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以后他第二次看望导师，导师更苍老了许多。导师说他去美国看望了几位老朋友。这些老朋友当年都曾劝他不要回国，至少要多看看再回来，并说老朋友的话也许的对的。导师还说：“如果我在八十年代初回来，也许还能多为祖国做点事”。导师是固体力学的专家，回国后学非所用，后来改行研究泥浆（钻井用）的流变学，与导师的专长不沾边，再加之二十几年的苦难并未做出多大的突出成就。导师说：“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白来一趟世界。”多么优秀的祖国儿女呀。在导师经受了如此苦难与折磨之后，心里想的仍然是自己的祖国。
他为导师流泪，他为祖国流泪！
由1952年暑假到1953年暑假这一年是他一生中最勤奋刻苦读书的一年。由于是在导师指导下主要靠自己学习和探索，这样，他不仅学到新的知识，而且独立思考、独立钻研的能力大大增加了。
1953年暑假开始前，接到学校通知下个学期要负责三个班级的辅导课，这三个班暑假期间要去辽宁省锦西石油五厂实习，并建议他跟着去，一方面熟悉一下生产实际，另外熟悉一下学生，他欣然答应了。这是他第一次接受教学任务，不免有些兴奋。
他与另外一位有经验的老师先期去工厂安排学生的实习计划，一周后学生就到达了。这三班学生中有一班是清华大学1951年入学的化工系二年级的本科生，另两班是1952年入学的两年制的大专生。学生到达那天很热闹，在个人独自学习了一年之后，和这么多年轻人在一起他也很高兴。他发现在化工系本科生中只有二十三位同学，大约有一半是女生，年龄多半在十七八岁，而且大部分是江、浙一带来的，另两班学生平均年龄较大，那年他才满23岁，有不少学生比他年龄还大些。
在实习的过程中他很快与同学们熟悉了，在众多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陈冠卿的女同学，一双大大的眼睛，两道淡淡的眉，看着非常文静、清秀。他总隐约地感到他们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在何处见过。她是宁波人，在上海上的中、小学，从经历看又不可能曾相见过。当她抬头发现这位年轻的老师注视她时，微微的笑一下，又害羞地低下了头。
在此以前他不乏艳丽的女友，但他从未与她们谈情说爱，甚至没有动过情，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短暂的相逢似乎点燃他心中的火。他想也许我是先一步来到这个世界就为着等她的？也许她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来找我的？不然为何恰似亲人久别重逢。
一个月的实习很快过去了。回到清华园后，一天晚上这班同学在清华园的“荒岛”开联欢会，是她来代表同学邀请他参加的。一路上谈点家常，得知她父亲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在旧社会也曾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做过银行的职员和中学教师，前些时候才因癌症去世，另一个弟弟也在清华大学读书，上海家中有寡母与外婆住在一起，还有一个小弟弟正在中学读书，也准备报考清华大学。
那次师生联欢很愉快，好像他还为大家唱了一首歌。
开学后他为这班同学上辅导课，他初为人师，未敢越雷池一步，除了对她笑笑，不敢有任何表示。1954年夏天他又带这班同学去上海浦东的高桥炼油厂实习，他们又有了更多接近的机会。有一天在教室上晚自习的时候，他给她写了一个纸条，建议去外面散散步，她点点头。他先出去了，她也跟着出去了。高桥炼油厂的招待所紧靠着浦江边，他们沿江边散步，江面上有几条渔船，不时也有小客轮驶过，发出一两声清脆的汽笛声，天上布满了星，白日的炎热已经过去了，不时有轻风吹来。他拉着她的手说：“你愿意和我同甘共苦过一辈子么？”她点点头，说：“我愿意！”他吻了她的手。她有一双孩子样的小手，胖胖的手背上还有四个小坑。经过虽然简单，但在以后的艰难岁月中，甚至生死抉择的紧要关头，她从来未违背过自己的诺言，两个人紧紧相依着度过了数十年。在几十年后，他已年近七旬，有一次他对妻子说：“我真希望确有轮回，下辈子我一定再先一步来等你”，妻子笑着说：“你有点马大哈，可别找错人！”，两人都笑了。他又把她的手拿起来吻了一下，就像当初一样，只是那双胖胖的小手，四个小坑已经没有了，多了一些岁月留下的皱纹，但在他心中仍然美丽。
1952年，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所谓教育改革。何谓教育改革？一言以蔽之，即在教育上全面学习苏联。首先减少基础课，加强并细化专业课，甚至细化到泵压缩机、液压传动、锻造、焊接等等都算是一门专业。这在西方很难想象，将来择业的范围不是太窄了么？然而在计划经济下不要紧，可以“归口”分配。第二是学制改革，学习苏联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第三是外语学习由英语改为俄语。第四是教科书全面采用苏联的课本，由此而来的灌输给学生的是几乎囊括全世界所有的理论和技术发明都变成俄国人的“专利”了，甚至连评分也由百分制改为五分制。
