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工人的儿子，从小家里就穷，所以我永远也忘不了自己当年受穷的滋味。我大学毕业后来到青岛港，先是当装卸工，在艰苦的一线出大力、流大汗，因此深知当工人的不易和辛苦，永远也忘不了码头工人过去被人瞧不起的滋味，永远也忘不了工人在想什么、盼什么。
我始终认为，青岛港就是个大家庭，我是这个大家庭的“长子”，上有老、下有小，都要尽心尽意地照顾好。离退休老同志就是我的老人，广大干部员工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孝敬老人、照顾好兄弟姊妹是我这个“长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长子”既要传播亲情，维护家庭的感情，更要担当起家庭幸福的重任，要带头为家庭作贡献，还要维护正义，为兄弟姊妹们作出榜样。所以我的这个定位是感情、责任和道义的“三位一体”。
我为什么整天如履薄冰？就是因为沉重的责任压在肩上。给国家“打工”是我第一位的责任，我得想方设法对国家负责，对党负责。另外，我还要当好“长子”，对老百姓负责。改革时为什么顶着重重压力、采取种种措施保证员工人人有岗位，就是因为这就是我的责任，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责任，一个国有企业负责人、法人代表的责任，同时也是中国人的良心、民族的良心要求我这么办的。
什么叫上对国家负责、下对员工负责？我们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尤其是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原因都面临着“三座大山”很难攀越：一是人往哪里去，二是钱从哪里来，三是资金债务怎么办？我们当领导的，千难万难也要把解决这些困难的责任承担起来，而不能一推了之。比如，人员臃肿的负担，你担不起来就要让工人自己担，让大家下岗回家就行了。我感到这样不是办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迎难而上，完成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使命，研究好发展、管理、人员素质和技能提升等种种问题，不仅要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更要通过自身的发展壮大、挖渠放水，让广大员工人人有活干、人人创效益，这才真正是上对国家负责，下对员工负责。
所以，几十年来，我始终以员工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真正把广大员工放在心上，真心实意为广大员工谋利益，当好青岛港这个大家庭的“长子”。
“案例”
“长子”的担当
我工作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带领大家摆脱贫困、摆脱愚昧、摆脱落后，过上好日子。而且我这个人就是有“三把骨头”，一个是“穷骨头”，一个是“勤骨头”，一个是“硬骨头”。怎么叫“穷骨头”？就是过去受穷受怕了，所以铁了心要带领员工艰苦奋斗、过上富裕美满的好日子；怎么叫“勤骨头”？就是见了活亲，没有活自己要找活干，不偷懒、不耍滑，一心扑在工作上，白天晚上去研究，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怎么叫“硬骨头”？就是要干事创业，什么事不怕难。
1988年我被任命为青岛港务局局长时（当时叫青岛港务局，现为青岛港集团），港口吞吐量只有两千多万吨，码头年久失修，技术落后，员工工资很低。
钱从哪里来，人往何处去，路向哪里走。面对全国正在推行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国企脱困模式，我承诺“决不让一名工人下岗”。
创业时，同甘苦。记得1988年我上任局长时，一家三代仍住在普通职工宿舍里。由于坐落在山坡上，楼层高，自来水常常上不去，只好在不到两平方米的厕所顶部自制了一个铁皮水箱，每天都要等到半夜用水高峰过后把水储满，以备白天之需。后来，市里分给我一套海滨别墅四室一厅的房子，就在全家人为即将住上新房子而高兴时，我却告诉家人，自己已经把房子让给了国家交通部安排青岛港代为照顾的离休到青岛居住的老红军田老。面对着家人的不解，我说道：“老红军在战争年代为国家、为人民拼过命，流过血，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让老革命安享晚年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义务。现在，青岛港还有大批员工是无房户、特困户和困难户，等港务局员工住房都解决了，我们再换房子！”
发展时，一视同仁。多年来，我们把农民工当成自己的兄弟姊妹。一视同仁，同工同酬，年年提高工资待遇水平，并设立了全勤激励奖、积累贡献奖等奖励制度。我们专门腾出公寓大楼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并专门设立了“夫妻房”，为农民工家属探亲提供方便，宿舍里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我们优先安排优秀农民工的家属到港工作。我们创造条件让大家参加各类培训和技术大比武，使全港8000多名农民工学到了技术、练就了本领。我们让农民工能像知识分子一样评职称，开创了全国企业的先河，在全港近2500名农民工装卸工人中评聘了193名装卸工艺员、助理装卸工艺师、装卸工艺师。在8000多名农民工中，有3508人录用为合同制工人，300多人入了党，3000多人入了团，889人担任了班长、车长，41人担任了队长、副队长，1人担任下属公司党委书记，有2人分别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杰出进城务工青年”。我们的农民工与正式员工同工同酬，一个单子发钱，一个食堂吃饭，1/10的农民工在本市购买了住房，1/5的农民工子女进入了城市学堂，150多人开上了私家车。这些新型农民工不仅摆脱了“三低”与“三多”的传统困惑，而且具备了“有知识、有能力、有抱负、有贡献”的崭新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