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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桐城派散文的代表人物及其文学主张的演变过程(4)

在写成于嘉庆二十三年的《拟筹积贮书》一文中,管同则探讨了当时京师粮食储备空虚问题。他首先提出质疑说:“当乾隆中岁,京仓之粟陈陈相因,以数计之,盖可支二十余岁,乾隆之去今时既未远,加以数十年内未阙一州,未损一县,未加一官,未增一卒,何以曩者备二十岁而有余,今则仅支一年而不足?”他认为,京师粮食储备空虚是寄生阶层急剧增加造成的,其一是王侯子孙“愈衍愈众,至于今枝繁叶盛,盖其人已数倍于前”,从而使国家支出的恩米急剧增加;其二是“满兵尽人而养之”;三是“匠役无事而食者盖过重”。而解决办法,除满兵生计所关“无善计”外,匠役可以裁减,王侯子孙的俸禄可以适当减少,“爵则仍之,禄则减之”,其中贤能者可以派官差食官俸。恩米、匠米支出减少,京师粮食储备自然就会逐渐恢复如前。综合而言,管同的许多主张颇与时人的看法相吻合,特别是对吏治、士风的分析和看法,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当时有许多人关注人才匮乏问题,把它当做社会衰败的重要原因。如常州学者张惠言作于嘉庆四年五月的《送左仲甫序》一文,就对人才、军备、胥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他看来,当时的最大社会问题就是缺乏合格的国家管理人才,而其中根本的原因则在于科举制度的弊端:“方今大患,在天下之才不足以任天下之事。夫上之所取,下之所习,无事之所养,有事之所用,今国家求政事之选,而于时文诗赋取之,其不足以得士也明矣。”因此他建议实行举荐的办法招揽人才,就是:“令天下荐举有文武智术之士,朝廷试而用之,庶几于事有属。”

管同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他尊敬老师,疼爱孩子,对朋友坦诚相待。他与姚鼐关系甚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与之书信往来,报告自己的消息。姚鼐给他的书信他都仔细地收藏着。他的字“异之”就是姚鼐给起的,取“君子以同而异”之意,他儿子名“亢宗”,也是姚鼐给起的。他与梅曾亮、姚莹、方东树、马韦伯等人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梅曾亮说:“吾自信也,不如信异之之深,得一言为数日忧喜”,他学习古文就是受管同的影响。管同对朋友真诚,经常直言不讳地指出朋友的缺点和不足。例如,有一次,姚莹请他修改自己的一篇文章,他看后认为“此文欲改,须并其立意改之”,基本上否定了姚的文章。在学术上,管同受姚鼐影响最深。姚鼐推崇程朱理学,尊程朱为“父师”。管同也认为“道学之尊,犹天地日月也”,又说“朱子解经,于义理决无谬误,至于文辞训诂,名物典章,则朱子不甚留心,故其间亦不能无失”。在治学态度上,管同亦秉承其师,主张“大丈夫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必求吾心之所安,其说经也,亦若是而矣”,即以一种公正、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学术,如果“求胜焉,曲徇焉,非私则妥”。在这一点上,他与方东树有很大的不同。方东树极力维护程朱理学的神圣地位,对于汉学的攻击不遗余力。管同持论较为公允,他尊重程朱理学但不迷信之,对于汉学也积极利用之。

3.方东树

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别号副墨子,安徽桐城人。他取蘧伯玉五十知非、卫武公耄而好学之意;以“仪卫”名轩,自号“仪卫”老人,故后世学者称之为仪卫先生。方东树幼承家范,聪颖好学,十一岁时仿效范云,作《慎火树》诗,乡里前辈莫不惊异赞叹,稍长从师姚鼐,好为深湛浩博之思,为姚鼐的得意门生,被誉为姚门四杰之一。但连应乡试十余次,均告失利,至道光七年宣告不再应试。四十岁以后,不欲以诗文名世,研极义理,而最佩服朱熹。他曾说:“立身为学,固以修德制行,内全天理为报,而于人世事理亦必讲明通贯以待用。”他常对弟子说∶“读书人不耕不织,却食有米、穿有衣,不免有愧于心。只有读书明理,勤于写作,著书立说回报社会,为民服务,才能无愧于心。”

桐城派在其集大成者姚鼐去世后的数十年间,影响与规模并未衰减,反而日益增大,正像当代学者马厚文先生所说的:“南至洞庭西岭广,从兹派衍复支分。”这种局面的形成,首先归功于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等姚门弟子的极力维护和发扬。他们主要活动于鸦片战争前后,是桐城派在近代的第一代代表人物。其中以梅曾亮地位最高、声誉最隆、创作成就最大,紧随姚鼐之后,有继主坛坫之势。方东树则以古文家兼学者的身份,对桐城派古文理论做了一番扎实而卓有成效的推进工作。

