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湖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毛泽东读了前日的人民日报，一则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使他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直到清晨推开窗户，微风拂熙，旭日临面，遥望南天。于是用遒劲的狂草写下诗句：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蒸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这是诗词的上半阙。这悲壮、感伤的诗句，深深地留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因为，父辈的故乡也闹血吸虫病。在我的故乡，有一汪美丽的湖，可湖的岸边，容易生长钉螺，而钉螺中就潜伏着许多的血吸虫。
过去，因为可供饮用的水源极少，鉢上是以湖水为主，所以只要有血吸虫的地方就很容易被病虫侵人体内感染。人们一天的劳作完后，总要到湖边去洗洗脚，搓搓毛巾，即使十分小心也避免不了病从口入。一旦血吸虫进入人的肌体、进入血液，人的精神迅然为之瓦解；成千上万的田园荒芜，田地和房屋上都长满蔓草，满目皆是尸体和粪便。那种鬼唱人嚎的情景正如毛泽东在诗词中写到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在我上小学的那年我家迁居城里，对于故乡的那一汪湖，一直想去看看，但总也没有机会。加之近年一直在国外漂泊，对家乡的记忆逐渐依稀，然而，野人还山，小草恋土，越是在异国他乡，越是怀念故土家园，对于家乡的情感却愈加浓郁。
一个机会，家里转给我一封信，说是老家后湖贝雕厂要设计一批创新的工艺礼品，听说我是做设计的，希望我回乡给他们做些工作，支持一下老家的经济发展。
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来迎接我的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只有童年的朋友水生我还有印象，他带我见了现在是贝雕厂厂长，是厂长打听到我在北京学了设计所以给我家写了信，我能来，他代表全村社员隆重欢迎我回乡做贡献。
家乡变了，完全变了，已经看不到童年的影子。
太阳当顶，到贝雕厂里刚坐下，就快到开饭的时间了。为了迎接我，他们摆上了十几张餐桌，邀请了本家的父老乡亲，请了镇上的大厨，杀了猪，捞了鱼。像办喜事似的，我顿时感受到了故乡的热情和地道的农家丰盛大餐。
坐在我身边的水生给我烟抽，我说不抽烟，我向他提议能否带我到后湖去看看。“马上吃饭了，”厂长说道，“快去快回吧。”
水生用小型拖拉机把我带到了后湖。
六月的初夏，天空和后湖衔接，一望无边，湖面芦苇郁郁一片，一浪一浪地在湖中翻动。远山淡蓝淡蓝的，很是干净，并显得更加遥远。太阳照在微风的湖面，连绵的微波折射着太阳的粼光，白云的阴影从湖面上飘过。湖中有几头水牛，伏在湖水里一动不动，岸边的牛正忙着吃草，有的牛背上还歇着几只鸟。白鸭和白鹅在水中轻轻的来回刮过。岸边的大树有个牧童骑在树丫上，嘴衔两片叶子吹着，时不时发出水鸟的声响。
我回头对水生说，家乡真美啊！
水生一边点着烟，一边冷冷地说，美啥啊？这几年，全国都在搞活开放，可我们这里就是发展不起来。为什么呢？我问道。具体为什么，我们乡下人也不知道。拿贝雕厂来说吧，是大伙集资的，可现在钱都被厂长用完了，而产品还没开发出来。不是背着你说厂长坏话，他这个人喜欢赌博，乱花钱，大手大脚，吃喝铺张，没把大伙的钱用在正道上。听说这次请你来是想要你搞一个仿冒外地的某个名牌产品吧。
现在大伙也不热心下湖去捞贝壳。原因是绝迹了几十年的血吸虫现象，现在又有了少数的发病情况。
国家不是每年要派专家来预防吗？
派了。不派人来打药的话，这个病蔓延起来快得很。
你们现在还吃湖里水吗？
没有，我们现在饮用自来水，但为了节约，我们有些东西还是用湖里水水生提议我上船进芦苇深处的后湖看看。
听到水生提及的血吸虫卷土重来，我从内心深处有些胆怯了。
水生看着我害怕的样子，笑着说，没关系，现在医学发达得很，一旦发现患有血吸虫病，打一针便好。我去年就得了血吸虫病，打一针就好了。
听水生这么一说我更怕了。我成年到处漂泊，外面的医院恐怕确诊都麻烦，听都没听说过这个病，哪来的针打。我知道这病有潜伏期，如果在国外一旦发作，见了医生说话交流都困难，怎么表述这么复杂的地域怪病呀？
我不仅没去后湖深处，而且心里又恐惧起那正等着我的丰盛欢迎大餐。湖里的鱼，湖里的莲藕能洗得干净吗？他们能都用自来水洗涮餐具吗？越想越怕，一想到还有几十号人正等着我吃饭呢，我的心嘟嘟直跳。
