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6日至12月31日
1948年12月16日以后，淮海战役战场上遮天蔽日的滚滚硝烟渐渐消散了，在豫皖鲁苏四省交界的数百平方公里范围内，随处都可以看到整团整师的国民党官兵被缴械俘虏。只有河南永城东北陈官庄一带，还有大批失魂落魄的国民党士兵，处在四面楚歌的绝境。
现在的局面是，国民党如今东北“剿总”所部55万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华北“剿总”60余万人被围于张家口、北平、天津和塘沽之线，覆灭之期可待，而徐州“剿总”所部70万大军中之大部也被解放军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尽行歼灭，剩下的杜聿明集团10余万人于陈官庄、青龙集一带陷入重围，也已插翅难逃。徐州防线一失，郑州—蚌埠—海州之线即全部陷落，解放军将迅速进占长江北岸，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南京城已经暴露在解放军的攻击之下。
不过，元气大伤的主要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国民党内部的其他一些派别还保存着相当的实力，桂系即是其中之一。李宗仁向为桂系头号人物，此时身为国民党政府“副总统”，地位仅在“总统”蒋介石之下。白崇禧为桂系二号人物，前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此时领衔华中“剿总”司令，统率30万大军镇守华中一带长江天险。
12月22日，白崇禧接到同为桂系要人之一的黄启汉从广州转来的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的密电，电称：“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故人耳。”李济深要求白崇禧，务必与各反蒋派共同携手，积极配合共产党，“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李济深同时还有电报给李宗仁、黄绍竑和程潜等人，内容大致相同。
李济深为粤系将领，在国民党地方势力中颇有号召力。1929年3月，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爆发蒋桂战争。3月15日，蒋介石以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扣押，软禁于南京汤山，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才将其释放。李济深与桂系有此渊源，因此对他的建议白崇禧一向比较重视。
尤为重要的是，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清党”的时候，李济深和白崇禧同为蒋介石的主要支持者。4月13日，上海十万工人大游行抗议前一天的反革命政变，白崇禧命令军队用机关枪扫射请愿队伍，当场死一百多人，伤者无数。当时天降大雨，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4月15日，李济深在广东“清党”，对包括黄埔军校学生在内的共产党员大开杀戒。就连当年积极反共的李济深现在都主张和共产党联手反蒋，这不能不令白崇禧心动。更何况，在淮海战役中，白崇禧刚刚给蒋介石使过绊儿。
10月19日，锦州被解放后，何应钦等预感淮海会战可能随即展开，决定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所属部队，以期集中兵力，保卫南京中枢。这本来是白崇禧当初提出的而被蒋介石否决了的计划，又由何应钦旧事重提。10月23日，由“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送北平请蒋核定。郭临行时，总参谋长顾祝同再三叮嘱：“白健生（即白崇禧）统一指挥是暂时的，会战结束后，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仍分区负责。”可蒋听郭说后，则说：“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10月24日，何应钦电告白崇禧由白统一指挥大军的决定，并且下达了此项作战指示。在廖耀湘兵团于辽西大虎山地区全部覆灭之后，蒋介石于10月30日自北平飞回南京，电召白崇禧即日从汉口飞南京，就中原统一指挥问题进一步洽商。是日下午白抵南京，旋参加“国防部”中原作战会议。在会上，白答应统一指挥各军并对华中“剿总”所属部队做了一些更动部署的拟议。
可是第二日上午继续开会时，白突然改变主意，坚决不肯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个“剿总”。为何一夜之间转弯一百八十度呢？原来白崇禧一贯主张“守江必守淮”，认为应将主力部署在淮河以南，而徐州“剿总”所属的几个兵团，以徐州为中心，一条长蛇般地布置在陇海线上，要想变更部署已经来不及了。白崇禧生怕中了蒋介石的圈套，要他上当。白崇禧感受到的异样的政治气氛，主要和美国人最近的表态有关。
回武汉后，白给何应钦发了一封电报：“南京可以直接指挥，不必重床叠架。”继后，蒋介石便电令将华中“剿总”所辖的黄维兵团和张淦兵团调到津浦路南段去参加会战。黄维是蒋的嫡系，白欣然同意东调参战。而张淦兵团是白的老本，无论如何不让调去。为此白崇禧和蒋介石在电话里吵起来。白崇禧为缓和矛盾，派遣第二十八军（蒋嫡系）、第二十军（川军）来顶替张淦兵团。但蒋介石及还是继续要求张淦兵团出击，以解黄维和杜聿明兵团被解放军重重围困的局面，但都被白崇禧顶住了。
