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志宏
《渡江》一书通过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与文献让读者走进中国近现代史的转折之年——1949年，揭示时代更替的历史必然性。更能令人深思的是，在历史洪流滚滚向前的大背景下，个人的命运被这历史巨流所挟持，每个人没有太多的选择。
渡江战役是指1949年4月至6月间，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向国民党军汤恩伯、白崇禧两大军事集团发动的规模巨大的强渡江河战役。
渡江战役从1949年4月21日起，至6月2日解放上海崇明岛止，历时42天，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继晋灭吴、隋灭陈、宋灭南唐之战后，中国战争史上第四次大规模的渡江作战。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追击的第一个战役，也是向全国进军作战的开始。它是将江河进攻战、陆地追歼战、城市攻坚战三种作战类型融为一体的战略性战役，其战场范围之广，参战兵力之多，阶段转换之快，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民解放军在以木帆船为主要渡江工具的条件下，一举突破国民党陆海空军组成的长江防线，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渡江战役，以它特有的雄伟气势和丰功伟绩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渡江》一书有着极其鲜明的特点。该书突破了以往军事纪实文学的窠臼，它不单描写战争，而是把战争作为一条主线，以点、线、面相结合的手法，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了在1949年中国时局的转折和在此背景下各种人物的命运。
该书注重实证，广泛地征引了各种稀见的资料和学术上最新的研究成果。比如多次引用刚刚解密的蒋介石日记的内容，人物不再是脸谱化的，而是有血有肉的。
该书有极其严肃的学术背景，但整体行文却是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比如，在写作有关章节时，作者广泛地引证了《中央日报》《申报》和《大公报》的原始报道，可以为今天的读者拨开历史的云雾，一窥历史的复杂与生动。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渡江》不仅仅是一部军事题材的通俗历史作品，还是一本充满了智慧观察的书。该书视野开阔，融入了作者对于那个时代及其人物命运的思考。作者还大胆地破除了“土匪史观”的旧思维，用相对客观冷静的语气叙述了国共两党的斗争，同时在书的结尾处，作者还有意识加入国民党去台后国共两党的交往发展，展望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愿景。
因此，我郑重地推荐有兴趣的朋友看看这本书，定会有所收获的。
（佘志宏，著名军史专家，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
前奏：旷世奇劫金圆券
1948年11月1日，国统区各家报纸都在头版发表南京行政院关于放弃限价政策，改行议价的声明，国民党政府执行了仅仅70天的币制改革惨淡收场。
就在同一天拂晓，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对沈阳发起攻击。当天中午，国民党军第8兵团司令周福成和他的卫队在银行大楼放下武器。只有小股部队负隅顽抗，但很快被解放军消灭。第二天，沈阳全城为解放军占领。11月3日，翁文灏内阁辞职。
“完了，全完了！”但凡是有一点见识的国民党官员，无不在心中暗暗叫苦。而内心最为痛苦的，当数前些日子锋芒毕露，现在却委顿之极的蒋经国。
这一年，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7月初，国共双方兵力的对比，已由1946年战争爆发时的3.14比1，变为1.3比1。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抓住有利时机，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形势于己有利的东北。等9月12日至11月2日的辽沈战役结束，国军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解放军总兵力上升至300万人。国共双方的正负位置，已经颠倒过来了。
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这样，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然而令蒋经国五内如焚的，却并不仅是战场上的一败涂地，还有国民党币制改革的失败，以及他个人“打虎”的失败。国民党在军事上固然危如累卵，但还未尝没有一线生机；币制改革失败，就真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了！
