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秋，梁漱溟于顺天中学毕业。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装起义成功，全国人心振奋。梁漱溟受革命形势的鼓舞，虽有机会去读书，但他不愿升学了。于是与甄元熙等人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北方的革命组织--京、津、保支部，并任该支部创办的《民国报》编辑及外勤记者。
《民国报》报社初设在天津，后移至北京。社长是甄元熙，主要编辑为孙俊明（炳文），梁漱溟常为报社写点短评之类。京津同盟会还有一家报社叫《民意报》，主持人是赵铁桥。梁漱溟任外勤记者时，长驻北京，因为采访新闻，故常出人民国初年的临时参议院、国会及各党派之间。
梁漱溟后来回忆：
我赶巧看着要袁世凯南下就职这一幕。当时南方派六位特使欢迎他南下。这六位特使是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魏宸组、钮永建、王正廷等。袁世凯表面上拿话敷衍着这几位特使，暗中却耍手腕，来个北京兵变，包围使者住处。旧历正月十二（2月29日）晚上，我陪母亲在广和楼看戏，忽然有人宣布外面兵变，不能让大家回家，当时士兵是朝天开枪，抢铺子。
六位特使回南京。只好定都北京。当时有临时参议会，在南京成立的，议员各省独立的都有，各省都督派的代表，一省三个人。要宣誓就职。议长是林森。我在楼上看得见。袁世凯手捧宣誓词，说话河南口音。读完宣誓词，就算宣誓了。林森领下来，经过穿堂门，到广场照相……
袁世凯刚刚从我右边过来，跟我差不多高，腿短，上身很宽大，穿一套旧军装，没刮脸，也不算留胡子。我心想，这人是坏东西！不管临时、正式，终究是大典，不刮脸，穿旧衣服，不尊重，我心想是坏东西。他根本看不上这个典礼，眼里没有这些事。
记者工作之余，梁漱溟还根据张继译著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写了一本《社会主义粹言》的小册子，印了几十份送友人。
《社会主义神髓》一书，是日本人幸德秋水所著，梁漱溟认为：“此书当时已嫌陈旧，内容亦无深刻理论。……不过其中有些反对财产私有的话，却印入我心，我即不断地来思索这个问题。……拔本塞源，只有废除财产私有制度，以生产手段归公，生活问题由社会共同解决，而免去人与人之间之生存竞争。--这就是社会主义”；“我当时对于社会主义所知甚少，却十分热心，其所以热心，便是认定财产私有为社会一切痛苦与罪恶之源，而不可忍地反对它。理由如上所说亦无深奥，却全是经自己思考而得。”梁漱溟后来又说：“那时思想，仅属人生问题一面之一种理想，还没有扣合到中国问题上。换言之，那时只有见于人类生活需要社会主义，还没有见出社会主义在中国问题上，有其特殊需要。”
1913年春，中国同盟会改组中国国民党成立，《民国报》改为国民党本部机关报，由汤漪负责，随着编辑人员的更换，梁漱溟也与一些朋友离开了报社。
一年多的社会工作经历，让梁漱溟感慨颇深，认为：新闻记者似乎是社会上一项职业了，但其任务在指导社会，实亦非一个初入社会之青年学生所可胜任。“在做新闻记者时期，所有民元临时参议院，民二国会的两院，几乎无日不出入其间。此外，同盟会本部和改组后的国民党本部、国务院等处，我亦常去。当时议会内党派的离合，国务院的改组，袁世凯的许多操纵运用，皆映于吾目而了了于吾心。许多政治上人物，他不熟悉我，我却熟悉他。这些知识和经验，有助于我对中国问题之认识者不少”；“做新闻记者生活的一年余，连参与革命工作算起来，亦不满两周年。在此期间内，读书少而活动多，书本上的知识未见长进，而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梁漱溟后来在《谈我的思想问题》一文中说：“在我参加1911年革命的同时即有出世思想萌芽。”他在《择业》一文里也说：“就我来说，从前个性要求或个人意志甚强，最易看出的中学毕业后又不肯升学；革命之后又想出家。”
