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冼星海又搬迁到哈萨克斯坦的库斯坦奈州，住在十月大街四十四号二十二室。他在《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中写道：“生活相当艰苦，而营养比在阿拉木图更差，自己的衣服和手表等拿去市场出卖，还不够供给几个月生活，薪金实在是不多，经常还要断顿。膳堂的纸证虽然发给，但不发给早晚餐营养品，只有等到月底才能领到一些，即使领到也只够三四天吃。”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冼星海开始患病，寒冷的气候中身体赢弱不堪。但是，从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开始至二月十五日，他仍然坚持完成了交响乐《中国狂想曲》的钢琴部分，以表达自己对祖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斗争精神的崇敬之情。
战争环境，恶劣气候，贫乏的物质条件，焦虑的精神心理，冼星海一曲未成，疾病缠身。他不仅肺部结核，还有肝肿、腹膜炎和心脏病，每天要抽出几升腹水。在危及生命的情况下，冼星海由其犹太族夫人拉伊女士陪同，再回莫斯科。这时，共产国际组织早已解散，中共方面没有正式机构在莫斯科。加之，战事激烈，国际救济会也无力安排他的住宿。重病中的冼星海，走投无路，找到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的李立三。李立三很愉快地把重病中的冼星海请到自己的家里住下。
经多方联络，一个多月后，李立三为冼星海争取到苏联国际救济总会的帮助，把冼星海送到莫斯科的医院治疗。李立三夫妇经常到医院去看望照料。由于冼星海身患沉疴积疾，医院回天无力。四个多月后，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冼星海病逝在莫斯科的医院中，终年四十岁。
延安时期文艺创作的异数，是没有直接参加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的艺术家们，秉持独特的艺术个性，并在允许艺术个性存在的宽容、宽松、宽厚的艺术环境下，创作了不巧的艺术作品，成为抗战时期延安文学艺术的高峰。其中，赵树理的作品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其本人并未到过延安。孙犁是整风运动之后的一九四四年春天，随华北联合大学学员们自冀西山区长途跋涉一个月，来到延安鲁艺，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投降后便返回冀中。冼星海在整风运动前的一九四〇年五月，离开延安到苏联，不料一去不返，客死他乡。
他们的生活经历和艺术实践，都是异乎当时其他延安知识分子的。这是一种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的文艺现象。
沪上才子·歌词大佬的陈蝶衣
说到陈蝶衣，大家都知道他是流行歌曲之王，六十多年来，陈蝶衣光是歌词的创作就有三千多首。人们尊称他为“三千首”。周璇、邓丽君、蔡琴、张惠妹……中国流行音乐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歌后们，都演唱过他写的歌。水晶先生称陈蝶衣为“双料词人”，他说：“所谓双料，是指除了填写流行歌词以外，他又擅长‘花间’之词，所以文旗过处，香风阵阵，留下了许多雪泥鸿爪，脂砚绮篇。蝶老又是一位精通翰墨的学者，诗、词、剧、小说、杂文，无所不能，而且落墨之处，无一字无来历，这种学富五车的书香词人，环顾今日港台影歌坛，已无人可继其风骚余韵矣！”除此而外，他还是早期的老报人，他还是着名杂志《万象》的第一任主编，他还是着名的电影编剧，终其一生，创作电影剧本五十多部。
陈蝶衣原名陈积勋，一说陈元栋，亦作陈哲勋，号逋客，别署玉鸳牛，笔名陈蝶衣、陈涤夷等。