说来话长，这次国民党的币制改革，是将法币改为金圆券。虽说事后看来此举绝对是铸成大错，事前国民党高层却觉得这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币制改革之前，国民党政府的法定货币叫做“法币”。法币从1935年11月开始发行，直到抗战前夕，共发行14亿元，流量不大，较为稳定，对国民经济发展颇有扶植之功。抗战期间，因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发行量急剧上涨，发行总额达到5569亿元，比抗战前夕增长了约396倍。国统区的普通老百姓，都是勒紧裤腰带，盼望抗战胜利之后能过上好日子。
但可恶的是，抗战胜利仅仅一年，国民党便发动内战，企图迅即消灭中共，以致军费开支浩繁，财政赤字剧增，法币发行垂直上升。到了1948年8月20日前，法币发行额增至660万亿元，比抗战前夕增加了47万倍，而物价的增幅更高，较抗战前上涨3492万倍。1946年10月至1947年3月的宋子文内阁，和1947年3月至1948年5月的张群内阁，都曾相继采取措施，企图止住法币膨胀狂势，无奈皆以失败而告终。
宋子文的办法是抛售黄金，回笼法币，将中央银行的库存黄金按市价在上海市场大量配售。至1947年2月，共抛售黄金353万两，占库存黄金的60％，回笼法币9989亿元。若在和平时期，这未尝不是一道杀手锏。但因为国民党打内战，在同一时间，法币增发了32483亿元，黄金抛售所回笼的法币仅占其中的三分之一。更有甚者，握有大量游资的达官贵人看到购买黄金比囤积货物更有利可图，于是大做黄金投机生意，黄金抢购浪潮日甚一日。中央银行黄金储备无法满足市场需要，宋子文被迫下令停止出售。1947年2月，就在黄金停售的前几天，一些投机商意识到中央银行存金已尽，更加紧抢购，以致黄金价格暴涨，市场大乱，此即闻名上海的“黄金风潮案”。宋子文黯然引咎去职，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则被撤职。
继宋子文组阁的张群立即以严禁抛售黄金、取缔黄金投机和管制外汇等办法，取代宋子文的黄金自由抛售政策。同时，加强敌伪物资抛售，发行了4亿美元的短期公债和库券，以图回笼法币。但通货膨胀速度继续加快，物价一天涨过一天，张群内阁也是毫无办法。
蒋介石为使其统治合法化，决定1948年为“行宪年”。所谓“行宪”，就是开始实行所谓民主宪政，并按照宪法规定选举总统，实行总统制。1947年11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以孙科为主任的“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国民党内成立了“选举指导委员会”，具体负责大会代表的选举和筹备事宜。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大”在南京举行。4月19日，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其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经过激烈的争夺，大会经过4次投票，于4月29日选出李宗仁为“副总统”。5月1日，大会闭幕。5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就任“总统”、“副总统”。此次“国民大会”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权当选总统蒋介石可以不受限制，采取他认为必要的紧急措施，将蒋介石的权力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后，组成了行宪后的政府，翁文灏接替张群担任立法院长。翁文灏是著名地质学专家，曾任清华大学校长，他组阁可谓“书生治国”，在蒋介石看来足以收拾人心。
翁文灏上台后，蒋介石本来准备让张群内阁的财政部长俞鸿钧继续留任，但俞鸿钧已转任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遂嘱翁文灏自己物色财政部长。
翁文灏很快便任命了新的财政部长。此人名叫王云五，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堪称出版界泰斗，与翁文灏平素私交不错，曾在张群内阁担任行政院副院长，任内研究过财政，当时他就认为：“只有改革币制，才能挽救财政经济日趋恶化的局势。”现在机会来临，王云五颇为兴奋，想要大干一场。但国统区各界人士对此任命颇感惊奇，认为王云五与财政金融素少渊源，仅凭其在商务印书馆的管理经验，如何堪当财政重责？
蒋介石对新内阁的财政部长王云五和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都做了币制改革的指示，要他们分别组织专家研究，拿出具体方案。
俞鸿钧在上海指定了一个4人研究小组，成员都是业内的专家，他们一致认为：在内战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币制不宜做根本性改革，如果骤然一改，就会垮得更快。鉴于财政收支差额太大，可在不改变法币本位的基础上，另由中央银行发行一种称为金圆的货币，作为买卖外汇及缴纳税收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用此办法，大致使收入提高到相当于支出的40％到50％。俞鸿钧予以首肯，并令4人小组拟定了具体方案。然后，俞鸿钧携此方案赴南京请示蒋介石，满以为会得到大加赞赏，却不料立即遭到否决，蒋介石认为这一方案不能应付当时的局面。
