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7年，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太原起兵，西渡黄河，进军关中。九十月间，李世民“循地渭北”，38岁的房玄龄“杖策谒于军门”从此告别了“廿年作吏苦风尘”的岁月，神采飞扬地走上隋末唐初的政治舞台。
20岁的李世民和38岁的房玄龄一见如故。李世民任命房玄龄担任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引为谋主。而房玄龄得遇知音，喜不自胜，“罄竭心力，知无不为”。
在预见性判断方面，房玄龄是一位天才。史书载：“玄龄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他在十几岁的时候曾经跟随他父亲房彦谦到京城去，当时隋文帝杨坚在位，励精图治，海内清平，人们一派安居乐业长享太平的陶醉相，房玄龄却私下对父亲说：“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惑黔黎，不为后嗣长计，混诸嫡庶，使相倾夺，储后藩枝，竞崇淫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这一番话让房彦谦“惊而异之”。
让房彦谦惊异的不是这一判断，因为房彦谦自己也有类似的看法。在隋朝平陈，统一全国之后，房彦谦曾说过：“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房彦谦惊异的是房玄龄小小年纪，竟能作出这样深远的预见性判断。房玄龄多谋在隋朝最为鼎盛的开皇年间，房氏父子能作出这样的判断，确实算得上是“众人皆醉我独醒。”而房玄龄所指出的几个问题，也都是隋朝政治上的痼疾，后来演变成动摇隋朝统治的重要因素。我们不妨参照史实，具体分析一下房玄龄的这个判断。
房玄龄见微知著，是从小的方面着眼，看到了隋朝内在的矛盾和危机。概括起来说有三个方面，一是隋文帝“本无功德”，二是“混诸嫡庶，使相倾夺”；第三是后宫干政的问题。这三个面又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因而问题就更复杂，更难解决。
众所周知，隋文帝杨坚是通过政变夺取了北周的政权，建立起隋朝的统治。得国容易，心不自安，只怕人心不服，常存警戒之心。他奉行两种方法来稳固自己的统治：一是节俭，二是诛杀。节俭治国，放之四海而皆准，有利于减轻民众负担，绝对不错，隋朝的繁荣也证明了这一点；第二条办法则不大妙。诛杀虽然有压制豪强的作用，但负面影响却不可低估，两相比较，过大于功。隋文帝凭借个人权术，经常派人侦察内外官员。发现过失和罪状，一律重罚，功臣旧人，多因小过重罚，杀逐略尽，只有极其狡猾凶残的杨广和杨素等人，才得免于网罗。隋文帝令人定刑律，意在宽平，他自己却不按刑律办事，一不高兴就在朝廷上杖杀官吏，搞得臣下人人自危，不敢进忠言招祸，甚至不敢作官，能作大官并取得信任的只能是杨素之类的奸人。隋文帝信不过臣下，事无巨细都要亲自管，胡子眉毛一把抓，把自己累得够呛，把事情却没办好。
隋文帝为了防止文臣武将权力过重，就把兵权授予自己的儿子杨广、杨俊等，没想到诸子统兵的危害性更大，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个人势力滋长，都在图谋夺取皇位继承权。秦王杨俊因为奢侈受到惩罚，而狡诈的晋王杨广却声色犬马不断，又不为杨坚所知，最后通过独孤皇后和杨素等，构陷太子杨勇，最终夺取了皇位并断送了隋朝的江山。
隋文帝杨坚的皇后独孤氏是鲜卑大贵族，“家世贵盛而能谦恭，雅好读书，言事多与隋主意合，帝甚宠惮之，宫中称为‘二圣’。帝每临朝，后辄与帝方辇而进，至阁乃止。使宦官伺帝，政有所失，随则匡谏。候帝退朝，同反（返）燕寝。”这位皇后和杨坚一样，崇尚节俭，在参政之初还能大义灭亲，声誉尚好；到后期却再三干蠢事。开皇十三年，隋文帝派杨素监造仁寿宫，十五年建成，隋文帝“见制度壮丽，大怒曰：‘杨素殚民力为离宫，为吾结怨天下。’”杨素吓得发抖，善于揣摸领导意图的封德彝却说：“公勿忧，俟皇后至，必有恩诏。”果然如此，第二天独孤皇后对杨素说：“公知吾夫妇老，无以自娱，盛饰此宫，岂非忠孝！”并赐钱百万。这说明独孤后已一改早年的节俭而求奢侈，是非界限也搞不清了，她还因睚眦之怨，怀恨丞相高，再三再四地吹枕边风，诬陷离间，使得高免官、入狱、除名为民。高是开国元勋，也是杨坚晚年为数不多的直谏之臣，是隋室的一根擎天柱。独孤后迫害高，杨广后来又杀高，正是自毁长城。
在太子杨勇和晋王杨广争嗣的过程中，独孤后错误地站在杨广一边，不停地劝杨坚废杨勇、立杨广，杨素等人又“舞文巧诋，锻炼以成其狱，”终于把杨勇从太子宝座上拉了下来，杨广攫取了皇位继承权。杨坚在病危之际终于认清了杨广的本质，大喊：“独孤误我！”
也许是家风使然，杨勇的妃子云昭训张狂艳乍，杨广的妃子萧氏与杨广矫饰作态，都出丑丢人，为人所讥。
隋开皇年间存在的这些问题，后来都酿成恶果，但在当时并没有很明显地暴露出来，所以人们很乐观，以为好日子刚开了个头。十几岁的房玄龄能一语中的，其见识和判断确实非凡。