12月初，蒋介石电令白崇禧指挥的第二军（蒋嫡系）由沙市船运南京，以在蚌埠附近地区参加会战。白崇禧对其作战处长覃戈鸣说：“最好不要把它调走，要调走也不要经过武汉，蒋介石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的。”还派亲信率警卫团将第二军的先头部队开往武汉的轮船看守起来，“国防部”、参谋总部来电也不放行。蒋介石亲自找白崇禧通话，说明东线战况的需要，希望让第二军即日东下。白崇禧则辩称武汉重要，说华中地区部队太少，不能再调走。双方交锋了几十个回合，争吵半个多小时毫无结果。蒋介石质问白崇禧何以不服从命令，白崇禧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令蒋介石勃然大怒却又无计可施。
蒋介石知道白崇禧硬是不让第二军过武汉后，便电令宋希濂、陈克非率第二军绕道湘西出长沙再坐火车东运。这样时间就赶不上了，他因此恨透了白崇禧。
不过白崇禧现在有恃无恐，因为他知道，美国人是支持桂系反对蒋介石的。他觉得，风水轮流转，以前桂系总是被蒋介石打压，现在可以取蒋而代之了。
1948年10月16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国务卿的报告中断言：“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以外，没有多少中国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较之过去更加有负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了。”
10月23日，司徒雷登直截了当地向马歇尔国务卿提出了逐蒋下台的主张：“我们可以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
美国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的反感其实由来已久。1946年4月，在国共之间调停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对蒋介石不遵守达成的停战条约十分气愤，表示如果蒋介石不停战就停止美援。蒋介石在马歇尔的压力下，被迫同意自６月7日开始为期15天的全面停战，这是所谓“第二次停战令”。但15天的停战期过后，国民党军队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新的攻势。在此情况下，马歇尔向蒋介石表示：如果再不停战，他将立即离华返美。
1946年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承认美国调停失败。这时国际上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业已形成。就在美国承认调停失败的同一天，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建议：一、鉴于以往世界各地联合政府之情形，“美国将力求阻止组织包括共产党之联合政府，且以为继续并加强援助国民党政府或为太迟，但系达到此项目的之最佳方法”。二、如情势演变结果，须对中共做相当让步时，“美国力量应用于设法停止战斗，唯须中国分成若干既不关联之联邦为基础，此项联邦之地域分割，尽可能使无中共参加之各邦政府，在中国留有最大部分之土地”。三、“如中国恢复区域制度，则美国将供给经济援助与各区域政府，以增强其地位，俾使中国人民反共之特性，得以显现，因而等于减弱彼等对中共之同情。”
这个建议显然也是反共的，但却是主张以政治手段而非军事手段反共。同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致电蒋介石：“如果中国的内战不在短期内停止，美国就将重新考虑美国的对华政策。”
蒋介石在公开场合信誓旦旦地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停战调停，但实际上并没有采取停止内战的具体措施。蒋介石看来，他是国民党政府的领袖，他就代表中国，美国对中国友好就要支持他。蒋介石指责美国不尊重他个人的做法是侮辱中国，“破坏了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而在美国人看来，蒋介石并不等于国民党政府，更不等于中国，美国反对蒋介石并不等于反对国民党政府，批评国民党政府不是破坏中美两国的友谊，而是美国对中国友好的表现。由于蒋介石对美国人的要求阳奉阴违，杜鲁门于８月18日下令停止向中国出口二战的剩余武器，停发美商对中国出口武器的许可证。由于二战后国民党军的大部分装备都来自美国，美方停止出售武器使国民党军的武器补给发生了一定困难，这也是蒋介石军队战败的一个侧面原因。美国到1948年４月才再次恢复武器出口，但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到了回天无术的全面失败边缘。
1946年12月18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马歇尔也于1947年1月8日回国。美国国务院在说明马歇尔调停不成功的理由时说：中共和国民党对和平都没有诚意。美国退出调停后，国民党开始放手大打内战，中国共产党也予以坚决还击。