蒋介石垂青的是王云五的方案。这一方案“鉴于公库收入仅支出的百分之五，物价飞涨，支出庞大，全靠发行新票支持，军事开支所占比重极大”等情形，建议以中央银行所存的黄金和证券作保证，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即以政治力量来收兑或收存国民所存的金银外币，实行管制经济，在全国设立若干管制区，由经济管制督导员负责执行。
不过蒋介石对王云五的方案并不十分放心，又向前任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征询意见，张嘉璈直言，发行一种新币，必须有充分现金或外汇准备，或是有把握将每月发行额逐渐减少，否则人们将失去对钞票的信用。即使没有充分准备金，至少也要把握物资，有力量控制物价，防止新币贬值，故应慎之又慎。而现在的局面是，物价绝对无法限制，所定20亿元发行额无法保持，恐不出三四个月就将冲破限关。如果人们对新币不予信任，弃纸币而藏货品，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蒋介石是刚愎自用惯了的人，翁文灏、王云五又正踌躇满志。8月19日，蒋、翁、王三人联合签发了《国民政府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次日，又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等4项办法。“紧急处分令”和各种办法的要旨有以下4项：
第一、金圆券每元法定合纯金0.22217克，但不能兑换。由中央银行发行，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
第二、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折合东北流通券30万元。（注：东北流通券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在东北发行的纸币。金圆券发行后，限期收回。）
第三、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限期于9月30日以前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违反规定不于限期内兑换者，一律没收。
第四、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以前的水平冻结。借此把国统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维持在8月19日之前的水平上。
“这也太荒唐了吧，”国统区的老百姓纷纷私下议论，“现在内战紧迫，风雨飘摇，想用政治力量来施行不兑换的货币，可能吗？”
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当局出台的“办法”，自相矛盾之处甚多。比如规定各种物品不得超过8月19日的价格，同时对公共交通事业的收费又可调整价格，难道运输支出不是物价成本的一部分？
还有一些资深的财经专家认为：金圆券不出几个月必然崩溃，挽救办法是立即停止收兑金银外币，这些金银外币在民众手中并没有多大危险，反之，放出大量金银外币危险极大，无异于把死老虎收回来，把活老虎放出去。
蒋介石对币制改革期望甚高，希望借此渡过难关，因此一开始决心很大。8月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昨夜决定改革币制与管制经济日期，余注重于辅币之兑现，以增加新币之信用，或可延长新币之命运也。”8月20日当天，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负责监督检查金圆券的发行及准备情形。蒋介石与王云五召见上海工商界、金融界巨头20余人，希望他们支持财经命令。翁文灏在行政院也邀请京沪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座谈，希望协力执行各项办法。21日，蒋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政策。尤其上海是中国财经中枢，关系甚大，蒋介石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实则蒋经国名副实正，全权经办。
金圆券发行之初，各银行门前着实热闹了一番。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蒋介石在8月下旬的日记里兴奋地记下：一星期下来总共收入1800多万美元，仅上海一地就有300万美元之多。对于人民如此热情拥护币制改革政策颇感意外与欣慰——其实他当然知道：人民是被强制在9月30日以前将私有的黄金、白银、外币交出来兑换中央银行发行的金圆券，逾期没收。在写日记对8月进行总结时，蒋氏再度肯定币制改革：财政和经济专家都曾反对，而且预测必然失败，可是谁也想象不到，实行10天以后已收到2700万元之多的美钞了！得意之情跃于纸上。但工商、金融资本家比普通百姓懂经济规律，又比普通百姓了解国民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便千方百计想保住手中的金银外汇，不兑换金圆券。引得蒋氏父子勃然大怒。
