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志希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1982年，武大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获准硕士点授予权，开始招生，在全国同行中尚属前列。在我的印象中，那时获准硕士授予权的单位很少，好像比现在获取博士点授予权还要难些。当时陆耀东老师领衔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团队整体实力强，水平很高，除陆老师之外，还有30年代著名的诗人、学者毕奂午老先生，有易竹贤、孙党伯、唐达晖、唐荣坤等诸位老师。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们都是为人仰慕的学术大家，当时获准硕士授予权也是理所当然的。荣幸的是，当年我考上了陆老师的研究生，该硕士点也只录取了我一个研究生，不像现在扩招，“批量生产”，一个教师同时指导好多个硕士生外加博士生。
我与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各位老师关系都挺好，我相信他们也都很关注我的考研，但考前我并没有找他们进行“辅导”，我确实下了一番功夫。那年的外语比较难，教育部的划线是45分，我竟考了81分。考研分数公布后，有的老师感到有些惊讶并专门问过我，因为我们读大学时并没有很好地上外语课。
记得当时的研究生教学非常严谨规范，陆老师和毕老师曾分别单独为我一人各开了一门课。这种情况在现在是很难想象的。陆老师当时讲的是现代文学研究的课，毕老师讲的是《中国古代散文研究》。那时毕老师年纪比较大，很少上课了。我每次上课去他所住的二区的家中，与他对坐于一个小圆桌旁。上课前，他往往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要讲的散文原作给我，或将亲手抄录的古代诗词放到我的面前。毕老师上课非常认真，我看到他每次都专门为此写有教案。老先生对古今中外文学、历史典籍乃至天文地理宗教都颇有研究，知识面很广，时或拿出他新创作的诗给我看，诗作笔力苍劲，意境古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还在我念大学时，就常听到身边的老师和同学们谈及陆老师。其中一件事令我印象特别深刻：文革期间，中文系的老师们都下放到农村劳动，那时的环境根本谈不上做学问，不仅无法做学问，而且做学问还有挨批判的风险。而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据说陆老师的衣服口袋里还总是装着纸和笔，不顾劳作之辛苦，在田间休息时，他往往一人坐在旁边拿出随身携带的纸笔写起来。陆老师执着于学术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在我们学生的印象中，陆老师是当年武大中文系研究成果最多的老师之一，也是在全国文学界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
1985年，我和陆文倩、汪修荣一道去兰州开会，途中又谈到陆老师。陆文倩说，陆老师成天除了上课就是在家里看书、写作，别无其他任何兴趣和休闲活动，几十年都是这样。她同情陆老师，觉得他生活得很苦。听了她的这番话，当时我们两位同行者心里都有几份酸苦的意味。陆老师他们那辈人经过几多磨难和折腾，仍然专注于学术研究，乐此不疲，其精神令人感佩。他们是把学问当做生活，学术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我后来想，苦则苦矣，对于他们而言，却可能是乐在其中。陆老师退休后，依然笔耕不辍，持之以恒，前两年还收到他赐予我的一本新著《中国新诗史》（第一卷），这本专著的出版还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首发式会议，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专门进行了报道。我当时拿着这本沉甸甸的书，听着他说治诗史未竟而假以时日将要完成的巨大工程，除了感佩之外，更多的是汗颜。
龙泉明兄读硕士比我晚了两年。他非常的勤奋、优秀，只是他英年早逝实在太可惜。那时我们聊天常提到自己的导师，很有同感的是：陆老师虽然年岁较大，但他的学术思想却非常年轻，思想活跃而敏锐，远胜于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他总是依据社会现实的发展不断拓展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不断发掘过去一些有意无意被忽略的作家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价值，如在新时期较早深入系统地开展徐志摩、冯至等诗人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显示了他过人的胆识。如此前人们一直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尼采，而他在全国率先发表关于鲁迅与尼采关系的论文，客观论述鲁迅当年所受的尼采思想的影响，这一观点在当时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
陆老师他们老一辈的学者，能甘于寂寞、潜心于学术，既不盲目跟风，又毫无时下普遍存在的浮躁的风气。他常以亲身的治学经验告诫我们，如果对研究对象的第一手资料搜集不完备，就不能匆忙动手。陆老师长期从事中国新诗史的研究，他想尽办法通过各种途径搜集资料，据我了解，他对于中国新诗史料的搜集之完备，在全国同行中恐怕无出其右者。
在我的印象中，陆老师特别鼓励学生自主创新，从不给学生布置“命题作文”，即使是学位论文，也从不强行要求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一旦自行选定方向，他就多方给予指导帮助。陆老师对学生关爱有加，从学习到生活。这些年我所谓“无事忙”，少有到府上拜望他的机会，偶尔在校园内遇见，他总是笑脸相迎，嘘寒问暖，总让人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温暖。“仁者寿”，今年正值先生八十寿辰，谨以此小文表达对老师的真诚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