我暗暗地问自己，这该如何是好呢？我陷入了深深的两难境地。一则是怕染上血吸虫的病，二则不忍心去吃家乡人用集资费用所筹办的奢侈大餐。当然更不想去冒仿什么名牌。
最后我还是决定不去吃饭，要水生送我到镇上的长途汽车站。我要回城。水生一听大惊，彼此推拉了半天最后他说，即便是真的要走，那怎么也应该向厂长告个别，说明情况。厂长这么热情，全村的人为我准备了二天，怎么说走就走呢？
是啊，如果我向厂长告辞，厂长能让我走吗？说不定余下的几天为了仿假名牌厂长对我更客气，寸步不离，到时想走都走不了。我深知我的怯懦，我的自私。我没有办法，我决意要走。水生拽着我衣服的手慢慢地松开，昔日童年的好友眼里噙着泪水，唉！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拖拉机颠簸在湖岸的泥路上，惊飞了踩在牛背上的小鸟，牧童笑着向我挥了挥手。我望着故乡的后湖在灼热的阳光照射下，渐渐从我的视线退去。
然而刚刚见到这故乡美丽的后湖，却片刻间不辞而别。我不敢去想厂长的责怪声和家乡父老乡亲期待的眼神。事实上，我是在承受着自责的煎熬和恐慌心情，逃离了我那故乡宽阔无边，宁静而美丽的后湖。
可这是我思念已久的乡愁啊！
火炉之城
武汉的夏天才是真正的夏天。素有火炉之称的三镇之城，留下了许多关于夏天往事的记忆。即便是在冬日只要想起那些炎热的印象，心里也是暖融融的。
记得每年夏天，整条街的人都要跑到街上来乘凉，通宵露宿，是武汉人的生活习惯，每天下午太阳西下的时候，街坊们就开始用竹床在街上占位子，搁下竹床后把地下泼上水，降降暴晒了一天的地温，晚饭时光，有的在竹床上摆上菜饭，一家人围坐在竹床边吃晚饭边乘凉，毫不在意川流不息过路的行人。在众人俯视满竹床的菜肴的情况下安然自得地进着餐。男人基本上都是光着膀子。（武汉有句名言”六月天里无君子”）女的也是穿一件很薄的纱衣和短裤，坐在沿路边一字排开的竹床上乘凉。就在那道风景中，有我家隔壁的一位姐姐，每晚穿着宽松花裤和短衫，显得格外娇美。见她轻摇着芭蕉扇躺在夏夜的星空下的神态……还有她那婀娜多姿的身材，和端庄嫣然的模样，宛如古代的仕女一般深深地烙在我的童年记忆中，作为暗恋的情思而时时追怀。
我记忆中的另一道风景，则是武汉长江大桥，那是1954年由苏联援助建设的，横跨龟山、蛇山，气势恢宏，造型极好看，在读技校时周末放假回家我都要都从桥上走过。那时读书清贫没钱坐公共汽车，在步行回家的路上，总能看到人们沐浴着日落的阳光，都被晚霞染得透明起来，红彤彤的。一边走，一边观摩桥栏上的装饰纹样，当时在技校正是学图案，所以对长江大桥上的装饰花纹图案印象深刻。整个大桥的设计风格是传统的中国纹样与俄罗斯的民族纹饰的融合，极协调，特别是桥头堡的造型，像中国的庭院建筑，又像苏联的宫殿建筑，两种风格巧妙地结合，给武汉这座古老的城市一种异域的文化氛围，当时武汉没有高大的建筑，每当立于桥下，那种高大比例的感觉和卷草纹样装饰的印象马上让人有一种对遥远而陌生苏联莫斯科的联想。
武汉人喜欢聚在阴凉有风的地方乘凉、聊天，就像农村的人喜欢聚在大槐树下乘凉聊天一样。高高大桥的遂洞下，有一大片阴凉，清风徐徐，旁边是江水滔滔。那个时候我和童年伙伴爱在那里游泳。这是武汉人乘凉的极佳之地，也是我最为怀念的地方。
现在细算起来，离开这个城市已有二十多年了。今年夏天，因弟弟病重住院，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
武汉的炎热没有变。但这个城市的面貌却发生了变化。往日破旧的民房整片地消失了，在我家的街巷旧址处已经竖起了几幢十层高楼。那些高楼遮挡了我的童年的记忆。
次日下午，趁弟弟午睡，偷闲去了一下大桥，还没有接近大桥，远远地眺望那象征武汉的桥头堡，突然想起小学课本里的长江大桥课文一句话，“武汉长江有大桥，它比十层楼房还要高，两头还有桥头堡，好像卫兵在放哨”。视线顺着桥身往下移去，只见那是黑压压的一片人群，微风还送来高音喇机里的声响。
当走近时，我惊呆了。原来借着桥身下的阴凉，一堆一堆的人里有唱戏的、有唱歌的、有打扑克牌的，气氛十分的火爆。乘凉的人、围观的人、过路的人、唱的、谈的、笑的都没有在意阴影外的盛夏骄阳和摄氏38°的髙温。
在桥下的阴影中，围的比较多的人群原来是在唱简易的卡拉0K。有坐着的、有站着的，走近一看，有一个年轻的美女在唱着通俗歌曲，唱得十分投入，听众也比较配合，全神贯注的听着、鼓掌。让我惊讶的是歌手唱完后，有不少观众献花或直接给人民币。要献的花就放在场子中间，旁边有一个装钱的盒子，如果要献花，就得先把钱丢进盒子里，然后拿起花献给歌手。歌手唱完后可以获得满怀的鲜花或满手的纸币。主持会场的是一个中年男子，四十左右，瘦高个，穿着一件白色的汗衫，汗衫背后印有一个很大的行草书法“舞”字，胸部有“江城业余舞蹈队”字样。很神气，大家都叫他金哥，他主持会场很活跃，很会搞笑，常常引起满场的笑声。当歌手准备离场时，他都会牵着歌手的手到给钱比较多的听众面前，要小乐队奏一段改编的曲子，填进一些谢谢你的人民币的词，高亢激昂，博得鼓掌满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