9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纪念周上，教训对政府法案尚存观望态度的上海银行家说：“上海银行界领袖对国家、对政府和人民之祸福利害，仍如过去二三十年前，只爱金钱、不爱国家，只知自私、不知民生的脑筋毫没改变，在‘共匪’这样猖獗，人民这样痛苦，尤其是前方官兵这样流血牺牲的时候，政府为要加强‘戡乱建国’的力量，决心实行这一个重大的改革，其成败利钝，实有关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若辈拥有巨量金银外汇的，尤其是几家大银行，这样自私自利，藐视法令，罔知大义，真令人痛心。这种行为固然是直接破坏政府‘戡乱建国’的国策，而其间接无异助长‘共匪’的内乱。”
8月20日，蒋经国以“太子”之尊抵沪。为了排除干扰、实施管制，蒋经国把他以前精心培植的赣南系、青干校及青年军的干部调集上海，王升、李焕、江国栋等都到了蒋经国身边。蒋经国还调来了胡轨总管的“戡乱建国总队”下属的第六大队，扩编为“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人员约两万余人，作为实行紧急措施的骨干队伍，专司执法。他还抽调了部分“信仰”三民主义的大学生，成立了经济研究小组，应对经济问题。
蒋经国以北宋范仲淹的格言“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相标榜，号称“不管你有多少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毫不留情地送你进监狱，上刑场”，提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的口号。8月23日和27日，他两次指挥上海6个军警单位，到全市库存房、水陆交通场所进行搜查。凡触犯法令者，商号吊销执照，负责人法办，货物没收。蒋经国本人还微服出巡，发现贪赃受贿官员严惩不贷。时人将蒋经国的举措称为“打虎”。
9月15日，在上海体育馆召开的青年军人联谊会上，年轻时在上海参加过“五卅运动”的蒋经国慷慨陈词，发表了题为《上海何处去》的演讲。他说：“在工作的推进中，有不少的敌人在那里恐吓我们，放言继续检查仓库办奸商，将会造成有市无货，工厂停工的现象。不错，假使站在保持表面繁荣的立场来看，那是将要会使人民失望的。但是，如果站在革命的立场来看，这并不足为惧，没有香烟、绒线、毛衣、绸缎，甚至猪肉，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相信，为了要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上海的市面，是不畏缺华丽衣着，而致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决不能放松一下，要同样地打，一起地打。”
杜月笙、刘鸿生、荣尔仁、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等上海滩大佬，都被一一请进了蒋经国的办公室。蒋经国要他们带头执行政府决策，交出黄金、外汇。米商万墨林、申新纱厂经理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60余人，因私逃外汇、私藏黄金、囤积居奇或投机倒把，被捕入狱；杜月笙之子杜维屏因“囤货炒股”，被判了8个月徒刑；林雪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被处死。一些政府官员，也因触犯律令受到重治。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露经济机密被判刑；宪兵大队长姜公美，因破坏经济管制被判死刑；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遭枪决。
国民党政府在强制收兑金银外汇的同时，又强迫冻结物价，禁止囤积居奇。蒋经国在上海命令：商店即使无货，也不准关门。如若暗中抬价，则将没收封存。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铁腕措施，普通百姓和工商金融资本家的被迫就范，竟使资金市场与商品市场在币制改革后的40天里，出现了“奇迹”，例如收兑金银外汇取得了一定进展，利率有所下降，商品价格也多控制在金圆券发行前的水平。新闻媒体奏响“歌德”之声：国内报刊称蒋经国是国民党的救命王牌；海外报刊称他是“中国的经济沙皇”。
但是说白了，蒋经国并不是依法治理上海滩的腐败，而是以政治力量为后盾，实施他父亲蒋介石的党魁意志。一切都是他说了算，他要抓谁就抓谁，然后再去查找证据，并且迅速结案，枪毙的枪毙，进监狱的进监狱，速度飞快。比如一旦发现囤积居奇，则立即问罪，但平心而论，囤积居奇虽然确实扰乱了当时的经济状况，但那很多也是出于商家趋利避害、谋求资本利益最大化的正常选择。蒋经国的政治“铁拳”，对于医治经济“病体”之沉疴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激化了矛盾，加重了病情。正所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没多久，商品市场上物价虽稳，却是有市无货。一些商人为了逃避货物登记，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让货物留在车皮内，让火车像一个活动仓库似的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一些奸商和帮会势力唆使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还有一些工厂因物价冻结，企图停工。