房玄龄18岁时被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有知人之明的吏部侍郎高孝基对房玄龄的评介是：“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必成伟器，但恨不睹其耸凌霄耳。”
之后的20年间，房玄龄作为羽骑尉、隰城尉一类的小官，怀才不遇，眼看着他所预言的事情一点点地发生，而他本人只能守着薄俸，苟全性命，默默地等待。这一等就是20年，人生苦短，能有几个20年呢？时光如逝水，房玄龄在苦等中备受煎熬。他也许会后悔自己太性急了，说了个“其亡可翘足而待。”这一“翘足”就是20多年，可以算是一项前无古人的纪录。
李世民横空出世，房玄龄一眼就看准了，这就是他等待20多年的主人，于是毫不犹豫地上门投奔。在李世民部下，房玄龄的忠诚与自觉无人可比，他把李世民的事情看得最重，把李世民的利益看得最高。每次打了胜仗，“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相申结，各尽其死力。”也就是替李世民网罗人才，交结英雄，形成秦王派势力。最显著的例子是向李世民举荐杜如晦。房玄龄说得明白：“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其目的就是要保证李世民一统江山，登上皇位，而不是乖乖地做个藩王。可以说，房玄龄在投奔李世民之日，已经预见到了以后的皇位继承权之争。
房玄龄和杜如晦跟随李世民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房玄龄“善建嘉谋，”杜如晦“能断大事”，与李世民配合默契，功劳却全记在李世民的账上。后来有人评论说：“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32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无迹可寻”四个字是很耐人寻味的。所以，可以认定，李世民所作的一些决策，应该看作是李、房、杜三人小组的决策。
武德七年以后，李建成和李世民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逐步激化，最后达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有一天夜里，李世民去太子府赴宴，中了毒，吐血数升，由李神通扶了回来。这一事件让秦王府上下震骇，不知道如何处理。危急关头，房玄龄首建嘉谋，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汹汹，人怀异志。变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此之际会，安可不深思也！仆有愚计，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古人有云：‘为国者不顾小节’，此之谓欤。孰若家国沦亡，身名俱灭乎？”长孙无忌说：“久怀此谋，未敢披露，公今所说，深会宿心。”于是把这一计谋报告了李世民。李世民召见房玄龄问计，房玄龄力劝李世民除掉李建成，并说这是天意。六月四日玄武门兵变的前夕，李世民让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秘密召回被李渊贬官归家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为了遮人耳目，房玄龄和杜如晦化装成道士，由长孙无忌领入秦王府，尉迟敬德从别的路回去。一干人密谋策划，终于在六月四日早晨发动兵变，杀掉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
李世民在太子的位子上过渡了一下就登上皇位，改元贞观，是为太宗。尊李渊为太上皇。即位不久，就任命房玄龄作了中书令。论功行赏，以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对群臣说：“朕叙公等勋效，量定封邑，恐不能尽当，各许自言。”此言一出，文武群臣都得了畅所欲言的机会，朝廷上热闹非凡，有的攘袂指天，有的以手划地，都说自己的功劳大。李世民的本家叔父淮南王李神通首先跳了出来说：“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功居第一，臣窃不服。”李世民毫不客气地回答：“义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虽率得兵来，未尝身履行阵。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及刘黑闼翻动，叔父望风而破。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运筹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必不可缘私，滥与功臣同赏耳。”李神通被驳得哑口无言，刚才还吵吵闹闹的将军们一看李神通讨了个没趣，赶紧闭上嘴，把一肚子的意见又咽了回去。