此改革一出台引起许多教师议论纷纷。他们问，我们是要把学生的脑子变成仓库或杂货店呢？还是把学生培养成有基本科技知识和自我钻研能力的人才以便能跟随最新科技步伐甚至领先于世界呢？我们在学术上是取“百家之长”呢还是“向苏联一边倒”？是真实的向学生们介绍来自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科学家、发明家呢还是屈从大国沙文主义的宣传呢？历史上逐渐形成了英语为通用语言，是专学俄语还是仍以英语为主俄语可做为选修课呢？
清华大学的教师们在议论，全国的教师们也在议论。有一次他在父亲家里听几位著名的老教授讲为什么对教育界如此天翻地覆的大事，决定之前不能征求一下老师们的意见呢？并问父亲是否事先已得到一点点消息，父亲摇摇头，只是叹了一口气。
他带着这些问题去找几位与他有深切的忘年之交的老革命教师，他们都曾到延安去过，有的还参加过延安整风。他们说：“你可不许瞎说！否则要吃大亏的”，有一位还拉着他的手说，“你这个毛孩子懂得什么？初生犊儿不怕虎，早晚会被虎吃掉”，并要求我答应跟着走，不要随便乱说。他知道他们是关爱他，他答应了。并说“大丈夫说话算数，保证不乱说”。
以后他果然把话压在心头，一直压了四十多年，直至1994年在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才写下书面意见。
“教改”实际上由五十年代初就开始了，只是动作不如1953年如此之大。1951年我国最老的名牌大学北洋大学更名为天津大学，并将河北工学院、工商学院等院校并入该大学。当时也遭到许多北洋大学师生的反对，以后几十年要求恢复北洋大学的呼声不断，但何济于事？
世界著名的清华大学原来是集文科、理科、工科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学，也从52年开始将文、理等诸科均请出去，成了光杆的工科大学，实际变成了“工学院”。
以后又将上海的交通大学强行搬迁至西安。反对者更是不乏其人，而反对呼声最高的师生以反对迁校罪多数打成“右派分子”，从此反对之声沉寂。
几十年以后他出差海外期间曾遇到几位原老北洋的校友和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西北联大）的校友，其中不乏在海外已颇有成就者，谈起老北洋的更名十分悲痛，他们对母校的热爱溢于言表。有几位还拿出在北洋大学的留影，虽照片的颜色已泛黄，但母校在他（她）们心中却是永远也洗不掉的。
北洋大学的航空系分出来成了航空学院、北洋大学及清华大学的冶金系、矿冶系分别成立了钢铁学院及矿冶学院、清华大学的石油系迁出后名为石油学院……所有这些学院都迁至北京的北部形成了八大学院区。八大学院形成后，一时也成了北京的一个景点。每到晚饭后许多师生都在那一带散步、唱歌、聊天。谁曾料到文革期间这些大学又被打得七零八落，除钢铁学院外又均被迁至外地，几次“折腾”给中国的教育事业也造成极大的损失。
他与她也随着教改来到了北京石油学院。她于1955年毕业于该校。
从1950年至1957年反右运动以前这一段时间，从总体来说祖国还是蒸蒸日上的。他这一代人在以后的艰难岁月中常常回忆起那一段好时光。苏联援建的一百多项工程陆陆续续投产了。报纸上每天都有这类的好消息。物价平稳、社会安定，基本上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社会犯罪现象降到了百年来的最低点。全国职工实现了公费医疗，没有失业，退休金全额发放，每隔一两年涨一次工资，广大人民没有后顾之忧。大多数人民都在自觉的工作。虽然极左思潮偶尔初露端倪，但毕竟是局部的、暂短的。广大人民历经上百年的苦难，渴望着祖国的团结富强、更加珍惜当前和平稳定的大好时光，人民团结，人心向上。就在这种气氛下他于1955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深信在共产党领导下国家能够繁荣富强。他认为加入共产党能够更好的为祖国献身。
他在这一段时间除完成了教育任务外，还参加翻译出版了一些俄文教科书和手册，并在1955年，年仅25岁时担任了系主任助理（相当副系主任），晋升为讲师，于1956年被选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1956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他至今认为八大的路线是共产党前一段工作的正确总结，如按此方针走下去，以后的那段悲惨历史就会完全改写了。半个世纪以后他还清楚的记得八大强调了集体领导，出现了反对个人迷信的色彩，党章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字样，甚至写上党员对于党的决定有不同意见时可以保留的条款。
开过八大后他十分激动，他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由专制逐渐走向民主的历史，是平民争取平等、人权、自由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上多少人为此而牺牲了。他当时深信中国会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的。他怎么能不激动呢。