虽然美国表面说不干涉中国内政，但实际上在水面下开始物色取代蒋介石的人物。1947年７月美国再次派魏德迈到中国视察国民政府的现况。魏德迈发表了一篇访华声明，批评国民党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魏德迈还特别指出：“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这也就是说蒋介石不是有感召力的领袖，中国的复兴有必要抛开蒋介石。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蒋介石更没有好感，他向美国政府报告说：“现政府已无力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除非出现一位受民众爱戴的领袖，能号召民众，并能恢复军队的作战意志。但不能指望蒋委员长能充当这样的领袖。蒋氏似乎已无法改变，而且各方面都证明他必将继续其个人统治，这种个人统治的后果，造成了现在中国的悲惨局面。”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建议：李宗仁在中国军界政界有一定影响力，可以考虑李宗仁取代蒋介石。194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由于现任总统杜鲁门不喜欢蒋介石，蒋介石把赌注压在杜鲁门的竞选对手杜威身上，为杜威竞选资助捐款，但大选的结果杜威落选，杜鲁门蝉联总统。蒋介石为杜威助选更加深了杜鲁门对蒋介石的反感。这一年３月国民党政府举行第二次国民大会，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和“副总统”。当时国民党内尚无可以与蒋介石竞争总统的人物，于是美国私下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作为取代蒋介石的第一步。最后李宗仁以微弱优势当选。5月20日是蒋介石就任“总统”、李宗仁就任“副总统”的日子，由于国民党军事上败相已显，经济上民生凋敝，这一天蒋介石虽然登上国家元首宝座，心情却很恶劣，在日记中写道：“心绪愁郁精神沉闷似乎到处都是黑暗悲伤凄惨未有如今之甚。”
辽沈战役时，司徒雷登给美国政府发去电报：“目前仅少数人继续拥护委员长，而且拥护他的人，不过是其最亲近的同志及一些军官而已。中国政府、尤其是委员长，最不为人民所爱戴，指责他们的人日渐增多。现在除非美国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否则将无法避免再度的军事惨败。”1948年11月16日，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巴大维将军在致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自从我到职以来，没有一次战役是因为缺乏弹药或装备而失败的。据我看来，他们的军事崩溃，完全可以归因于世界上最拙劣的领导，以及其他许多足以破坏士气的因素，这些因素引起了战斗意志的完全丧失。”巴大维明确地告诉美国政府：“蒋委员长已经丧失了他在政治上的和他的群众的支持，——无论政府迁到哪里去，共军终究将压倒政府。”鉴于美国的军事援助得不到应有的效果，巴大维建议停止对蒋介石军队的援助并撤回美国顾问团。
这一年年底，国民党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给杜鲁门写信：如果美国不能提供经济军事援助的话，就请美国政府发表一个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书面宣言，增加军队的士气和人民的信心。但杜鲁门连精神上的支持也不肯答应，拒绝发表支持蒋介石政府的声明。蒋介石派宋美龄访问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却要求宋美龄以私人身份访问。杜鲁门摆出一副冷面孔对来访的宋美龄说：“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
12月中旬，蒋介石抱着一丝幻想派张群前往美国使馆探询美国人对其去留的态度，司徒雷登明确地答复说：“我所接触的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觉得委员长作为停止战争的一个重大障碍，应当从他现在的权威地位引退。而中国人民所想的和所要的是形成我们政策的因素。”
眼看美国人对自己失去兴趣，蒋介石竟然想到了起用对中国人民血债累累的日本军人。1948年底，蒋介石派人找日本的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请他为国民党军物色一些旧日本军的出色军官，担任国民党军的军事顾问。美国的军事顾问太讲民主人权，不允许长官打骂士兵，倒是日军的训练方法似乎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当时蒋介石痛感国民党军队的最重要问题不是武器，而是军人的素质太差，所以想请一批旧日本军官来为他训练军队。100多名旧日本军官组成的日军顾问团于1948年底秘密从上海进入中国，为了保密起见，日军顾问团的全部旧日本军官都起一个中国名字。日军顾问团的团长是前陆军中将富田直亮，其中国名字为“白鸿亮”，所以日军顾问团也称为“白团”。日军顾问团进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行作战建议、培训军官、训练士兵的工作。
此时的蒋介石自然也听说了美国人试图以桂系的李宗仁取代自己的风声，他寻思先下手为强，准备让特务干掉李宗仁。对此沈醉在回忆录中有所披露：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我在昆明担任“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突然接到局长毛人凤要我立刻去南京的急电，便于第二天下午乘飞机前往。我刚住进局里的高级招待所，毛人凤便来找我。他告诉我，这次叫我去南京是蒋介石亲自指定调我去主持刺杀李宗仁的工作。他说，这一工作原来已由他选派保密局专门主管暗杀等业务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担任，并进行了一些布置。但蒋介石听说叶是文人出身，只会动笔而不能亲自动手杀人时，连说不妥，指定要我这个在军统中干过多年行动工作的老手去主持这一任务。毛人凤叮嘱我，见蒋时要表示一定能完成使命。