贞观三年，房玄龄任尚书左仆射，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宰相。唐朝官制是三省六部：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吏、礼、刑、兵、工、民六部。其中以尚书省最为重要。尚书省的长官称为尚书令，因为唐太宗在武德年间曾任过尚书令，所以这个官号不再授予别人，尚书省长官改名为尚书左仆射和尚书右仆射。房玄龄任左仆射，右仆射自然是他的老搭档杜如晦。房玄龄担任这一要职后“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所失”。如果说前期的房玄龄以“善建嘉谋”而著称，那么，贞观以后的房玄龄就是鞠躬尽瘁，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李唐王朝。20多年的“贞观之治”，房玄龄自始至终参与着、维护着、奉献着。他做的事情很多，但大多数依然是“无迹可寻”，以致于唐太宗有时候也忽略了他在治国方面的成绩。不过，房玄龄是个忠诚而谦虚的人，不求名利，只是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智慧与努力。
房玄龄和杜如晦上任一个月后，唐太宗对他们俩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唐太宗让他们从日常琐碎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把最重要的选才求贤的工作交给他们。房玄龄也确实尽心尽力，不负所望。他“不以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闻人有善，若己有之”。这种气度与胸襟实不多见，称得上是“宰相肚里能撑船”。
房玄龄掌内外官考很公平，论者称为良相，唐太宗也十分信任。贞观三年，有人告房玄龄和王官考不平，唐太宗不予理睬；房玄龄等人制定的官考办法也得到好评，并在贞观之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贞观十一年，房玄龄受诏定律令。中国封建社会的律令中，以秦律最为苛刻，汉沿秦律，南北朝时一脉相承，到了隋朝，隋文帝两次令人修改律令，废除了枭首、车裂等惨刑，对其他刑罚也有删减，条目简要，意在宽平。唐太宗即位后，曾令长孙无忌等人议定法令，对唐高祖的《武德律》进行完善，将绞刑改为流刑。房玄龄再定律令，在隋律的基础上“削烦去蠹，变重为轻，”制定了《贞观律》也就是《唐律》。这部律令十分严谨，涉及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国家制度到百姓的婚丧户籍，都有严密具体的规范，对官员的清廉和职守要求十分严格。这是中国古代最严密、最广泛的封建立法，后来各朝代的法律基本上是沿袭唐律。唐律内容之完备，影响之深远是前所未有的。
房玄龄所做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监修国史。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视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帝王，他有一句名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他喜欢读史书，也喜欢和群臣讨论历史事件和历代帝王统治的得失，从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史载他“终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听朝之隙，引见群官，降以温颜，访以今古。”唐太宗读史成癖，或君臣观经史，或披览忘倦，对历史经验的重视无以复加，对修编史书也十分热心，诏令房玄龄、魏徵、姚思廉、李百药、孔颖达、令孤德、岑文本、许敬宗等修编梁、陈、北齐、北周和隋朝五个朝代的史书，由房玄龄监修，魏徵总知其务。贞观十年修成，由房玄龄、魏徵进呈御前。唐太宗十分高兴，嘉奖道：“公辈于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并再次申明了他的史鉴观：“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唐太宗对修史有功的人员进行了奖励和赏赐，后来，唐太宗深感五朝史只有纪传而没有志是个缺陷，又让于志宁、李淳风等人续修，至高宗显庆元年才完成。
由于唐太宗重视史鉴，贞观年间史籍编修成绩斐然，煌煌二十四史中，有八部史书是贞观年间修成的，它们是：《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南史》、《北史》。其中前六部史书为官修，后两部是李延寿父子私家编修，但获得了官方的批准而成为正史。唐代以前的史书多是私家著作，贞观年间官修史书，为后代所沿习，每一王朝重视编写前代历史，这对史学的发展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唐太宗除了重视对前代历史的总结整理之外，对当代史的编撰也十分重视。当时的当代史主要有国史、实录、起居注等三种形式，国史也是由房玄龄监修。房玄龄为人正直，史官邓世隆、李延寿等人又十分优秀，所以当时的国史多是直笔。后来由许敬宗监修，许敬宗心术不正，记事曲阿，破坏了贞观朝的直笔史风。
