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邓小平巧妙地在没有作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从戈尔巴乔夫手里夺走了舞台中心位置。”
问候里根总统
话题从中苏关系转到中美关系。
华莱士说，里根总统和夫人南希曾亲口告诉他，他们对“60分钟”节目很感兴趣，几乎每一个星期天晚上都要看这个节目。他问邓小平：“不知您有什么话要对里根总统说？”
邓小平在沙发上欠了欠身，说：“在里根总统和夫人访问中国时，我们认识了。我们相互间的谈话是融洽的和坦率的。我愿意通过你们的电视台，转达我对里根总统和夫人的良好祝愿。我希望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中美关系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华莱士不愧是采访老手，他不仅善于从新闻角度摄取重大信息，而且注重设计每一个细节。他提的这一富于人情味的问题，使这次采访生色不少。当里根夫妇和千百万美国人坐在电视机前，听到来自太平洋彼岸的问题时，一定不会无动于衷吧？
“目前中美双方是否存在大的分歧问题？”话锋一转，立即触到了最敏感之处。
邓小平坦率地说：“有。如果说中苏关系有三大障碍，中美关系也有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就是海峡两岸中国统一的问题。美国有一种议论说，对中国的统一问题，就是台湾问题，美国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这个话不真实。因为美国历来是介入的。”他回顾说：“在50年代，麦克阿瑟、杜勒斯就把台湾看作是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所以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建交谈判最重要的问题。”
华莱士还不满足：“美国在处理美台关系时是否不能按照它承担的义务去做？”
邓小平避免正负回答：“我认为美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更明智的态度。”
“什么态度？”华莱士定要追根问底。
邓小平答道：“很遗憾地说，在卡特执政的后期，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这就变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障碍。刚才我说，希望里根总统执政期间，能够使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就包括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能有所作为。我相信，美国特别是里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是能有所作为的。”
华莱士继续追问：“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能有哪些作为呢？”
“可以鼓励、劝说台湾首先跟我们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邮。通过这种接触，能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这就为双方进一步商谈统一问题，实现统一问题创造条件。”
也许，华莱士此时在想：如果中国真的希望美国帮助中国统一，那么，就应该让美国人知道中国统一的根据何在。他问道：“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
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长期以来是邓小平心中的一桩大事。1980年初，他就提出把祖国统一作为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进入80年代后半期了，在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指导下，香港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澳门问题也正在谈判之中，就剩下最棘手的台湾问题了。他是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大团圆啊！邓小平严肃地说：“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炎黄子孙——我们老祖宗是炎帝、黄帝——都希望中国能统一，那种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的地位，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不肯定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他稍作停顿，“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这对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对台湾人没有损失。”
接着，邓小平针对台湾与大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至于比较台湾和大陆程度，这个问题要客观地看。差距是暂时的。拿大陆来说，我们建国三十七年来，有些失误，耽误了，但根据大陆的现行政策，发展速度不会慢，距离正在缩小。我相信大陆在若干年内至少不会低于台湾的发展速度。道理很简单，台湾资源很缺乏，大陆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说台湾已发挥了自己的潜力，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的。而且就整体力量来说，现在大陆要比台湾强得多。所以单就台湾国民平均收入比大陆略高一些这一点来看两方面的优势是不全面的。”
邓小平这番透彻的分析，既阐明了民族感情、国家利益之所在，又照顾到目前海峡两岸的差距，实在人情入理。
纵论国是
华莱士看了一眼提问单，把话题转向中国国内政策：“中国谈到，搞现代化，发展经济，需要西方的资金，但现在西方投资者抱怨同中国做生意太难，存在一些问题，房租太高，谈合同争吵不休，各种税收名目繁多，劳动力太贵，贪污、受贿，还存在着官僚主义。您是否了解这些情况？”
邓小平点点头，坦率地承认：“我了解，是有这种现象。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新事物，有一些差错是难免的。我们正在着手改变这种现状。外国投资者有这些意见，我能理解。投资不赚一点钱，那不可能，那谁愿意来？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但解决也只能是逐步的。”他表示：“我相信，外国厂商提出的这些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就是解决了这些问题，还会有新的问题产生，这些新问题也要解决。作为领导来说对这些问题要摸索情况，作出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也还有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
“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不仅是华莱士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在中国，也还有些带着“左”的条条框框看问题的人，对这样的口号感到难以接受。对此，邓小平是这样看的：