毛人凤说完后，就和我一同乘车去中央军官学校内蒋的住宅请见。我们默默地坐在会客室等了两个多钟头，蒋才抽空在他办公室接见了我们。这次我看他的态度非常和蔼，还装出一副很亲切的样子，问我云南的情况和我家庭的情况。最后他才问我，毛局长已告诉了要你到南京的任务没有？我说已经告诉过了。他便说，这次决定叫我去主持这项工作，是因为这关系到整个大局的问题，并表示他对我的信任。他还夸口说，共产党迟早总可以打败，而内部的捣乱比共产党更难对付，所以只有采取这个办法，好使内部统一起来一致对外。他还说，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所以能打胜仗，我们却有两个、三个敌人，几方面要对付，困难就多得多。他一再说，这次行动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叫我绝对不能泄漏，一定要从速布置，只等他作出最后决定，便要绝对完成使命。他还举出历史上一些刺客来鼓励我，并对我过去长期为他卖命而出生入死，胜利后又愿冒险去解放区寻找戴笠的失事飞机等来赞扬我。听他的口气和详细询问我家庭情况等，已很明显地告诉了我，为了完成他这次交给我的任务，连牺牲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在半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蒋介石始终没有说出他叫我杀的对象是谁，这是他一贯用的狡猾手段。军统局替他杀过那么多的人，却从来没有看到他写过一个字条给军统指明杀什么人，所以我们的谈话都是心照不宣的。我在辞出时，为了讨好他，虽坚决表示决不辜负他的期望，叫我作出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一定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他亲自交给我的任务。他听了很高兴地握着我的手，对毛人凤说：“这是我们最忠实勇敢的好同志，他工作上和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帮助解决。”
第二天上午我到保密局，毛人凤只找了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和叶翔之与我四人进行密商，连副局长徐志道都没让参加。当时决定主持这一任务的单位叫“特别行动组”，进行的办法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担任暗杀，一部分人监视李宗仁防止他离开南京。我们还研究了对付其他几个桂系头子的办法，布置方面由我与叶翔之协商办理。毛人凤还亲自命令经理处和人事处，凡是特别行动组要钱要人，都应尽量满足需要。
一星期后，我们作了以下的具体部署：暗杀李宗仁的工作由我主持，毛人凤选派秦景川、王XX作为我的助手。秦在军统一向担任杀人的罪恶工作，枪法准确，也很沉着。王为东北惯匪，从小杀人越货，能以手枪射落空中飞鸟。我在军统中也一向是有名的神枪手。李宗仁当时住在傅厚岗后面，他汽车进出转弯时速度很慢，从两面同时都可以射击。为了监视他的行动，我们在通往他住宅附近的马路转角处开设了一个旧书摊，除了可以掩护侦察外，还可以在这里多停留几个人，借看书的机会能够多呆一些时候，不易被人发觉。这个地方由我选调军统临澧特务训练班毕业的特务吴德厚担任，因他一向是干行动工作的。
为了防止李宗仁突然离开南京，我们准备在空中将李的座机击落，可以借口“飞机失事”而达到杀李的目的。这是上策，所以我们在光华门外通往飞机场的一条小街上开设一家小杂货店作为掩护，还特地装了一部电话，以便在发现李宗仁去机场时立即用电话按规定好的暗语报告，由毛人凤通知随时做好准备的两架战斗机尾随李的座机，只要离开南京上空，即进行射击，使之机毁人亡。当时桂系军队大部分集结在安徽一带，因此我们也在火车站附近买了一个木头房子摆设香烟摊，准备在李宗仁乘火车出走时便立即赶去，在沿途火车停留的小站进行狙击。当时我们估计李还可能去杭州玩玩，便在汤山附近公路上开设一个小饭馆，如果李乘汽车离京，便用毛人凤拨给特别行动组的两辆高速汽车追去，在半路上进行狙击。据毛人凤告诉我，蒋认为李宗仁如果瞒着他突然离开南京，一定是去调部队实行“武装逼宫”，因此在南京以外的地方去暗杀，可以不必再等候他的命令；只有在南京城内动手，则一定要等他作最后决定。用蒋的话说，就是李如果不辞而走，便是自寻死路。
蒋介石一边准备暗杀李宗仁，一边却又试探李宗仁。12月17日，蒋介石正式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到傅厚岗副总统官邸访问李宗仁，告以蒋有意下野，由李宗仁出来主持和谈。
这当然只是一句空话。到了12月24日，蒋正式任命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但他对下野问题不作进一步的表示。坐镇武汉拥兵自重的白崇禧等不及了，未和李宗仁商议，在这一天发出了“亥敬电”，由张群、张治中转给蒋介石，要求“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白崇禧期待的和谈不同于李济深主张的和谈，在白崇禧看来，和共产党合作也要有实力做后盾；和平也是对等的，要实现真正的和平，只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谈，否则便是投降了。他要同时开展“备战求和”和“求和备战”两手活动。
次日，新华社发布一份包括43人的国民党战犯名单。这43名头等战犯是：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李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达、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