唐太宗李世民是个很要面子的人，他自负自己的文治武功，因而很关心自己的身后名是什么样子，再三要求破例亲自观史，因此，贞观朝当代史编修所遇到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一方面唐太宗要求史官秉笔直书，另一方面，要求亲自观史却让史官们顾虑重重。贞观十六年，唐太宗问负责起居注的褚遂良说：“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褚遂良的回答是：“史官书人君举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唐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亦记之耶？”回答是：“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正直敢谏的大臣刘洎又补了一句：“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唐太宗只好点头称是。但最后他还是找个借口，说是观起居注可以“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鉴，”坚持要看。大臣劝谏不住，房玄龄便和许敬宗把武德和贞观两代的起居注删编为“实录”，呈献给唐太宗。
房玄龄这桩事做得糟糕，丧失原则，一味顺从，表现出他最大的弱点。房玄龄的长处在于善建嘉谋，忠诚勤勉，但他过于明哲保身，不敢犯颜直谏。在唐太宗面前，他只有顺从，没有触犯，因而起不到匡正过失的作用。房玄龄对唐太宗的敬畏和顺从甚至到了可笑的程度。他在相位20多年，只要一见唐太宗谴责别人，就吓得六神无主，手脚不知所措；自己有点什么小事没做好，就一整天趴在金殿上磕头谢罪；几乎成了机械反应，只要唐太宗不满意，他就叩头谢罪，也不管该不该认罪，有没有道理。
贞观八年，房玄龄和高士廉在路上碰到负责建筑事务的窦德素，顺便问了一下北门近来正在建造什么。窦德素报告了唐太宗，太宗不高兴了，对房玄龄说：“君但知南衙政事，我北门少有营造，何预君事？”房玄龄吓得赶快趴下，磕头认罪。高士廉也胆小，也跟着趴下了。魏徵却大声说：“臣不解陛下责，亦不解玄龄、士廉拜谢。玄龄既任大臣，即陛下肱股耳目，有所营造，何容不知？责其访问官司，臣所不解。且所为有利害，役工有多少，陛下所为善，当助陛下成之，所为不是，虽营造，当奏陛下罢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玄龄等问既无罪，而陛下责之，臣所不解；玄龄等不识所守，但知拜谢，臣亦不解。”
魏徵的一席话说得唐太宗和房玄龄等人都不好意思。但对房玄龄来说，让魏徵批评一下算不了什么，但让皇上生气了那就危险了，所以下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趴下再认罪，没说的，态度好。贞观十年，有人给太宗进谗言，说三品以上的官都看不起得宠的魏王李泰。唐太宗在朝廷上变了脸，怒斥群臣：“隋文帝时，一品以下皆为诸子所顿踬，彼岂非天子儿耶！朕但不听诸子纵横耳，闻三品以上皆轻之，我若纵之，岂不能折辱公辈乎！”房玄龄等人十分恐惶，冷汗淋漓，不停地磕头认罪。只有魏徵郑重地说：“臣窃计当今群臣，心无敢轻魏王者。在礼，臣子一也。《春秋》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礼，若纪纲大坏，固所不论；圣明在上，魏王必无顿辱群臣之理。隋文帝骄其诸子，使多行无礼，卒皆夷灭，又足法乎！”唐太宗听着魏徵的话，脸色由阴转晴，最后愉快地接受了批评，并由衷地说：“理到之语，不得不服。”同时又批评了房玄龄等人。
和魏徵比较起来，房玄龄的患得患失显得过于多虑，毫无必要。犯谏直谏，也不至于脑袋搬家，一味顺从，也没有真的一路顺风。贞观十年他也曾被谴回家。丢官的原因，史书上没说，估计不会是什么大事，房玄龄那么胆小谨慎的人是犯不了大错误的。最后是长孙皇后的遗言救了他。长孙皇后病危时对唐太宗说：“玄龄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谋秘计，未尝宣泄，苟无大故，愿勿弃之。”长孙皇后病逝后，唐太宗“乃召玄龄，使复其位。”
这位长孙皇后真是唐太宗的贤内助。贞观之治也有他的一份功劳。贞观初，她坚决要求唐太宗免去她哥哥长孙无忌的宰相之职，开了一个好风气，她对唐太宗也多有劝谏，尢其重要的是她曾保护过以直谏而得罪皇帝的魏徵。有一天，唐太宗下朝回宫，咬牙切齿地说：“总有一天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杀谁，唐太宗说是魏徵。原来魏徵经常在朝廷上当面谏争，据理力驳，词色不屈，唐太宗很愤怒，要杀魏徵以泄其愤。长孙皇后默默退下，换上朝服，向唐太宗道贺。唐太宗惊问其故，长孙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唐太宗立即意识到了魏徵的无私与忠诚。