9月30日，一支全副武装的打虎队，奉蒋经国的命令，搜查大名鼎鼎的扬子公司。
扬子公司的全称是“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于1946年4月成立的官商公司。该公司通过宋美龄的关系网，获得汽车、药品、钢材、染料等重要物资的进口、销售权，经营中通过走私、逃税、套取外汇及垄断货源等办法，聚敛了大量的黄金、美元。这次查封行动源自杜月笙的逼宫。杜月笙是上海青帮首领，金融界巨子，跟蒋介石的关系匪浅，对国民党政府在财政上多有支持。但在蒋经国严厉的“打虎”铁腕之下，他的儿子杜维屏也被查处判刑。杜月笙毕竟老辣，不紧不慢地表态说：“打虎是好事体，阿拉可以帮助找到更大的老虎。找出以后，把大老虎杀了，阿拉儿子和女婿即使拉出去陪斩，也是千该万该的，杜某眉头都不皱一下。”他在蒋经国主持的“物资登记动员会议”上，紧急动议，要蒋太子派人检查“扬子公司”，如若蒋太子不敢动孔令侃，就应该释放一干人犯。蒋经国与孔、宋豪门素来面和心不和，此时又被杜月笙将了一军，遂下令搜查。
但结果怎样呢？一个坊间流传已久的说法是：在查清扬子公司大量违法事实之后，蒋经国下令拘捕孔令侃，查封扬子公司。孔令侃不想坐以待毙，连夜跑到南京找上姨妈宋美龄搬救兵，孔宋豪门有很多资产登记在扬子公司名下，宋美龄如何能坐视不管，她立刻打电话给正在东北视察前线战事的蒋介石，蒋介石闻讯后不顾三军生死，飞回南京偕宋美龄赴上海。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刻把蒋经国痛斥一番，下令恢复扬子公司，释放杜月笙之子杜维屏。另一个说法是：蒋介石并未到上海，也未斥责蒋经国，是宋美龄10月1日从南京飞抵上海，将孔令侃径直从拘留地救出，当蒋经国闻讯赶到时，已是人去狱空，唯有徒呼奈何。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是，蒋经国当时既未查封扬子公司，更未拘捕孔令侃，因为蒋经国自己明确地说：“扬子公司仓库里面所囤的货物，都非日用品。”他的亲信，负责“打虎”的王升则更明确指出：“在扬子公司的仓库里，的确是查到了一批糖，但是，经过化验，是作为医药用的化学糖，不是民生必需品的食糖，所以不能法办扬子公司，更不能法办孔令侃。”
倘若后一种说法属实，那么蒋经国的姿态转换得也未免太快了。他对孔令侃这样的皇亲国戚讲“法治”，对那些白手起家的民族资本家却是气势汹汹的“人治”。上海素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之称的刘鸿生，由于畏惧蒋经国的威逼，被迫忍痛交出黄金八百条（每条金条重十两）、230万美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抗战时期到美国为国民政府奔波借款，曾经受到蒋介石嘉许；金圆券发行后，蒋经国与之会面，陈光甫迫不得已交出一百一十四万美金，全部“移存”中央银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唯恐也被蒋经国召见，吓得不敢住在家里，几乎每天晚上得换住所睡觉，最后仍被蒋经国手下骚扰，万不得已，只有托病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警察局这时仍穷追不舍，派人直接进入医院，强迫周作民签名具结，非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准擅离上海——这不是双重标准是什么？
10月9日，蒋经国在日记中为自己辩解：“扬子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可见他毕竟心有未安。10月16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扬子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经济管制的工作发展到今天，确实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关头。”可是，不管蒋经国如何为自己开脱，“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恶名已经传遍了上海滩。
正当蒋经国陷于进退两难之际，10月2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了筹集军费，决定对卷烟、洋啤酒、国产酒类、烟叶等7大类商品增征税额。此举必然导致增征税额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加之其他商品搭车涨价，从而自我否定了其信誓旦旦的限价政策。上海基本生活用品的物价再度告急，升斗小民惶惶不安，全城都出现了抢购风。10月6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哀叹：“一切都在做黑市买卖……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
