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一轮一轮地唱，有唱得好的，也有唱地差一点的。受欢迎的歌手，观众给的钱就多。有一个中年女歌手，民间常说的半老徐娘的那种（有些听众叫她“老娘”）打扮却模仿年轻一族，花枝招展，歌也唱得十分动容，手舞足蹈，那声调使人有些碜得慌，胳膊上有起鸡皮疙瘩的感觉，但是，满场却热烈鼓掌。唱完后献花的也多，给钱的也多，有一老头给了五张大红钞票。
这些场景确使人大开眼界，我纳闷这一般市民的纳凉聚集地，有如此大方的听众，听众和歌手是知根知底，还是萍水相逢？我不得而知。只是在主持人金哥领着“老娘”歌手在致谢献花和给钱的听众，当走到给大红钞票老头前时“老娘”说了声：“谢谢干爹”。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又去市医院病房给弟弟送些物品，忽然看见两个似乎熟悉的面孔从精神科门诊走出来，我想了半天，猛然记起是哪天在桥下看见的卡拉0K主持人“金哥”和歌手“老娘”，他们旁边还站着一个瘦弱白质、无神无态的少年，显然那少年在精神上有某种疾患。他身边的“金哥”和“老娘”显然没有那天桥下时的笑容，双双显得神情沮丧，看那情景，我猜想他们应该是一家三口，“金哥，手里拿着厚厚的病历本，“老娘”正掏着钱要去交药费，他们牵着那呆若木鸡般的少年从我身边走过，我看见“金哥”汗衫背后的一个大大的书法草体舞字渐渐消失在医院走廊尽头的时，蓦然领悟出那舞字在生活中应该还有其它的什么含蕴。
铜匠的儿子
上小学时，我家住在一条简陋狭窄的街巷里。邻居齐大爷是修锁的，那时叫修锁的为铜匠，大概当时锁和钥匙都是铜的吧，所以叫铜匠。还记得他一口的家乡黄陂话，手艺非常高。由于远近闻名，每天生意非常好，钱赚得多，所以生活过得比较殷实。但他和婆婆生活都比较节省，粗茶布衣，为人随和，有时还助人为乐。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士平的身上，儿子要什么他们就买什么。当时儿子的穿戴都是我们那条街穿得比较好的。儿子一表人才，进出街巷从来都是目不斜视，很显派头。可邻居们都会回头多望他几眼。那个时候也没有人跟他儿子说过话打过交道，一是他儿子谁也不理，二是他在外读书，好像是水运工程学院吧，那时都是住读。士平高傲地进出街巷，这就免不了邻居有些议论，都说着孩子有些清高，读个大学有什么了不起，没把大伙放在眼里。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在巷口的空地踢球，满是泥土的球正好落在大学生的身上，这下我们闯祸了，射球的同学慌忙逃窜，没逃的同学呆呆地站在那里，只见大学生什么也没说，用他那发亮的皮鞋把球踢给了我们，微微笑了下，就走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小巷里来了许多红卫兵，要抄齐铜匠的家，说他家是躲进城里的逃亡地主。抄家抄出来许多旧的铜钥匙，后来听人说，只要齐铜匠修锁配钥匙，总是会以各种理由把人家的铜钥匙换成铁钥匙，然后再把铜钥匙藏起来。红卫兵非常气愤，说是地主的本性难改，太剥削人了。抄家后还要游街示众。
不知是谁的主意，喊着也要把他儿子拉出来和爹爹婆婆一起游街。于是红卫兵就派人把铜匠的儿子抓来了，把铜匠和婆婆以及他们的儿子双手架在背后，赤着脚，头上戴着高帽，上面分别写着恶霸地主，地主婆，恶霸地主的孝子贤孙。
儿子再有派头也经不住红卫兵的按头，架手背，在高温38度的柏油马路上游街示众呀，地主和地主婆的态度极好，只有儿子不服，也不言语。气得红卫兵用剪刀左一下右一下地把他的长发分头瞬间剪成了狗啃似的平头。游街的时候很多邻居都围着看，平时那么神气的人现在也戴着髙帽赤着脚游街示众，大伙似乎觉得心理得到了平衡。当时正值盛夏，加上武汉又是火炉之城，马路晒得滚烫滚烫的。赤脚游街是武汉惩罚牛鬼蛇神的一种特殊的方式。
晚上我看见铜匠和婆婆都在哭哭啼啼用药水处理脚下烫起的水泡，儿子坐在屋里的墙边，把狗啃似的平头仰靠在墙上，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房顶，也没有处理脚下的水泡，也没有说话。
第二天儿子失踪了，红卫兵认为儿子抗拒改造，派人到处抓，老家，亲戚家，自杀可能的水路，铁路都找了，可儿子如石沉大海。一个红卫兵头头曾对大伙说；这小子跑不了，跑到中国到处是无产阶级专政，跑到美国而帝国主义就要灭亡了，跑到台湾而台湾就要解放了。
几十年过去了，儿子仍然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留在我记忆里的，也只是他把球踢给我们后的那微微一笑。
江上来的船队
我家离江边不远，小时候常在那里玩耍，那条江是东西横淌在我所居住的城市，他日夜奔腾流淌伴着我童年的岁月。有首叫“长江滚滚向东”歌的旋律至今记忆犹新。江天的日出日沉，江水的潮涨潮落，给我的童年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自上中学以后，受同学的影响，有兴趣时便在江边学画风景写生。