在贞观后期，房玄龄尽管一如既往地鞠躬尽瘁，但他明哲保身的缺点却使他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贞观十七年魏徵病逝后，朝廷上失去了一位能力挽狂澜的大臣，而具有这样的资格的人中，房玄龄是首屈一指的，但他没有勇敢地担起这副重担。唐太宗的晚年偏执多疑，政事渐乱，贞观十七年，太子承乾与魏王李泰争嗣，最后双双落败，软弱无能的李治拣了个便宜；在这一事件中，众多的大臣被牵入其中，人人自危，离心离德的局面开始出现。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参与了李泰一党，房玄龄多少也受了点牵连，感情上略有疏远，但房玄龄仍是唐太宗所倚重信任的肱股之臣，为了稳定新太子李治的地位，太宗还任命房玄龄为太傅。应该说，房玄龄的意见还是很受重视的。有一件小事可以证明。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巡幸翠微宫，派房玄龄留守京师。太宗任命李纬为户部尚书。有人从京师去翠微宫，太宗问：“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来人回答道：“但云‘李纬大好髭须’，更无他语。”唐太宗意识到房玄龄是不赞成的，便改派李纬做洛州刺史。
唐太宗重视房玄龄的意见，也相信他的忠诚，在远征高丽时授权房玄龄：“便宜从事，不复奏请。”有人告房玄龄，太宗即令腰斩，并命令房玄龄：“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这虽然有收买人心的成分，但总体上说，对房玄龄的信任是没有动摇的。虽然房玄龄此时受信任的程度不及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但以他的资历和忠诚程度，他是有能力匡正唐太宗的一些过失的，但他没有胆量直谏力争，而是眼看着唐太宗错杀刘洎等大臣，并错误地征伐高丽。
贞观二十二年，70岁的房玄龄已是垂垂老矣，风烛残年。唐太宗巡幸玉华宫去了，房玄龄因为旧病复发，“诏令卧总台省”。后来病情渐重，便“追赴宫所，乘担舆入殿。”君臣相见，唐太宗泪流满面，房玄龄哽咽难言，他们都清楚地知道，30多年君臣相依的历史就快要结束了。在君，再也找不到这样鞠躬尽瘁、奉上忘身的臣子与朋友，在臣，再也不能辅佐这样雄才大略、令人敬爱的英主再建功立业。此时此际，唐太宗与房玄龄的泪水和感情都是绝对纯净的，这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唐太宗命令多位名医全力救疗，“若微得减损，太宗即喜见颜色；如闻增剧，便为改容怆。”
垂危中的房玄龄脱尽了人世间的一切俗念，他倾吐不再唯唯诺诺，患得患失。他对唐太宗的感恩与忠诚也不容他万事不理。对有些积郁已久而不敢倾吐的话，他要喊出来，理直气壮地喊出来，就像一生不鸣的天鹅在临终时发出最嘹亮的歌唱，房玄龄在垂危之际完成了他一生中最漂亮的一次谏争。
他谏争的是唐太宗晚年最大的错误——征讨高丽。唐太宗于贞观十九年初出兵高丽，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在最后一仗中却吃了败仗，加之天寒地冻，士卒多病，不得已而班师。唐太宗对此耿耿于怀，立即策划筹备，准备再征高丽，房玄龄很清楚地知道再征高丽必然会劳民伤财，为国家带来灾难，所以他对他的儿子说：“当今天下清谧，咸得其宜，唯东讨高丽不止，方为国患。主上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颜；吾知而不言，则衔恨入地。”于是，房玄龄抗表进谏：
臣闻兵恶不，武贵止戈。当今圣化所覃，无远不暨，洎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详观今古，为中国患害者，无如突厥。遂能坐运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卫，执戟行间。其后延陀鸱张，寻就夷灭，铁勒慕义，清置州县，沙漠以北，万里无尘。至如高昌叛换于流沙，吐浑首鼠于积石，偏师薄伐，俱从平荡。高丽历代逋诛，莫能讨击。陛下责其逆乱，弑主虐人，亲总大军，问罪辽、碣。未经旬月，即拔辽东，前后虏获，数十万计，分配诸州，无处不满。雪往代之宿耻，掩崤陵之枯骨，比功较德，万倍前王。此圣心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备说。
且陛人仁风被于率土，孝德彰配于天。睹夷狄之将亡，则指期数岁；授将帅之节度，则决机万里。屈指而侯驿，视景而望书，符应若神，算无遗策。擢将于行伍之中，取士于凡庸之末。远夷单使，一见不忘；小臣之名，未尝再问。箭穿七札，弓贯六钧。加以留情坟典，属意篇什，笔迈钟、张，辞穷班、马。文锋既振，则管磬自谐，轻翰暂飞，则花葩竞发。抚万姓以慈，遇群臣以礼。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纲。逆耳之言必听，肤受之诉斯绝。好生之德，焚障塞于江湖；恶杀之仁，息鼓刀于屠肆。凫鹤荷稻粱之惠，犬马蒙惟盖之恩。降乘吮思摩之疮，登堂临魏徵之柩。哭战亡之卒，则哀动六军，负填道之薪，则精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尽心于庶狱。臣心识昏愦，岂足论圣功之深远，谈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众美而有之，靡不具备，微臣深为陛下惜之重之，爱之宝之。
