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位名牌大学的退休教授，早年的美国博士，Z先生。他退休后没有在大城市里安度晚年，而是跑到偏远的穷乡僻壤，在荒山野岭建了一个农村综合研究院。这个研究院的目的，一是研究对农民有用的实用技术，二是把这些实用技术传授给周边乡镇的农民们。他们定期举办青年农民培训班，提供教室宿舍，让他们像学生一样来这里学习、练习。我们去研究院时，正有一群青年男、女农民在学习如何建合理利用沼气的厕所、厨房，他们在一个示范厕所前，围绕着老师，睁大眼睛，安静地听课，眸子里闪烁着明亮的光。我们走过去，他们对Z先生均纷纷致意行礼。
研究院里草木茂盛，郁郁葱葱。我们在不大的院子里参观，发现里面竟然应有尽有，有各种蔬菜的种子基地，有鱼苗培育池，还有纺织、制皂教室，甚至还有种鸡、种猪场。可以说，小小的研究院竟是一个真正的农业大学，而且学员是真正的农民。
我们和研究院的老师们座谈，发现他们竟然全部都来自城市，是自愿来这里教学、工作的。一些是退休的教授、专家，一些是年轻的学者、博士，他们其中有大学校长、系主任，他们放弃优厚的待遇与高薪，离开繁华都市，来到偏僻的荒山上。他们在这里工作完全是义务性的，类似志愿服务，几乎是免费上课，只有一点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但很多人在这里一呆就是好几年。他们自己动手盖房子、种蔬菜、养鱼和养鸡，过着与现代生活完全隔绝的生活，但他们很认真地手把手地教那些来参加培训的农民。
我暗地里思索：他们的动力是什么？N和Z这样的人。他们出于什么样的动力，这样忘我地工作和奉献。我听说印度文化中有一个这样的传统，那就是印度教的教义把人的一生分为四个阶段：头二十五年是青年学习阶段，接着二十五年是家庭阶段，再接着二十五年是放弃物欲，反馈社会，最后二十五年是与世无争，在山中修行，独善其身。总之，人到某一阶段后就不再索取，而是要付出。这据说是印度文化非常悠久深远的传统。这或许是印度知识分子不讲究享受、注重献身的精神源头。可见，宗教的因素有时是难以估计的。印度宗教中，对享乐的贬斥，对吃苦修行的强调，对奉献的高度赞誉，使印度知识分子大都看轻身外之物，不注重物质享受，甚至一夜之间就决定把终身积攒的财富全部贡献出来，用来造福社会。此外，甘地在印度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是超乎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想象的。在印度，甘地几乎是神，是偶像，不像我们这儿，几乎所有的偶像都被我们有意无意请下了“神坛”，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千只脚。人们再无仰望的对象，学习的楷模，谁也差不多，无所谓神圣，无所谓信仰。个个以自我为中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在印度，人人说起甘地都肃然起敬，他的事迹连小孩都耳熟能详。甘地的自我节制，甘地的艰苦朴素，甘地的自力更生，甘地的奉献精神，甘地的民族主义，是所有印度知识分子奉为真理的准则。尤其甘地倡导的义务奉献精神、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指引了一代又一代印度知识分子。事实上，在我们的行程中，几乎碰到的每个印度知识分子都能随时随地引用一两句甘地的语录。
这样的传统与标准，自然塑造了印度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面貌。N和Z这样的人，在印度不是特例，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一大片，一大群。
在印度，N和Z都属于一个叫KSSP（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的组织。民众科学运动（PEOPLE暞SSCIENCEMOVEMENTS）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初是一些科普作家想在民众中普及科学知识，并以此来破除印度民间普遍的迷信风气与等级制度。他们先是用本地语言（印度方言繁多）在各地报刊上写科普文章，逐渐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他们还不满足，于是自己办科普杂志，出版科普著作。最后，他们干脆成立一个科普作家论坛，以组织的方式开展工作。他们的行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著名的科学家、社会学家。他们的组织扩张迅速，开展的工作也很快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比如他们逐步将科普推广工作细化，出版专门针对妇女、儿童的科普读物。他们还把出版发行书籍赚来的钱用于扫盲、科技辅导、农民培训等工作，组织那些对科技感兴趣的底层群众学习、应用书中介绍的日常家庭、生活科技小知识。