他的父亲也不主张他去搞革命，并明确地告诉他：“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畴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仅身以俟天命可已，不可从其后也。”应该说，父亲的话对于对革命本来就有疑问的梁漱溟产生了影响，他的革命意志开始动摇。
在革命激情逐渐消沉的时期，社会上的贫富差异、恃强凌弱现象，也让梁漱溟心中愤愤不平。在其《卅后文录》的“槐坛”讲演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北京街上闲走，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是一个白发老头，勉强往前拉，跑也跑不动。而坐车的人，却催他快走。他一忙就跌倒了；白胡子上摔出血来，而我的眼里也掉下泪来了！又一次我在北京东四牌楼马路上往南走，看见对面两个警察用绳缚着一个瘦弱无力面目黝黑的中年男子，两边夹着他走。--看他那样子大约是一个无能的小偷。我瞪着两眼，几乎要发疯。这明明是社会逼成他这个样子，他不敢做别的大犯法的事，只偷偷摸摸救救肚饥，而你们如狼似虎地逮捕他，威吓他，治他的罪。这社会好残忍呀！
而在其个人生活方面，梁漱溟十七八岁时就曾有过出家的想法。当时梁的妹妹有一同学叫陈英年，人品极好，妹妹多次与梁母说，要哥哥与陈订婚，母亲愿意。其时梁母已病重，自知时日不多，乃拉住梁漱溟的手说：“你妹妹的同学陈英年很好，可以订婚。”梁说：“我一辈子不结婚，很早有出家的思想。”梁母说：“你胡说！”梁父在一旁劝道：“这孩子他倒是有向上的意志，也许是怪癖，你不要勉强。”
1913年春，梁漱溟在护送他二妹谨铭到西安任教途中，他开始戒荤吃素，想出家当和尚，后念及家父尚在，不忍心绝然而去，但从此终生吃素，不食任何鱼、虾、猪肉之类，而每餐食量甚少，修身养性，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为其座右铭。
由于对当时残忍、黑暗的社会现象日趋不满，梁漱溟于1911年冬及1912年冬，两度要去自杀，以求解脱自己的苦闷和愤恨。
第一次想自杀，是准备去广西赴考留学。当时有两位旅京的广西老乡要去广西任法官，“我父亲托他们照料我回广西考试送出洋留学。由京浦路南下，到浦口，过天津时，这两位要做法官的先生，晚上出去逛窑子，我就很腻味。在天津如此，到下关住在大饭店，有许多娼妓出出入入，我很腻味，心里情绪很不好，同行者给我的印象不好，产生自杀念头。这是头一次，留了个字，自己走了。走到哪里？我有同学杨权，号通辅，我到无锡找他，想嘱咐他照料身后事，写信往北京家里。这位杨同学发现我不是常态，他就很关心我，陪送我离开无锡回北京”。
第二次想自杀，即是梁漱溟护送二妹回北京的路上。
其实，在去西安的路上，沿途风景很好，梁漱溟的心情也不错。当时铁路未修到潼关，修到一个叫观音堂的小站，从观音堂只能雇骡车，走潼关，再奔西安。有一天夜宿某一县客店时，梁要的上房，出店散步时，碰见一位法国神父，已来中国多年，中国话说得很流畅。他问梁：“你是头一次来吧？”“是。”“我看你就是头一次来。你所要住的上房不好，我就不住。我住窑洞，窑洞好，冬暖夏凉，我看你是初来的。”梁才明白，法国神父是老经验家。客店主人问梁：“吃什么？”“我喜欢吃面条。”“有。”面条端上来很粗，又没有酱油和醋，只有盐水拌面。“盐水拌面，是否给点油？”他说可用点灯的油，梁说不用的好。梁体验到这里人民生活的贫苦和法国神父的经验与适应能力。
梁漱溟的二妹教课很好，但学生岁数大，不大尊重她，教了三个月，二妹执意要回北京，又由梁漱溟护送。火车到郑州，梁氏兄妹在旅馆休息转车，“又看见乡下女孩子，穿着红的绿的衣服，脸上抹粉、打扮。撞进来到我住的房间，我推她出去，她看我陪我妹妹在坐着就出去了。这件事引起我对这现象的怨恶，不单是怨恶女孩子，而且是怨恨人生。对女孩子倒是同情、可怜，这些都曾让我产生自杀的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