“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念，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1974年、1975年重新回到中央时就批驳了他们这种观点。正因为我批驳了这种观点，当然还有其他原因，结果我又被打下去了。当时我主要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物质极大丰富。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够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共产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所以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全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全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是允许一部人分先好起来。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的致富。正因为社会主义的原则最终要达到共同致富，所以我们的另一个原则是我们的政策不致于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导致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百万富翁很难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
华莱士谈起他在广东珠江三角洲看到农民买摩托车、彩电、盖新房等情况，邓小平摆手：“比起你们来，那能有多少？即使是在农村受到赞扬的有些万元户，上万元，不过二三千美金，还是一年的收入，能够算富吗？我们就算富了，但比起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还是低的。”谈到“文化大革命”，华莱士请邓小平谈谈他和他的家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如何。这也是那些爱猎奇的西方人感兴趣的东西。对此，邓小平却不置一词，只是说：“对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是好事。”
华莱士急忙插话：“那是不是说，当时让您扫地、做饭、劈柴等等也是好事？”
邓小平笑了：“说那些完全是好事，不能那么说。我的意思是使不好的事变成好的事”。他说“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国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80年代和70年代末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显然，在邓小平心中，个人的命运是置于国家的命运之中的，同国家的灾难相比，个人的遭遇算不上什么，何况，他本来就是一个心胸开阔、永远向前看的人。
华莱士接着问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在中国的任何公众场合挂您的照片，这是为什么？”
“我们不提倡这个。”邓小平说，“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拒绝给我写传。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些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大跃进这个错误中有份。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所以还是不写的好。”
华莱士又跳到另一个问题：“每个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邓小平干得不错，现代化搞得不错，经济在发展，人们不象以前那样担心害怕，但邓小平以后情况会怎样？是否会回到以前的状况？”
“肯定不会。”邓小平加重了语气，“因为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标志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对不对？对人民对不对？人民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不啻“六十分钟”
谈话到这里，已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多小时。可华莱士的提问单上还有好些问题没有来得及问。他请求邓小平将原定的一小时采访时间延长20分钟，哪怕是10分钟。邓小平爽快地答应了。但又不无幽默的说：“我又犯了一个错误，违反了只谈一小时的协议”。
华莱士继续发问；“您说过，您要活100岁，然后可以去见马克思。到那时候，马克思旁边可能还坐着毛泽东，他们可以对您说些什么？”
邓小平略加思索后，毫不含糊地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说：“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论。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搞社会主义。我们现在的一切任务是搞社会主义。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什么是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事。”
华莱士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说：“毛泽东逝世已经十年，他对现在的一些事会怎么看？现在的领导人主张致富，主张个人幸福，允许私人办企业，准备搞政治改革，人民有了言论自由，这一切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毛泽东会怎么看？”
邓小平用一句概括明了的话作了回答：“有些不一样，但有些原则还是一样的。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答了这些问题。”
“但我还是不清楚。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不一样的。看来中国现在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至少是试图进行一场新的革命。”显然，华莱士还希望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发挥。邓小平说：“这个话是对的，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我们要摸索前进。干这样的一场革命，又是一个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华莱士朝提问单看了一眼，说“最后提个问题。您是中国的第一号领导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
邓小平说：“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我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法拉奇谈话时说，我干到1985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现在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的政策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但这件事还要做更多的说服工作。最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服从人民的意愿。我还是希望能够说服人民。”
华莱士笑着说：“您当时告诉法拉奇准备1985年退休，您准备对华莱士作什么表示呢？”邓小平说：“我坦率地告诉你，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但到今天为止，我遇到的都是一片反对声。”
正式提问结束后，邓小平与华莱士并肩走出紫光阁大门。在秋日柔和的阳光下，庭园里苍翠的树木把紫光阁的雕梁画栋衬托得格外优雅迷人。
“瞧，邓主任，多么迷人的秋色啊！”华莱士说，“你每天工作多少时间？”
“每天工作二小时。”
“那你其他时间干什么呢？”
“与孙儿们玩玩，也看些书。”
“你有几个孙儿？”
“有四个。最小的才一岁零二个月。”
望着邓小平宽厚的背影渐渐远去，华莱士禁不住暗暗称奇：真不愧为世纪伟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