他们生产简单易用的适合家庭生活的科技专利产品，以成本价卖给学习者，使他们在应用过程中体会到科技的作用与好处，增加对科技的兴趣，并引发他们的亲朋好友的好奇心，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随着民众科学运动声势越来越浩大，他们也不再仅仅限于科普工作，而是积极地介入诸如乡村改革、妇女解放、环境保护、反全球化及政府选举，成为一支影响力越来越强的社会力量。其中，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的民众科学运动工作又开展得最好，主要是因为当地执政的左翼联盟将民众科学运动纳入政府计划，有意识、有步骤、有组织地在全邦推广这一运动，从最基层的乡镇开始，将全邦的社会力量都调动起来了。而这又吸引了全国范围内有革新意识的知识分子，一时，喀拉拉邦成为民众科学运动的一个中心，数以十万计的热血青年、社会志愿者奔赴乡村、田野、深山和学校，为底层百姓义务服务，无私奉献，呈现出印度知识分子最光彩照人的一面。
但是，在现有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全球化体制下，如果无法彻底改变既定秩序与规则——不仅仅是国内的，也包括国际的，知识分子的热情与努力并不能抵抗跨国资本无情的侵袭与掠夺，也无法阻挡全球化滚滚洪流席卷一切的威力。所以，印度知识分子普遍陷入一种无奈与悲愤之中，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印度日趋边缘化的窘迫，也眼睁睁地看着绝大部分普通民众的生活日趋贫困化，陷入被剥夺被压迫的困境，在全球化的洪水中苦苦挣扎。在印度，最打动我的就是这些热情而充满良知、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内心充满煎熬般的焦虑、痛苦与困惑，他们脸上的那种义无反顾的彻底的决绝的表情，以及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的努力。他们深知那可能只是徒劳的无望的反抗与拼搏，但他们不甘不战而降，他们仍然倾注所有的热情与心血投入其中，希望以一己的努力与奋斗减轻底层百姓的贫困与苦难。
因此，他们常会有中国知识分子眼里的激进之举。
有一位S教授，是一位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他从来只用国产货。起先我们并不知道他的坚决。在翠舍市，他陪我们逛街，穿过大街小巷，有时走得累了，渴了，我们坐下来，要可口可乐或矿泉水，S教授委婉地建议我们喝椰子水。我们饿了，买饼干吃，S教授也不吃，他只吃印度人自己做的薄饼。我们有些好奇，又有些尴尬，无意地问S教授是不是不喜欢喝可口可乐。S教授说我从来不喝可口可乐。从来没喝过？我们很惊讶。
对，从来没有。S教授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为什么？我们问。S教授没有正面回答我们。他说他正和他的学生们发起一个“不喝可口可乐”的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不喝可口可乐，喝椰子水；不吃和乐雪，吃井水；如果买车，只买国产车。”
S教授甚至把这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他说我们要警惕新的殖民化。他还说当年甘地发起反抗英国殖民统治时，曾号召印度人不买英国货，有人说如果不买英国制造的布，印度人就会没有衣服穿。甘地说：“我宁愿赤身裸体，也不买英国人的布。”甘地的坚决，是迫使英国人不得不离开的一个重要因素。据S教授介绍，“不喝可口可乐”
的运动正在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而且颇有成效。他还坚信最终能打败可口可乐。
我联想到所看过的一个关于印度的资料，据里面介绍，麦当劳与肯德基进入印度多年，绞尽脑汁，却毫无进展。肯德基甚至被迫于去年彻底退出印度市场，麦当劳到目前为止也才开了二十多家分店。而在中国，麦当劳与肯德基长驱直入，毫无阻拦，短短几年就席卷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同行的王绍光教授感叹说：“与S教授比起来，中国可以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确实，在中国，不仅没有S教授这样彻底的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还一度成为某些整天关在书斋里高谈所谓自由的高级知识分子们的围攻对象。
在印度，我们还拜访了在印度知识分子中声名卓著的M。P。先生和V。R。先生，他们都是无论就社会地位还是学术成就都要比《桃李》中的那位博导要高很多的知识分子，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但就是这么两个人，他们也经常去乡下为农民义务工作、劳动，甚至长年住在农村。
