忙各的互不交往。那天在远东作家会见大会上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参加这次文学对话的亚洲远东作家代表团中，以中国作家代表团的阵容最大，他们成了这届艺术节文学交流中的“明星”。组委会的希格荣先生了解到，我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从事文学评论写作，算是同文学“沾边”的人，因而有意无意地安排我们参加一些与文学有关的项目。例如，让我们在法兰克福逗留一天参观歌德纪念馆；让我们专程到托马斯·曼和亨利希·曼诞生的卢卑克市访问；也送给我们一些文学方面的资料，让我们对当代联邦德国的文学状况有一点了解。知道德国不仅过去有伟大作家歌德、海涅、托马斯·曼兄弟，当代文学也很活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联邦德国大致有三种文学力量并存：一部分是“国内流亡”作家（如高特弗里德·本、维尔纳·贝根格林、汉斯·卡罗萨、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云格尔和恩斯特·维歇特）；一部分是本人或者作品返回了德国的流亡国外的作家（如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赫尔曼·布罗赫、阿尔弗雷特·德布林、亨利希·曼、托马斯·曼和斯特·茨威格等）；再就是“砍光伐净”派的青年作家（如沃尔夫冈·魏劳赫）。这三种文学在德国是并存的。不过，对战后德国文学具有深刻影响的还是“废墟文学”——例如，戏剧方面沃尔夫冈·博歇尔特的《大厅之外》；散文方面海因里希·伯尔的《列车正点到达》、《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诗歌方面魏劳赫的《写到了墙上》和根特·艾希的《偏僻的农家院落》、《地下铁道》等等。1972年，海因里希·伯尔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81年德语作家埃利阿斯·卡内蒂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们的创作手法从社会批判现实主义到怪诞的讽刺的扭曲的现实主义。六十年代的各种体裁文学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深刻地政治化了，诗歌也随之功利主义化了。戏剧方面把历史和现实材料作为创作题材，最常见的戏剧形式是记实戏剧，例如，罗尔夫·霍赫胡特的剧本《代理人》、《士兵》，海纳尔·基普哈特的剧本《奥本海默案件》，根特·格拉斯的《平民试验起义》，彼德·魏斯的《调查》等等。文学家则主张把文学和政治、社会经历和美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到了七十年代，“纯文学“的空前繁荣时期，文学从政治化走向非政治化。作家不再对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进行探索，而是把自己的经历作为艺术创作的题材。特别是小说，作家把题材转向自我，并把自我作为主体重新加以揭示。这里面有自传体作品，如马克斯·弗里施的《1966——1971年的日记》、《蒙掏克》，沃尔夫冈·克彭的《青春》，托马斯·伯恩哈德的《原因》、《地窖》，彼德·汉德克的《世界的重量》等；有纪实性的刻画艺术家性格的作品，如彼德·海特林的《荷尔德林》，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默的《莫扎特》等；回忆自己个性的女性文学，如卡琳·施特鲁克的《阶级爱》、《母亲》，维雷纳·施特凡的《蜕皮》等。这些作品大多在逼真地描写无聊的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异常敏感地探索人们的心理活动。
联邦德国的作家有各种流派，但公认的德国当今最重要的作家是海因里希·伯尔、西格弗里德·伦茨、沃尔夫冈·克彭、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默。我这次到德国，对于德国当代文学这些复杂情况，来不及进行研究，也没有同那些最有影响的作家进行更多接触，因此不可能对上面提到的作家和作品进行评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代联邦德国的作家同样希望与东方作家对话，增强各国之间的文学交流，这是共同的愿望。西欧人士重视通过文学的窗口了解中国，这也是确实的。所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达西柏林，受到如此的关注，是不无原因的。在这次“地平线85艺术节”的六项节目中，文学座谈是重要的一项。“远东作家会见”的正式节目开始前一天，在西柏林艺术学院的小礼堂，举行了“德中对话翻译奖”的授奖仪式。我国作家张洁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的德文译者受到奖励。近几年来，联邦德国翻译了不少中国作家的作品，除了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以及巴金、丁玲等老一辈作家的作品之外，反映我国现实生活的作品特别受到重视。《沉重的翅膀》是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本书由汉瑟出版公司用德文翻译出版后，第一版六千册，三天之内被抢购一空，很快又决定出第二版五千册。这个数字对西欧国家来说是很不简单的。德国著名批评家阿诺尔德说：“这是在德国获得最大成功的一本书。”在这次翻译奖授奖大会上，张洁应邀作了讲话，受到热烈的欢迎。在“远东作家会见”大会举行的当天，在大厅的活动橱窗上，挂着中国作家王蒙、黄宗英、张洁等人以及旅外港、台作家的照片。还有日本、南朝鲜等国家作家的照片。我在这次会见会上，首先看到了张洁。她穿着中国旗袍，脸上焕发出喜悦的光彩。我同她开玩笑说：“人家出洋穿洋装，你怎么穿起土装来了？”她笑了笑说：“这才有代表性哩！”后来陆续看见了王蒙、鲍昌、刘剑青、黄宗英、张抗抗等我熟悉的中国作家。各国作家和各国新闻界的朋友混坐在一起，游览过程中张洁出了一点麻烦。采访她的记者很多，没有翻译。当时香港一家英文刊物《亚洲周刊》的记者用英语采访她，不能对话。那位女士虽不懂中国普通话，但能讲粤语，可以用粤语对话。我因为懂粤语，张洁就抓住我给她作了一段翻译，这是一段小小的插曲。
在西柏林市当局举行的盛大晚宴上，黄宗英把旅美台湾女作家陈若曦女士介绍给我认识，并带开玩笑地说：“这是我们党中央机关报的文艺评论家缪俊杰先生！”在这次作家会见会上，陈若曦女士又介绍我认识了其他一些旅居港、台的作家。海峡两岸的作家，想不到竟热情地聚会在异国土地上。“曲终人散”。我们在斯佩莉河游船上结识的国内外一些文学界、新闻界的朋友，若干年后，彼此也可能淡忘，但我想，这种友谊不会像流水那样轻轻地流逝的！
九、天涯何处不相逢
有人说，世界上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可能碰到黄种人，都可能遇到炎黄子孙。这话虽有点夸大，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话虽这么说，但一到外国总有一种身处天涯的陌生感，能遇到一个中国人就有了“他乡遇故知”的特殊感受。
我这次到德国，几乎处处都遇到中国人。例如在汉堡我就遇到很多中国人，结识了一些中国人。中国人和德国人交往历史悠久。据说，早在1830年，汉堡的商船已到过中国。1978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商船已有109艘在汉堡港卸船。我们在汉堡港游览时，就曾看到过中国广州的商船和台湾的商船在那里卸货。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仅汉堡一个城市就有近二百多家中国餐馆。到汉堡以后，我们在许多公共场所，在博物馆、饭馆、书店，不时都能碰到来自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旅德华侨及中国留学生。这些炎黄子孙一谈到祖国，就会顿感亲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