他记得八大过后不久，毛泽东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报告中强调了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强调对人民内部要发扬民主。他还清楚的记得毛提出要有出版自由，并举例说：“罗素的书也可以出版嘛。”应该说明，毛后来出版的那篇文章是与原来所发表的完全变了味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以后出现了历史的大转折。他毕竟太幼稚了。
1957年初，党中央按八大精神开展整风运动，并号召广大群众帮助党整风。
在1955年肃反运动时他心中曾有一个“疙瘩”。肃反运动初期各部门，尤其是高校发动了一场政治运动。各部门共产党组织群众斗争一些说过“错话”的学生。举例说他教过的一个班级的某位学生，曾与另一位同学（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为一点小事争吵起来，气头上那个同学骂那位团支部书记是“狗头军师”。这位团支部书记就打了“小报告”。肃反运动开始时那些运动策划者把保存的来自各方“汇报”找出来，那个团支部书记的小报告当然也在其中，他们分析“骂团支部书记是狗头军师，青年团是党的助手，那么共产党是什么？！”，于是划为反动言论一类，这个同学当然跑不了挨斗的命运。
在当时他虽曾尽力反对斗争这么多学生，但未果。原来上面有指示，斗争面要大致控制在5％左右。
肃反运动后期，这些被批斗的学生虽均“平反”、“赔礼道歉”，但这些被斗者心灵的创伤却是一时难以平复的，而这种做法的恶劣社会影响更是深远的。他想学校、企业、机关有什么权利揪斗群众？是谁给他们的权利？法制在哪里？人权在哪里？宪法中所说的“言论自由”又在哪里？
他想人民对党由早期的热爱变成怕，这种感情的转变是多么可悲。
在1949年以前有些同学就是因为被三青团写了“小报告”，列入黑名单而被捕入狱的。他对此深恶痛绝，共产党人一向以光明磊落教育群众，而写小报告的那类行动似乎与光明磊落风马牛不相及。
这些肃反时心中的“疙瘩”一直压在心头。在鸣放期间他觉得应当讲出来。人民把党比作母亲，有什么话不可以对母亲说？他忘记了若干年前教育改革时一些老同志对他的忠告，他把那些“疙瘩”都鸣放了出来。
经过短暂的“大鸣大放”期，突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工人阶级讲话了！”的社论，腔调突然来了180度的大转弯，从此反右斗争开始了。
在反右运动中他遭到批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此后不久，正值暑假，学校派他带学生去兰州炼油厂实习。实习结束后，他与另外一位教师和一名学生中途下火车至华山游览，并小住两日，为的是想散散心。说来也奇怪，由第一天起就遇到一位道士，一直陪同他们边走边聊。一天道士对他说，“你何不随我云游四方，白鹤浮云，摆脱人间险恶”。听到此话他心中为之一震。也许是道士看出他心中的凝重和眼神表露出来的迷惘？当晚他一夜未眠。他想这一切都是怎么了？难道一开始就选错了路，而那些他曾暗下决心要为之奋斗终身的理想只是一场梦？他想起刚刚结婚几个月的妻子，他们曾发誓终身相依、同甘共苦，他想起年老的父母，他想，他不能摆脱现实，是生是死走着看罢！
可能是在他去兰州期间毛泽东发表了“对党内右派不能温情”的指示。他返校后处分升级了。他被开除党籍并划为右派。
妻子公开站出来为他辩护，受到团内严重警告处分。
他们是1957年元旦结婚的，刚结婚时住在单身宿舍里，在反右开始前一两个月才分到新居。他们在新房里度的却是“相互对愁眠”的日子。他们商量今后要怎么办？他妻子提出在这种情况下，石油学院很难再工作下去了。她说：“不如我先去闯一条路看看。”妻子当时是石油学院的助教，也是重点培养对象。1956年石油学院专门由苏联请来一位教授，培养着她与另位女教师。她提出调离的申请后，不久经石油部批准将她调到石油部抚顺炼油设计院。在1958年初的一个夜晚，他帮助她提着简单的行李送她去火车站。妻子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女性，他相信自己的妻子，当火车徐徐起动时妻子放声痛哭了。他失魂落魄走回自己的新房。打开房门，看到冷清清的房子，看到他送给妻子的小洋娃娃还靠在床上，想起才搬进来时的欢乐，一时思绪万千，他想“我要活下去，我要顽强地与厄运做斗争，我不仅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强者更要看到自己的话是对的”。
大约一周后接到妻子的第一封信，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妻子信上忆起1953年暑假在浦江边的散步，并说“我永远爱你，永远不会忘记终身相依，同甘共苦的誓言”。
这封信他们一直保留着，文革期间抄家时被造反派搜了去，并在会上批判。30年后，他们遇到当时在场的一位女同事，她甚至能把信中的那段话背下来，并说“这种精神多么可贵！”
他接到信后，当晚写了下面的这首诗。
“您的信”1958春
这是您对我青春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