M。P。先生早年留学苏联，是原子能专家。他在苏联留学时，就和几个留学生商量，回国后应当为底层民众做点事。他们讨论来讨论去，设想过组建政党之类，但最后还是决定脚踏实地，用母语推动科学知识的普及。M。P。一回国，就去联系出版社，提出办科普刊物、出科普小册子，出版社告诉他，已经有一个组织在开展这样的工作，即民众科学运动组织。于是，M。P。与民众科学运动走到了一起，并逐渐成为其中心人物。
M。P。先生住在一大排豪华别墅的后面，简单朴实的两层楼，屋前屋后种满了树，绿荫掩映。我们到他家时，他正在看一本新书。那是他编的一本国际著名知识分子关于“9？11”事件的评论集，第一版在印度已销售一空，正准备重印。看到我们进来，M。P。先生马上放下手头工作，与夫人一道为我们端上奶茶。M。P。先生个子不高，看上去非常朴实，平易近人。他的房里布置得非常简陋，只有简单的粗糙的几件家具，甚至比不上当今中国农村稍好的家庭。而实际上，在印度，像M。P。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是绝对的高工资，本可以享受极端奢侈的生活。房子面积也不大，客厅、书房连在一起，到处都是书，沙发上、桌子上、椅子上，还有茶几上。我们就在书的簇拥中开始交谈。
M。P。先生回忆当年参与民众科学运动时，开始比较单纯，主要还是想普及科学知识，认为这样就可以改造社会。所以他们的口号是“书是武器”、“我们的无知是我们的敌人”。后来，意识到仅仅普及科学知识还不够，而且，要想真正大规模普及科技，还需要整个社会环境的配合，于是，社会改革工作提上了议程。从此，社会改革运动成为民众科学运动的一个主要部分。M。P。先生说：“权利不是给予的，而是争取来的。”民众科学运动前些年推出的“人民计划运动”，倡导参与式民主，让所有的人都能参与本地的发展计划与决策。M。P。先生说，参与本地的发展计划与决策，这样还可以避免大民主的弊端。因为，真正的民主就是小规模的，区域性的，谁也不可能对全国或全世界的情况了如指掌，人生短暂，谁也不可能到处走动。但对于本地本区域的情况，人们有发言权。所以，人民计划运动是以乡镇为基本单位的。这一计划得到了喀拉拉邦执政党的支持。于是，以喀拉拉邦为实验基地，我们的志愿人员深入下去，将一个一个乡镇发动起来，发起乡自治运动，组织人们选举，投票，讨论乡财政支出，乡发展计划，使有限的资金与资源用到了对大部分人有好处的公共建设上，也使喀拉拉邦的乡村面貌一新，城乡基本没有差别，完全不同于印度其他邦农村落后、贫穷、肮脏的情况。在印度被誉为“喀拉拉模式”。
我们以前说“小的是美好的（Smalllisbeautiful）”，现在我们还认为的是有力量的（Smalllispower－ful）”。
小“V。R。先生是物理学家，早年德里大学的博士，著名的尼赫鲁学院院士，并曾任多届印度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我顺便插一句，我注意到刚刚当选的印度总统也是一位核物理学家，单身，喜欢诗歌，其生活也是非常随意、简单，以至不太像一个大国总统，或大学者，这或许是印度知识分子共有的特点吧。年轻的时候，V。R。先生就长年在农村做研究工作，改革科学教程，以便于推广。他有十七年的时间一直呆在一个名叫高山加拔的农村做调查研究，搞实验。1990年以后，他投入全国扫盲运动，到过三百多个乡村，接触过无数的农民，毫无所谓大学者的架子，照样和其他人一样上课培训、组织开会讨论和写书写文章。
V。R。先生长得高大结实，留着络腮胡子，面容黧黑，如果不是事先听说过他的种种辉煌事迹，我们无法相信他是一位声名赫赫的学者。我们见到他时，他正毫不顾忌地坐在地上，和身边的几位农民交谈。他看去和其他人毫无区别。只是他将目光投向我们时，他的眼神执着坚定，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
V。R。先生说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德里大学读书时，德里大学正是社会运动最活跃的重镇。而那时也是印度社会思潮喷涌、风云激荡的年代，他就是在那个时候迷上了马克思、毛泽东等的著作，深受左翼思潮的影响。那个时代，人人激情洋溢，年轻人通宵开会、辩论，彻夜不眠。一大批出身中上层社会家庭的年轻人也热血沸腾，抛弃优越舒适的城市生活，奔赴农村，寻求社会改革之路。因为不满不平等不公正的旧有社会体制，V。R。先生还上深山打过游击，直到革命遭遇挫折，陷入低迷。
当队伍只剩下五个人时，他们坐在丛林里苦苦思索，不理解事情为何会变得如此糟糕。一夜醒来，V。R。先生发现其他几个人也不见了踪影，他并不惊慌，但陷入了更痛苦的思考。最后，他还是决定下山，重新进入原有的体制，尝试从内部改造。几十年，V。R。先生从未放弃当年的理想，始终抱着为底层民众服务、为底层民众争取平等与权利的信心，活跃在社会改革与改造的前沿。
V。R。先生当年在丛林里的苦苦思索使我联想起连日来在印度见到的一些让人永远难忘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