对代表时代潮流的进步著作,方东树也很关注,显示出可贵的开放意识。如他晚年读到《海国图志》时,“不禁五体投地,拍案倾倒”,连忙写信给作者魏源,说“此书闻名已久,迟而未见,急拭昏眸,悉心展读”,“以为此真良才济时切用要著,坐而言可起而行,非迂儒影响耳食空谈也”。学者本色,于兹可鉴。

方东树是程朱理学的坚定维护者和传播者,但并非冥顽不化、守旧不移的腐儒。他不满于汉学末流的繁引曲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但他对汉学亦有相当的研究,切切实实下过一番苦功,否则不可能写出《汉学商兑》以揭其失。有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颇能说明问题。道光四年(1824年),方东树客于广东督署,曾以阮元所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借卢文留原本详校一遍,上下四旁朱墨交错,所加按语,或发明,或纠正,考据精确而详明,实为读《注疏》之精要。可见方东树对汉学并非束书不观,要说门户之见,间或有之,但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壁垒森严。

方东树在诗论方面用力尤深,他晚年所著《昭昧詹言》一书即是一部较完整的诗歌理论专著,将桐城派诗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昭昧詹言》是方东树的重要著作之一。从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历程看,该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诗学的总结性著作之一。

《昭昧詹言》是作者论诗之作。正集10卷,写成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专论五言古诗。首卷为通论,以下汉魏、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杜甫、韩愈、黄庭坚各一卷。其后又撰《昭昧詹言续录》二卷,专论七言古诗。前卷为总论,后卷分论从唐代王维、李颀至元代虞集、吴莱等16人。道光二十一年又写成《续昭昧詹言》八卷,专论七言律诗。首卷通论,以下各卷分论初唐诸家、盛唐诸家、杜甫、中唐诸家、李商隐、苏轼与黄庭坚,末卷附论诸家诗话。作为桐城派古文家,他认为古文文法通于诗,“诗与古文一也”。此书即以论古文之法论诗,其大旨皆与作者论文思想相通。作者追求的诗歌标格是既要“义理”蕴蓄深厚,又要“文法”高妙。通过前者使诗歌“合于兴、观、群、怨”,达到作者所期望的社会作用;通过后者攀跻古代名家的高格,他认为为诗必学古人,但不可袭其形貌。更有因有创,做到义理自得,辞语独造,所谓“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之则失其所以为我”。

这本书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以桐城派古文家的眼光评断诗歌,以“古文义法”论诗,强调章法、字法、气脉、意境等。由于它评论历代诗人的作品,多独出机杼,使学习者不仅能够时时追踪古代文论发展的潜在脉络,而且可以紧紧把握作为特定时代产生的桐城派的文学思想,对巩固桐城派的主导地位、扩大它的影响,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方东树继承了方、刘、姚“三祖”的遗风,悉心扶植人才,奖掖后进,成就斐然,在学生眼中,他是一位“相貌清癯,长身玉立,神采凝重”的良师,道德文章学识更是世所共仰,故四方学子,负笈来求。与别人不同的是,方东树的弟子大多是晚年家居时所收。方东树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无论是阐道、论艺,还是析法、评点,都能独树一帜,独陈己见,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桐城派文论体系。他的文论思想主要体现于为数众多的书序、题跋、尺牍中,虽非集中阐发,条分缕析,但读者通览之后,就会发现,方东树理论建树涉及古文理论的各个重要领域,贯穿其中的主旨一脉相承,思路清晰而缜密。

4.姚莹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因以十幸名斋,又自号幸翁,安徽桐城人,近代文学家。从祖姚鼐,为桐城派古文主要创始人。嘉庆十三年(1808年)进士。1838年,奉特旨调任为台湾道,与总兵达洪阿一起率领军民多次打退侵略台湾岛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保卫祖国宝岛立下了赫赫战功。清王朝向英国屈辱议和后,以知州分发四川。咸丰初年,奉旨赴广西赞理军务,先后任广西、湖南按察使。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坚决抵抗外国入侵的爱国官员,而且还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主张开眼看世界的爱国思想家,其宏富的著作中,有许多关于此方面的详细材料。