《周易》曰：“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又曰：“知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惟圣人乎！”由是言之，进有退之意，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老臣所以为陛下惜之者，盖此谓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谓陛下威名功德，足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彼高丽者，边夷贱类，不足待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礼。古来以鱼鳖畜之，宜从阔略。若必欲穷其种类，恐兽穷则搏。且陛下每决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食，停音乐者，盖以人命所重，感动圣慈也。况今兵士之徒，无一罪戾，无故驱之于行阵之间，委之于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魂魄无归，令其老父孤儿、寡妻慈母，望车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足以变动阴阳，感伤和气，实天下冤痛也。且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丽违失臣节，陛下诛之可也；侵扰百姓，而陛下灭之可也；久长能为中国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于此，虽日杀万夫，不足为愧。今无三条，坐烦中国，内为旧王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
愿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诫，以保万代巍巍之名。发沛然之恩，降宽大之诏，顺阳春以布泽，许高丽以自新，焚凌波之战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老病三公，旦夕入地，所恨竟无尘路，微增海岳。谨罄残魂余息，预代结草之诚。倘蒙录此哀鸣，即臣死且不朽。
房玄龄此表是呕心沥血之作，忠君忧国之情溢于言表，唐太宗看到后非常感动，对自己的女儿、房玄龄的儿媳高阳公主说：“此人危如此，尚能忧我国家。”可悲的是房玄龄最后的忠诚虽然感动了皇帝，但他的意见并没有得到采纳，唐太宗当时并没有放弃再征高丽的计划。
唐太宗让人在苑墙上开了一道门，不停地派人看望房玄龄。他又亲自来到房玄龄的病榻前，握手叙别，悲不自胜。当着房玄龄的面，任命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为右卫中郎将，房遗则为中散大夫。房玄龄死后，“废朝三日，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给东园器，陪葬昭陵。”
房玄龄毕其一生的才智与精力，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四方，夺取皇位，治理天下，其谨慎与忠诚冠绝当时。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时代最辉煌的时期，房玄龄个人也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成功宰相。他一生忠君修身，也注重对子孙的教育，经常教训儿子不要骄奢沉溺，不要仗势欺人，他把古今圣贤们的家训收集起来，写在几具屏风上，让儿子们各拿一具，并说：“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
可惜的是，他的儿子们终于没能保身成名。事情出在儿媳妇高阳公主身上。这位公主骄横霸道，又得太宗溺爱，因而，房遗爱也就“特承恩遇，与诸主婿礼秩绝异。”房玄龄死后，长子房遗直继承了房玄龄的封爵，高阳公主心里不满，想把这份家业夺过来。高宗永徽年间，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直“无礼于己”，高宗派长孙无忌调查此事，没想到查出了房遗爱和高阳公主谋反的事来，房遗爱被杀，高阳公主自尽，连累得房遗直也除名为庶人，房玄龄配享太宗庙庭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