一日阳光静静地照在江堤，我正在江岸对着码头货仓涂涂画画的时候，从上游开过来十几条机帆船，缓缓地停靠在江边的货场旁。这是一个船队，好像是一个家族似的运输船帮，木船的甲板上有几个孩子在玩耍，很小的娃娃。可能是大人怕小孩在甲板上玩不安全，在每个雌的腰间系了根绳索，另一端栓在了桅杆上，任凭孩子爬来爬去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船上的男人都在忙着装卸木料，有几个女人也在船舱雜忙着烧火做饭。阳光下，人们在有序地忙碌，船上渐渐萦绕着吹烟，孩子们在无忧无虑地玩耍。
一切是平常的劳动景象，却以一种默默无言现象诠释平凡生活的真谙，人随水草而生，男耕女作。田园牧歌，生儿育女，一代又一代祖祖辈辈依附着这条江，伴随着这条江。这条江，无疑是沿岸儿女的母亲河，生命，来自与母亲，生命也应该还之于母亲。
船上卸货的人群好像遇到了什么事开始出现了一些骚动，女人们也跑了出来，大家都朝江里看，好像什么东西掉进了水里，一个母亲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一个名字，啊！原来是一个小孩挣脱了绳子掉进了江里。
一部分人张罗着打捞，另一部分人还是忙于卸货，孩子的父亲慌慌张张用长长的竹杆在船的前后来回打捞，始终不见孩子浮出水面，父亲索性跳进了江里。
夏天，涨水的季节，上游冰雪融化的滔滔江水，急剧而下，一泻千里。母亲担心男人的安全，呼着喊着要他快上来。
时间和希望都在同时流逝，江对岸的天边，太阳渐渐落沉下去。天色变得灰暗起来，父亲被人拽上船后无奈地坐在船尾大口大口抽着卷烟，呆呆地望着江中一个又一个漩涡。母亲捧着自己有身孕的大肚低着头阵阵抽泣。
引擎的浓烟升起，马达的发动声嘟嘟响声，船要起锚了，船队不得不奔赴下一个码头。
落水孩子的母亲除了哭泣还是哭泣，也许还只能寄希望于腹中下一个生命的诞生。是孩子非得有母爱，因为他们的降生是为享受爱而来的。这条母亲河是否以母性博爱将落水孩子收养。不然怎么会那样迫切而无声地把孩子搂进了自己的怀抱，我们无法责怪失去孩子和收下孩子的任何一位母亲。
天空泛着凄艳的余晖，一个船队渐渐消失在暮色之中，在黑色轮廓的后面留下了渐渐微弱的马达的颤鸣和一缕一缕的融进晚霞的黑烟。
政治老师
长江二桥的引桥下，有一个江边公园，生态绿化搞得特别好，早上有许多晨练的中老年人，晚上有露天的卡拉。k和跳交谊舞的居民。近来失眠，早上便喜欢到江边公园去溜溜。
一日清晨我看见了一个人，我突然一震，他的相貌几乎和我记忆中的一摸一样，其外形，其神态，在我的脑海里是那么的清晰，这个人就是四十年前我们中学的政治老师余家福。
余家福老师没有教过我，但在我们学校很有名，为人比较老实，学生都不怕他。他爱人也在我们学校，好像是在教务处。他的有名是因为在一次学校的批斗会上，他爱人揭发他用毛主席语录给他们的小儿子擦屁股。他爱人义愤填膺，声泪俱下，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声讨他的反革命行为。学校一片哗然，当时好像把他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从此余老师名气大涨，只要在操场上一见到他，学生就会给他开玩笑。他对于学生的玩笑从不介意。余老师正方形的脸，骨骼粗壮，但那时大会小会的批斗，因为批斗的过程一定要低着头，所以他的背渐渐显得有的驼了。批斗会上他一言不发，学生给他开玩笑他也一言不发，他常常木讷呆滞地在学校做他该做的打扫操场和厕所的事。但好像再也没要他上政治课。至于后来离没离婚我便一概不知。
四十年后我便在江边公园晨练的人群中认出他来。
余家福老师是肯定认不出我来的，也绝对不可能认识我，因为学校那么多人，他也没教过我，我也没有批斗过他，也没给他开过玩笑。老师忘记任何一个学生是非常正常的，而学生会不正常的记住一位跟他关系并不密切的老师。而这一记就是四十年。
说不正常地记住老师那确实是有点秘密，因为我一直暗自庆幸，虽比余家福老师干了更出格的事而没人揭发我，想起来就害怕。那时我不懂事，正当学校批斗他曾用毛主席语录给儿子擦屁股的时候，而我那时也用红宝书上厕所已经很长时间了。在每天撕下三两张的同时，总是要把撕下的内容读完，不知不觉就把厚厚的几本书断断续续地读完了。当然，这也有好处，在后来的研究生政治考试时，很多人都是因为政治不及格而落榜，而我当年考试成绩是考生中的最高分。
余家福老师娜刚晨练完毕，身穿白色宽松的对襟长褂，灯笼式长裤。手里提着一把用布套包好的长剑，在他的脸上看不出往日的磨难，他淡定神闲缓步的从我对面走来，看都没看我一眼与我擦肩无言而过。望着老师的背影，也看不出岁月留下的不愉快的印痕。原来人生过去了的事，就这么过去了。
只是，余老师的气定神闲、淡然自若，不知道他是历经了怎样的心灵磨难和多长时间的内心修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