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学颉】
干校三年的辛酸,久已忘怀。今年春,咸宁地委李城外同志热情来访,谈及旧事,仿佛向阳湖的花花草草,风风雨雨,又忽然呈现在眼前。他请我写点回忆文章,不便拂他的盛意,只好写下几页不像样的小文,聊以塞责。
提起笔来,枨触万端,真是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当然,区区小文,写不了许多事,姑且略去干校大事,记点干校生活中的些微点滴,以表示对咸宁、对向阳湖旧游之情。
1969年国庆节前,凄风苦雨的一天,文学出版社的大队人马,奉命到天安门前集合,听候动员的命令。据说:目前形势紧急,我们将随文化部大部队疏散到湖北咸宁,成立“五七”干校。听到这个消息,人心惶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谁也不敢说,不敢问,只能埋头捧着“红宝书”乖乖地坐上火车,直奔咸宁。就这样,开始了围湖造田,脱坯盖房,割麦插秧,放牛养鸭,拉车舀粪的“劳动锻炼”生活……盛暑(四十二度以上),酷寒(摄氏零下十几度),风里来雨里去,有时泡在水里,连干十多个小时。这都不算什么,最令人难熬的是:每天每时每刻每条血管里都要充满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精神,无休止的白天黑夜大会小会的批斗,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与“忘我”的劳动,二者交织成为一幅热烈残酷的斗争时空。除了军宣、工宣两队和“革命”组织的头头们外,恐怕只有很少人不是心惊肉跳的,尤其“牛鬼蛇神”、有各式各样问题的人。
这种史无前例的特殊生活,虽然我在那里只有三年,但所作所见所闻,亲自经历的酸咸苦辣,回想起来,也是三天说不完,十本写不尽的。我当时是以“右派分子”身份,成为“牛鬼蛇神”中颇有“名声”的一员的。但“右派”那时早已成了死老虎,不是“文革”的主要对象,所以所受冲击,属于一般性,并不显得突出。比起曾经是当权者,那时成为“走资派”的一些高层人物,比起运动初期,曾经红极一时的英雄小将,后来转眼成为被残酷批斗的“五一六”分子来,还算很幸运,没吃什么大亏,可说是不幸中之大幸。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生活得很舒服、自由,没有什么压抑。相反,我在这里,是属于“四等公民”的身份。头等的,当然是上级派来的军宣队、工宣队,毛泽东最忠实的保卫者、无产阶级的斗士。其次,是响当当的革命派的大小头头们,临时的当权派和红卫兵小将们。然后,是一般的“革命群众”。最后排在末位的,才是“五类分子”(也包括昔日当权、后变为“走资派”的人)。我说“四等公民”,一点也不错的(“右派”,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还保留了选举、被选举权,还能存居“公民”之末)。不过,“四等公民”不少,但每个人的遭遇,并不完全一样,也难一一详记。就我来说,除了受前三等的新贵、旧宠诸人“众目睽睽”,随时监督、指挥和呵责之外,还受到个别的“成分”并不很好、或者竟是“五类分子”同类人的明欺暗算的伤害。其实,我在单位工作多年,从不和别人闹矛盾,更不喜管别人家的闲事,去惹是生非,应该说并无什么深仇大恨的人。可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环境和政治气氛下,时势所迫,好人也有可能变成“鬼”。至于本质上本是坏人,就阴风吹火,趁机变得更不像“人”了!有人要显示自己很“革命”,就摆出“革命派”的架势,鸡蛋里硬要挑出骨头,在十分平常的小事上“挑眼”,找你的“不是”,训斥你、折磨你。例如劳动时,他可以故意把你的竹筐里多加重分量,而别人的筐里的土却少得可怜。旁边有好心人看了,也打抱不平。你明明挖了两米长的坑,我的锹柄上刻有标准长度,他不信,他却说不够长,质量不够标准。如此等等,以此来显示他的“革命”和手中权力(这类人,多半是新权力派的亲信、小头头)。还有个别出身不好、也有“问题”的人,没有别的方法表示自己“靠拢组织”,于是在我们受统治的这群人中(尤其对我)打主意,不时向队里“打小报告”(告密式的报告),无中生有,或添油加醋夸大其词,说你的坏话,好让队里“剋”你。有时,别人发生了什么问题,和我毫不相干,俗话说的“放屁不挨板凳”的事,他也会挖空心思,九弯十八拐拉扯到你头上,洋洋洒洒写上一两张大字报,贴在醒目之处。一方面借此出风头;一方面显示自己已经“脱胎换骨”,爬上另一台阶了。除了上述等等坏人以外,平心而论,当权的大小头头们,大多数还是比较公平的,公事公办,并不额外挑剔。但个别的小头目,尤其顶头上司、直接管你的什么排长、班长之类的女头目,气焰之高、度量之窄,大有让人吃不了兜着走之势。
因为在北京生活久了,即使南方人,也习惯于干燥气候。咸宁三天大雨,两天小雨,夏天热得要死,冬天冷得要命,屋里屋外湿漉漉,床下长霉,老鼠到处跑,大蛇随时见的气候、环境,许多人感到水土不服,轻则头疼、发烧,重则病倒卧床。到干校不久,各连队就连着死了不少人。文学出版社的一位平时活蹦乱跳、爱说爱闹的青年电工,还没住进新房,就突然死去。古编室一位秘书,抗战时期,在八路军和敌伪军拉锯战的地区当小学校长,涉“嫌”被审查。平时患高血压症,一天,在菜地突然发病死了。还有校对科的一位中年女同志,因历史上有什么“问题”,经过审斗,病了几天,一个人悄悄地死在新房第二排的房间里。接二连三死人,闹得人心惶惶,以为大祸将临。干校领导知道了这些事实,为了稳定军心,那位领导干校的大校级军人,以军人的口吻和气派,在全校大会上,再三强调革命英雄主义、不怕死的精神,最后说:“哪块黄土不埋人!”这句话,让许多人在心理上更蒙上了浓厚的阴影。
上面说的那位秘书,和我五人挤住在一起的房间里,我的床和他的床成“丁”字形。那天早晨,我们还说过几句话。早饭后,他去菜地劳动,我在附近上工。不知怎样那么巧,我中午回到房间,看见他床上躺着一只很肥大的死老鼠,让我吃了一惊。不一会,就听说他在菜地死了。那天。好像是“八一”节,晚上连队举行庆祝大会,叫我临时到菜地棚子里代替原来的人看守。我只好摸黑,在蜿蜒泥泞的山坡小道上,好不容易地找到了那个棚子。里面有两个床铺,一个是定期看守的人,一个是临时去劳动的人。白天里,正是这个铺位,那位秘书就死在上面。他的尸体,早经人搬走装进棺材。我一个人只好硬着头皮,在半明半暗的马灯下,坐在那里,等候那位定期看守人开完会回来接班。如芒在背,难过地熬了约一个小时,忽听到远远的人声,从门缝里看到一群人在微弱的光线下,抬着一团黑漆漆的东西(棺材)在刚下过雨的小道上缓缓前进,才知道是去埋人的,大约过了半小时,不远的地方由人声嘈杂而复归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