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高举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的邓小平，抓住了一颗瓜子破解难题。20世纪80年代初，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生意迅速扩张。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从雇四个帮手开始，两年内发展成一家年营业额720万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傻子”当上了老板，争议也从芜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夺小小一颗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
我当时供职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是杜润生领导的，他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邓小平的案头。记得当时传回来的小平指示斩钉截铁，就是“不要动他”四个大字！其中，最了得的还是那个“动”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再也不准用专政手段对待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允许实践，并从实际出发来观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并不难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广久雇用的140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国有企业的工作机会；年广久付给工人的薪水，不低于当地国有工厂的给付水平；这些工人原本或失业或从事其他工作，但收益还不如给年广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场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给—老板与老板的市场竞争加剧了，这不仅是顾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公案又做何
处理？
没有人指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交易费用为零。马克思在理论上坚持，当资本在流通领域雇佣劳力时，双方交易遵循的是等价原则。在这里，一切商品（包括劳力商品）的价格等于价值，因此就排除了资本对劳力的剥削。奥秘发生在其后：资本家带着雇来的工人进入工厂的大门以后，组织、指挥、命令工人生产出高于其劳力价值的产品；最后，企业主带着这些产品回到商品流通领域，再次通过等价交换完成剩余价值的实现。
说得很明白，在上述各个环节，都没有交易费用这回事。不是吗？资本家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顾客及其需求的各种细节，从而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资本家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待雇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从而决定以什么价格、什么合约形式雇多少要素；资本家甚至无须付出监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团队产品自动大于团队成员个人产品的算术之和。在这个前提下—也仅仅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剩余价值”不但是“多余”的，而且还带有道义上不公正的剥削性质。
问题是，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绝不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务的买家与卖家，特殊如资本家与工人，他们之间在市场上的相互发现、订约和履约都要付出昂贵的费用。交易费用不为零，就既不存在自动的等价交换，也不存在不需要经营、监督和管理的经济组织。从这一点看，发现市场、协调供求、组织生产等项职能绝不是“多余的”。资本家们获取的报酬，部分是投资于企业的财务资本的利息，部分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服务回报。至于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场竞争—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工人与工人的竞争、商品买家与买家的竞争以及商品卖家之间的竞争决定的。
资本家当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对稀缺性谋求更高的收益。像任何市场中人一样，资本家也可能在履行合约的过程中侵犯、损害各相关利益方—其他股东、各种债权人、工人、上下游供应商、产品经销商甚至顾客的利益。人们可以用“剥削”之名囊括所有这些侵权行为，但无论如何，“剥削”不是资本家的唯一职能，正如可能的假冒伪劣行径并不是商贩的全部职能一样。在真实世界里，人们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与增加交易费用的行为—两者皆可图利—经常混杂在一起，究竟哪一种行为主导着经济，取决于现实的约束条件—习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实际执行。
那么，究竟怎样对待真实过程里的资本家呢？苏联模式得出了一个革命性的结论：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但是，这样一来，把资本家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职能也一并消灭掉了。问题是，交易费用并没有随着资本家的被消灭而消失，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面临节约建设成本、生产成本、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严重问题。结果，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特权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多劳不能多得的人天天受到“不多劳却多得”行为的剥削。这个结果应该出乎革命家当初的预料，它当然要被反思。邓小平不允许对重新冒头的民营企业一棍子打下去，坚持多试试、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复杂问题分开来处理的路径。苏联和中国自己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中国改革的决策者，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非要把资本家连同创业精神、市场判断力、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能力一起抛弃呢？
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荣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
义吗？
越来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确答案。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right），创业当企业家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the rights）。改革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宪法》，逐渐承认并保护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据一项权威发布，到2007年年底，中国的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这是改革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三、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
从1985年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过渡性的体制，在显著刺激增产的同时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乱：同一个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其“计划价”数倍甚至十数倍，以至于任何有“门路”的人都有机会把计划轨道上的产品倒卖到市场上而大发横财。一时间，寻租盛行，公众反感。邓和他的同事们决心推进价格改革，解决问题。
价格改革之所以被称为“闯关”，是因为此前波兰放开食品价格，影响了工人生活，导致大罢工和波兰共产党的下台。中国价格改革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稳推进，没有谁可以打包票。邓小平决心用自己的权威推进价格闯关，他甚至说，趁我们老同志还在，勇敢闯过这一关。
1988年7月，国务院宣布放开名烟名酒价格，这其实是一次试探性的前哨战。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不料，会议公报发表的当天，全国各地就出现了居民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拥到银行挤提存款的风潮。十天以后，国务院宣布加强物价管理，不再出台物价调整项目，提升银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顿市场秩序。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治理整顿”—第一波价格闯关搁浅。
事后我的理解是，在累计发放货币过多的条件下放开价格，势必会把原先存在的隐性通胀转成群众不可能接受的显性高通胀。这证明，即使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强力支持，在高通胀环境下也难以顺利推进价格改革。中国进入了为期三年（1989年至1991年）的“治理整顿”期，政府用行政手段抽银根、压投资、管物价，经济增长减速，经济改革停滞。让中国和世界大吃一惊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再次奋力推进中国改革，他以一个88岁退休老人的身份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特别提出了长期困扰中国改革的问题：坚持计划体制是不是就等于“姓社（会主义）”？走市场之路是不是就等于“姓资（本主义）”？他的答案石破天惊：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走市场之路。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于1992年再度勇闯价格关。是年，新放开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达648种，农产品价格50种，其中包括在全国844个县（市）的范围内，放开了长达几十年由国家统购的粮食价格，并放开了盐和药品以外的全部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都放开了，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价格闯关最终成行，“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
经济学家通常会不遗余力地推崇市场价格机制，这不足为奇，因为有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传统的鼎力支持。可是，为什么邓小平也对“看不见的手”情有独钟？这位曾经指挥过百万野战大军、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大政治家，分明拥有一双“看得见的手”！他难道不知道，扩大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范围，总要在某种程度上收缩“看得见的手”发号施令的范围？大权在手，又坚决推进价格闯关，这究竟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我认为涉及三个层面。第一，苏联式计划体制的实质，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办成一家超级国家公司，这家超级国家公司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组织运行成本—收集需求和生产全部信息的成本、决策和指挥的成本以及发现错误并加以纠正的成本等。作为改革前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员，邓小平多年负责处理国家一线事务，几乎就是这家超级国家公司的执行长。正因为对原有体制不堪重负的成本压力有切身感受，也对原有体制的运行效率极不满意，邓小平才比局外批评家更明白，权力过于集中的主要结果恰恰是无法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历史把这位执行长推上了决策人的位置，邓小平决意改革，顺理成章。
第二，邓小平倡导的开放启迪了一代中国人，也启迪了他本人。作为1978年至1982年的一位北京的在校大学生，我感受到，那几年涌动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想法、新冲动，无一例外来自多年封闭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比较和思考。无论是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所有当时在经济成就方面令中国羡慕的经济体，没有一个是套用苏联计划模式的，这些经济体都允许“看不见的手”发挥基础的资源配置作用。它们的经验说明，价格机制并不是洪水猛兽，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胆试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