虽然白崇禧名列这份战犯名单之中，但这并未减弱他求和逼蒋的意图。几天后，由于始终不见蒋的动静，白崇禧又推动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各省军政各界要人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战议和。这些电报的目的，自然都是要求蒋介石下台。因为要让共产党接受和谈要求，被共产党视为内战罪魁的蒋介石非首先下台不可，否则根本就没有停战的可能。
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打着同样的算盘。12月29日，蒋介石又让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去见李宗仁，目的是试探桂系的真实意图。对于蒋介石派来的心腹，李宗仁嘴中的话虽吞吞吐吐，但态度非常明确。他的方案是：一、蒋介石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两军各自撤退30里；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军，由各党派人士组织联合政府，并在上海和谈。
这一天，天津市工业会、商会、各职业团体、绅民等81人也共同签署发出通电，分致国共双方首领蒋介石、毛泽东。电文说：
海内人人厌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钧座、先生本民胞物舆为怀，年来国共之争，毁坏人民生命财产难以数计，已为人们所不能忍受，战争的目的既系为国为民，今以人民所不能忍受者强加之人民，则为国为民之说已失根据。战争持续实无意义，江河以北未遭破坏之城市寥寥可数，平津两市，一为数百年文化古城，一为华北五省工商业汇萃要埠，又有四百万以上之市民喘息余生，眼见大祸临头，不能不迫切呼吁，战争终有了局，和平即是光荣，万恳发大仁慈，即将平津地区先行停止战争，以谋全面和平解决，而免生灵再遭涂炭。
也就是这一天，蒋介石不得不重新估计局面，把维持国民党政权的最后一线希望寄托于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岛。根据他的提名，由孙科主持的行政院决定，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自从辽沈战役失败以后即引咎息影的陈诚开始着手经营台湾。
12月31日晚，在黄埔路的“总统”府官邸内，一年一度的团拜聚餐会在这里举行。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冠贤以及邵力子、陈立夫、张群、谷正纲等国民党中央常委和若干高级将领都出席了。晚餐过后，该进入正题了。蒋介石清了清嗓子，以低沉的语调对众人说：“现在的局势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张群）朗读一遍，以征求大家意见。”
在文告中，蒋介石宣称愿意与中共“商谈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但对于和平谈判，蒋介石又开了五项先决条件的价码：一、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二、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由此而破坏；三、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四、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五、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
文告的最后，他暗示有意退休，说：“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公意是从。”
张群念完文告，全场死一般沉寂。蒋介石见无人说话，便侧过脸问坐在他右侧的李宗仁说：“德邻，你对这篇文告有何意见？”李宗仁愣了一下，脸上漠无表情，字斟句酌地说：“我与总统的意见并无二致。”
蒋介石未置可否，又问行政院长孙科的意见：“哲生啊，你的意见呢？”
孙科望了望蒋介石，又扫了大家一眼，说：“我同意李副总统的意见。”
这时行政院的政务委员、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字叔常）号啕大哭起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总统啊，在此危难时刻下，您怎么能丢下国家、丢下人民、丢下我们于不顾呢？发表此文告是万万不可的，我坚决不同意。”
张道藩、王世杰等人也纷纷表示不同意发表这个文告。而谷正纲还在号啕大哭。蒋介石站了起来，狠狠地瞪了谷正纲一眼，用训斥的口气对他说：
“叔常，不要再哭了。你哭什么呢？是死了老子啦？”
接着他又愤愤地说：“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显然，他在讲话中所说的“派系”是指李宗仁和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
最后，蒋介石大声说：“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我走之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们很难接手。”接着又要李宗仁转告白崇禧：“不要再发什么通电了，以免动摇人心！”
蒋介石又嘱咐张群，关于他“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入文告，说罢就愤然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