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农耕文明的社会形态里，中国人对家有一种坚定的执著，我们主张“父母在，不远游”，安土重迁。即使漂泊于千里之外，依然有一份浓浓的乡愁沉淀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同时，我们心目中的家并不局限于那由血缘维系的关系，而是扩大到国，国有难，我们甘愿挺身而出，捐躯赴国难，为家国命运驰骋沙场，视死如归！
“内守”精神：理性与血性的交集
万里长城永不倒。登临长城之巅，望其内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猛然涌上心头。长城耸立于连绵山脉的脊背之上，借山石的构造和悬崖的巧石，加之中国人巧夺天工的修砌，绵延千里，抵御少数民族的南侵，巨龙墙就这样横空出世。长城是由中国人民的血肉铸成的，每一块石头代表了一条生命。中国人对长城有一种专一的情感，它是脱离了建筑物本身的一种精神寄托，它是坚强不屈的象征，是智慧和血汗的结晶。历史对长城的情感则要复杂得多。前朝帝王对它倾尽心血，边塞百姓对它寄予厚望，它却在一片烽火过后还帝王满心忧伤，让百姓家破人亡。后来者几度弃修，反而没有太多的遗憾。其实，长城本是建筑物，防范功能的大小仰仗中原的国力。它是划分封建时代国力大小的一个指标，龟缩塞内，则边患不断；饮马草原，则家国稍安。
抛却了封建帝王对它的爱恨情仇，剥离了征夫闺妇的离愁别绪，无论是羌笛铜铃，还是江南小调，在萧瑟与悠扬交织的历史情境里，长城依然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它的蜿蜒曲折描绘了中华文明在时艰下的奋发图强，它的厚重沧桑图解了重负下的生命活动，在崇山峻岭间写下了和平的历史祈愿。
在封建王朝历史中，来自北方外族的威胁对中原王朝来说一直是悬在头上的剑。无数的公主、宫女承载着对和平的祈祷奔向茫茫草原，时局牵起的红线多有几丝不情愿，而和亲难以化解“夫家”和“娘家”的恩怨。王朝间的亲家关系毕竟只是暂时的缓兵之策，土地和财富的诱惑远胜于结亲的“厚礼”。选择修筑或加固长城是中原王朝的另一个备选措施。并非所有修筑长城的中原王朝都国力虚弱，从根本上讲是中原农业经济同北方游牧经济的矛盾所致。农耕社会的气质像极了悠扬的田园牧歌，农业生产需要和平、统一、安定的环境，人们在春天播种，在秋天等待收获。游牧族则是飘忽不定的行者，逐水草而居，富有侵扰性和掠夺性。长城横卧在两类文明的分界线上，隔开了两个世界，充当了农业文明的保护层。
自战国中期始，封建王朝大都大修边地长城。其中的无奈如晁错所云：“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去矣。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长城上的烽火扮演的始终是防守一方的信号灯，紧张形势随着它逐步扩大。中原文明属于防守型，长城就是最好的证明。准确地说，它是“内守”精神的一隅。“内守”即注重自身的发展和守护，与邻为善。在宏观层面上，国家对外部世界采取了重守弱攻的战略。即使在国力强盛时，开疆扩土的行为也是有限的，首先考虑的是满足内部发展的需要，保护和促进国土内部文化的发展。在家庭这一社会微观层面上，家庭的和与聚，邻里之间的和睦理念则是国家对外观念的微缩。
“内守”不是懦弱，也不是一味地保守和逃避。从刘邦白登之围到汉武帝反击匈奴之前，汉朝一直靠的是“和亲”政策，以此延缓匈奴铁骑南下的步伐。王昭君就是个中的“牺牲品”。同时，依托长城实施要塞防御，以此对付匈奴骑兵，“以墙制骑”。但“以墙制骑”毕竟是被动防御，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汉武帝时，武帝决心依靠强大的骑兵部队实施主动出击，“以骑制骑”，对匈奴实施战略骑兵军团的远程奔袭、追击战，这才有了后来霍去病的赫赫战功。
植入“内守”因子的民族通常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张扬的外表，既不是行走在江南雨巷的窈窕淑女，也不是黄土大漠中的彪形大汉。“内守”形成的是强大的向心力，在国家和民族面临严重威胁时，所汇聚的力量便会爆发出来。
14世纪初，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占，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的一些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先后在朝鲜、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其为“倭寇”。中国北达辽东，南至广东的漫长海岸线上，倭寇到处剽掠，沿海居民身受其害。名将戚继光来到东南沿海上任，亲自挑选精兵良将，再从百姓中挑选能者，组织训练了一支新军。他教育将士杀贼保民，“教以击刺法，长短兵选用”，演练自己创制的鸳鸯阵。明朝嘉靖四十年，倭寇到浙东焚烧抢掠，戚继光率军在龙山与倭寇交手，大败倭寇，将其赶往海外。不久，他又在仙游城下击败倭寇。福建倭患遂平，东南沿海倭患解除。