鸦片战争后,姚莹被发往四川,曾两次奉命入藏,撰写了《康輶纪行》这部传世之作,是姚莹在地理学上的最大成就。这本书是他贬官四川后,奉命前往乍雅(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及西藏宁静山以东地区)、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县)处理当地呼图克图(清政府授予喇嘛教大活佛的封号)之间争权斗争的沿途见闻实录。对中国西藏的历史、地理、政治、宗教以及风俗习惯等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对与中国西藏毗邻的一些国家以及英、法等国的情况都尽可能地作了介绍,尤其是涉及了英国的政府机构与官员设置情况,对议会制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提出要警惕英国对西藏地区的侵略,加强沿海及边疆的防务。他认为,英、法、美等国远离中国数万里,他们多年来研究中国,对中国的地理人事很熟悉,而我国对他们却并不了解,这是中国失败的原因。该书表达了姚莹的满腔爱国热忱,体现了经世致用思想与严谨的治学态度。尽管姚莹对西方的认识存在着局限性,但他对西方的了解已经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林则徐、魏源、夏燮等人,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

姚莹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使他虽身处逆境,仍忧国忧民,注意边疆考察,努力从事地理学的研究,他最先呼吁人们重视西藏问题,及时提醒人们警惕英国殖民者觊觎中国西藏的险恶用心,并与英国妄图永久占领中国西藏作为自己殖民地的阴谋诡计作斗争。这些,足以证明姚莹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

姚莹崇尚程朱理学,但他“耽性理,兼怀济世”,做官清廉自守,注意时务,有政声,也有一些有关实际政事的著述。

在文学上,姚莹承袭家学,曾亲聆姚鼐教诲,名列“姚门四弟子”,为桐城派古文家。他论文继承桐城派的“义法”说,“才、学、识三者先立其本,然后讲求于格、律、声、色、神、理、气、味八者以为其用”,使文章“关世道而不害人心”。他的文章除阐释性理者外,包括论辩、序跋、赠序、书信、记传、杂文等,“举声音笑貌、性情心术、经济学问、志趣识见乃至家声境遇,靡不悉载以出”。又“善持论,指陈时事利病,慷慨深切”。如《通论》《再复座师赵笛楼先生书》等,于论政议事之中,渗透着自身的遭遇感慨和切愤深忧,激昂豪宕,文笔隽永而富于感情。但他的文章也时有琐碎、粗糙之病,缺乏剪裁与锤炼。

姚莹是清散文家、翰林院编修姚范的曾孙,又是桐城派三祖之一姚鼐的侄孙和受业者,他与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并称为姚鼐的四大弟子,为桐城古文八大家之一。方东树称赞他:“其学体用兼备,不为空谈;其文一自抒所得,不苟其形貌之似。其齿少于余,而其才识与学之胜余,相去之远,中间恒若可容数十百人者。”因此姚莹在桐城派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他继承、发扬了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的文论主张,竭力“倡明道义,维持雅正”。强调文章贵在“神气”,注意格、律、声、色,主张“文贵沉郁顿挫”,提倡将沉郁顿挫与清雅秀洁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绮巧而宏蔚的美学境界。所作散文刚健雄直,长于议论,指陈时事,慷慨深切;记叙文、传记文,叙事清楚,感情丰富。尤其是文中所表达的政治见解有独到之处,表现出“义有所不安,命有所当受”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献身国家民族的可贵品质。姚莹从小热爱读书,对书无所不窥,往往“博证精究,每有所作,不假思索,议论闳伟”,其“文章善持论,指陈时事利害,慷慨深切”。他心系人民,做过许多官职,在台湾岛任职期间,他多方规划,建造城垣衙署,改筑仰山书院,大力鼓励人民开垦农田,兴利除弊,积极促进汉族人民与高山族人民的团结友好,对开发噶玛兰作出了积极贡献,因而“深得士民心”,声震一时。后来,因龙溪别案,受牵连而被革职,“台人大失望,群走道府乞留”。道光十二年(1832年)至十四年(1834年)间,任江苏武进、元和知县。当时,道光帝诏谕朝廷内外大臣举荐人才,姚莹为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所器重,力荐朝廷,皆认为姚莹“可大用”。林则徐推荐姚莹的评语,尤为恳切。他说姚莹“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任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于是,升为高邮州知州,未赴任便调署淮南盐监掣同知。道光十六年(1836年),入都引见,道光帝“察其才,具明白谙练”,于次年授台湾兵备道,赏加按察使衔。

台湾镇总兵达洪阿“性过刚,同官鲜与合”,道光十七年(1837年)姚莹初至台,彼此“亦有龃龉”,历经两年,姚莹待之以诚,达洪阿深为佩服。某日登门谢过,他对姚莹说:“武人不学,为君姑容久矣,自后诸事悉听君,死生福祸愿与共之。”于是,结成兄弟之交,相互团结合作,之后他们在鸦片战争期间领导台湾军民抗英,屡次取得重大胜利。

姚莹以强烈的爱国思想及实践保家卫国,震动神州;以渊博的学识、精深的思想、清正的节操,处世为人,享誉中华;得到了世人的钦佩和敬仰。张际亮曾称:“余足迹遍天下,游处率当世豪士,然仅得近古豪杰一人,其惟桐城姚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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