面临物价狂涨的局势，翁文灏内阁不得不变通策略，于10月26日调整此前的限价政策，规定“如系国产货品，按产地收购价格或原料价格予以调整。进口货按进口成本调整”。10月28日，又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承认币制改革失败。11月1日，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正式宣告放弃限价政策。11月3日，翁文灏内阁总辞职。行政院长由孙科继任，财政部长由徐堪接任。
11月初的蒋经国，神经处于极度的疯狂之中。他几乎天天酩酊大醉，狂哭狂笑。11月6日，他在广播中向上海市民讲话，声音几次沙哑。他说：“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到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而且在若干地方反而加重了上海市民的痛苦。我决不将自己应负的责任推到任何人身上去，也决不因为这次挫折而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我坚决认为自己所指出的《上海何处去》的道路是绝对正确的。今天，我除向政府请求处分外，理应向上海市民表示我最大的歉意。这并不表明要得到上海市民的原谅。我恳切希望上海市民能利用自己的力量，决不能再让投机商、官僚政客、地痞流氓控制上海，我始终认为上海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截至11月9日，金圆券已发行19亿余元，与法定20亿元限额非常接近。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密电蒋介石：军政费增加极巨，请尽快放宽发行限额。11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决定取消金圆券发行最高限额；准许人民可重新持有金银外币，银行开始可以流通；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一年后，可折提黄金或银币；对外汇率由原来1美金折合4金圆券增至20金圆券。
金圆券发行限额放开后，顿成一泻千里之势。到11月底，发行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到1949年4月，金圆券发行总额升至5万亿元，5月更增至67万亿元，6月竟达到130万亿元，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票额也越来越大，从1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到1万元、5万元、10万元，乃至50万元、100万元的大钞。其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到了1949年3月7日，上海的大米每担达金圆券28000元，是1948年8月19日米价的1450多倍。
11月20日，中央银行开始办理存款兑换金银业务，并委托中国、交通、农业三家银行同时办理。自此，各存兑处人潮如涌，万头攒动，争相挤兑。在上海，每天晚上8、9点钟宵禁，凌晨5点解禁，许多人头一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江四周，清晨5点一过，便潮水般涌向银行抢兑黄金，拥挤踩踏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屡见不鲜。然而，当初被迫把金银外汇换成金圆券，现在金圆券迅速贬值，再换回来的金银外汇已经少得可怜了，许多中产阶层沦为赤贫。而通过发行金圆券，国民党政府从老百姓身上共收兑金银外汇折合美金2亿元，其中64%来自上海，可以说是从每个人身上挖了一块肉，剥了一层皮。
1949年3月，大历史学家陈寅恪有感于金圆券造成的旷世奇劫，赋诗《哀金圆》，这也是《陈寅恪诗集》中最长的一首七言古诗：
赵庄金圆如山堆，路人指目为湿柴。
湿柴待干尚可爨，金圆弃掷头不回。
盲翁击鼓聚村众，为说近事金圆哀。
是非不倒乃信史，匪与平话同体裁。
睦亲坊中大腹贾，字画四角能安排。
备列社会贤达选，达诚达矣贤乎哉。
进位枢府司国计，币制改革宁旁推。
金圆条例手自订，新令颁布若震雷。
金银外币悉收兑，期限迫促难徘徊。
违者没官徒七岁，法网峻密无疏恢。
更置重赏奖揭发，十取其四分羹杯。
子告父母妻告婿，骨肉亲爱相雠猜。
指挥缇骑贵公子，闯户掘地搜私埋。
中人之产能值几，席卷而去飙风回。
又以物价法制限，狡计遂出黄牛魁。
嗾使徒党强争购，车马阻塞人填街。
米肆门前万蚁动，颠仆叟媪啼童孩。
屠门不杀菜担匿，即煮粥啜仍无煤。
人心惶惶大祸至，谁恤商贩论赢亏。
百年互市殷盛地，怪状似此殊堪骇。
有嫠作苦逾半世，储蓄银饼才百枚。
岂期死后买棺葬，但欲易米支残骸。
悉数献纳换束纸，犹恐被窃藏襟怀。
黄金倏与土同价，齐高弘愿果不乖。
王玙媚鬼尚守信，冥楮流用周夜台
金圆数月便废罢，可恨可叹还可咍。
党家专政二十载，大厦一旦梁栋摧。
乱源虽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
譬诸久病命未绝，双王符到火急催。
金圆之符谁所画，临安书棚王佐才。
盲翁说竟鼓声歇，听众叹息颜不开。
中有一人录翁语，付与好事传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