“内守”精神中藏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霸气。从古至今，文人志士为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而呕心沥血、浴血奋战。1661年4月21日，郑成功率领25000名将士，分乘350艘大小战船，横渡台湾海峡。他向荷兰人抛下了一句强硬的话：“台湾自古属于中国，荷兰人必须撤走。如果继续霸占，我们就坚决进攻，把你们赶出去！”战争过程和结果印证了郑成功的誓言。1662年，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对于中国人来说，善于“忍耐”是这个民族的精神特质之一，但忍耐不是没有原则的。清王朝入主中原后，遇到了复杂而棘手的问题，面临着中国历代王朝从未经历过的险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沙皇俄国武装入侵中国东北地区，在黑龙江流域长期进行劫掠骚扰，侵犯了中国的领土，破坏了边疆各族人民的生活。各族人民不得不增强防御，对沙俄侵略势力进行自卫反击。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极少主动侵略他国，但是如果有外来者入侵，中国人绝不会妥协。
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理性，又不失血性的民族。她可以过田园诗里描写的闲适生活，又能扔下锄头，为了家国命运驰骋沙场。归隐者走出狭隘的天地，热血汉子扛起肩头的重任，都向国家表达属于自己的一份责任。从大禹治水到抗震救灾的风云岁月，灾难如罗盘，它定格了人心的方向，集合起知识分子的笔杆子、士兵们的武器，医治社会的创伤。
登长城而回望峰峦之险峻，来路布满荆棘，水淹过，土埋过，霜雪降临过，枪炮扫过，热血洒过。这片土地伤痕累累，黄土掩埋了先行者的足迹，但后来者能听到每一次生命出征前的壮歌。长城横卧于此，已经不是简单的内守精神的原型，中原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碰撞赋予了它鲜活的血肉。这是一条静静地躺于民族灵魂深处的长龙，尽管失去了当初的军事意义，但今天的中国人依旧偎依着这个厚实的臂膀，感受“内守”精神的那一份力量。
厚重的乡土，人生最终的心理坐标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
2007年12月28日晚，在上海SMG“艺术人文频道”的开播庆典仪式上一位满头银发、须眉皆白的老人正与罗大佑、焦晃合作朗诵《乡愁》。他就是被尊为中国“诗坛祭酒”的大诗人余光中先生。
此诗的诞生只花了20分钟，但乡愁在台北厦门街的老房子里已经酝酿了20年。作完诗后，余光中热泪盈眶，沉吟良久。这首朴实的诗歌吟出了几千年来游子放不下的心结，它像一根线，一头牵着游子，一头牢牢地系在家乡。对乡土的怀念和对一草一木的挂怀是传统中国人心存家乡的归宿感，那里留下了我们成长的足迹，更重要的是烙下了我们对土地的深深情愫。没有谁头也不回地离家而去，在千百个日夜里不荡漾起思乡情怀；也少有人轻易地永别自己的家乡，更多的时候是无奈之举。家国动乱往往是割断中国人和乡土联系的无情利器，即使这样，人们在流亡海外之前，也不忘怀揣一抔故土，漂泊他乡。一旦立稳脚跟，便立祠祭祖，拉近和家乡的心理距离，在内心作欣慰的遥望。
落叶归根，一个困扰了无数游子的情感纠葛，也是无数华人心中最后的生命祈求，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方魂牵梦萦的土地。得意时想到它，失意时也想到它。逢年过节，触景生情，随时随地想到它。广阔的空间、漫长的时间，都不会使这种感情褪色。它像中国人生命终点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人生最终的心理坐标。
鸟恋旧林，鱼思故渊。在中国，无论是时光流转还是社会变迁，乡土情结和亲情观念早已化成鲜红血液，流淌在炎黄子孙的体内。在中国，离开了乡土情结，爱国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便是中国从农耕社会一路走来的特殊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