一九〇八年十月十八日生于江苏武进鸣凤大兴桥的书香之家。他回忆说：“我父亲是前清的秀才。考中了秀才不久清朝就没了，状元是没法考了。在家乡教了几年书后去了上海。应聘担任《新闻报》的书记员。我们全家也从故乡搬到了上海。”父亲每月挣的一点微薄薪水，支撑全家实在不易。那时陈蝶衣刚念国中，每逢星期天，他便到报馆帮忙父亲做些抄写之类的工作，结果被报社推广部负责人看中，“这小孩子字倒写得不错嘛，你来报社做练习生吧。”那时陈蝶衣刚十五岁就辍学进了上海《新闻报》做练习生，负责文牍方面的事务。后来他从检字、校对一路干到记者、编辑。陈蝶衣说：“当时‘鸳鸯蝴蝶派’在上海很流行。我看了一本小说，叫《蝶衣金粉》。我在报馆大家都叫我“小弟弟”，“蝶衣”在上海话里就是“弟弟”。我就用它做了笔名。渐渐地原名就不被提起了。”陈蝶衣说他曾为严独鹤主编的《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写些短文及趣味性的“小专电”，也曾以笔名“癸弓”为《快活林》作讽刺画。
除此而外，严独鹤还曾是当年他的证婚人，陈蝶衣说：“我于二十四岁的那一年，与阳羡（宜兴）名画家朱蓉庄先生长女朱鬘，在上海远东饭店举行婚礼，共请了两位证婚人，一位是戏剧前辈郑正秋，另一位就是独鹤先生。证婚人而请两位，在当年是创举。”
二十岁调编辑部做校对时，陈蝶衣开始了写作。虽然中学未毕业，但他却博览群书，练就得一手好文章。他的处女作是发表在周瘦鹃主编的《先施乐园日报》，先施公司是昔日上海的四大百货公司之一，屋顶部分辟有游戏场，称为“先施乐园”，发行小型日报一种，主要是刊载乐园各剧场的演出节目。另有副刊，则刊载小说及游戏文章之类。周瘦鹃当时除主持《申报>副刊《自由谈》外，曾徇先施公司之请，担任《先施乐园日报》的名誉编辑，执行编辑则是潘霜痕。陈蝶衣还因此而结识周瘦鹃，他说：“日子既久，我无形中成了该报的特约撰述。于是有一天，便接到了该报的一份请柬，使我有生以来参加了第一次的文酒之会，得以会见了张是公、刘恨我、竹林隐者等好多位同文作家，以及执行编辑潘霜痕。是日之宴，瘦鹃先生亦以名誉编辑的身份翩然莅止，作了宾中之主，主中之宾；我乃获亲謦款于杯酒之间，遂了识荆之愿。”
陈蝶衣之所以走上编辑之路，有两个人对他影响至大，一是张春帆，一是步林屋。撰写《九尾龟》等小说的同乡张春帆在从事编辑工作时，对天资聪颖又好学不倦的陈蝶衣关怀备至，也使初涉报馆的陈蝶衣，很快地掌握了编辑的窍门。而步林屋是陈蝶衣的诗词老师，他因反对袁世凯称帝，从北京返上海挂牌当中医，并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创办一份刊登小品文和讽世杂文的三日刊小型报纸名为《大报》。由步林屋任主编，郑子褒任助理编辑，姚吉光作漫画。内容有孙癯蝯的《好春簃杂缀》、《啸廛诗话》，漱六山房（张春帆）的《画眉浅说》、《髻之沿革史》，郑正秋的《说中国电影》等，几乎都是连载。该报还刊有袁世凯遗作《戊戌纪录》，是一篇颇有参考价值的史料。《大报》出至二三七期时，步林屋生病，报纸即因此停刊了一年多，一九二八年元旦复刊，另邀俞逸芬担任编辑，特约撰稿人有张丹斧、袁寒云等。后来俞逸芬退出《大报》，由陈蝶衣、张超、余尧坤三人共同编辑。陈蝶衣其入小报，则是从《大报》开始的。《大报》出了三百多期，最后因步林屋病故、主持乏人而停刊。
香港文史作家方宽烈说陈蝶衣：“在《大报》工作不久，又兼编《社会日报》的文艺副刊，从一九三三年起，先后主编过《平报》、《铁报》、《金刚钻报》、《东方日报》等好几家上海着名小报。其后又独资创办《明星日报》，报导歌坛影界娱乐讯息，副刊“碧纱笼”由他亲自执笔，拥有不少读者。”
一九三三年，陈蝶衣与一些社会名流冯梦云、毛子佩等结合当时的《上海日报》
仿效欧美报刊选举“电影皇后”的先例，策划并发起了第一届电影明星评选。起初，选举活动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半个月后，由于《明星日报》不惜篇幅，每日将选举票数、投票人及被选举人的姓名公诸报端，迅即引起了电影界和广大市民的普遍关注，投票数与日俱增。当时上海影坛正是三大公司的天下：三大公司的当家花旦：“明星”的胡蝶，“联华”的阮玲玉，“天一”的陈玉梅，角逐着“电影皇后”的宝座。一开始三人票数接近，但阮玲玉随即表示无意此类无聊之举，于是只剩其余两位的竞争。二月二十八日，《明星日报》
邀请了上海各界名流参加选举揭晓，当时共收到选票数万张，揭票结果，明星公司的胡蝶以二万一千三百三十四票遥遥领先，当选为“中华民国二十二年第一届电影皇后”，第二、三名为陈玉梅、阮玲玉，分别得一万零二十八票、七千二百九十票。
学者张伟在《昨夜星光灿烂》一书中说：
“规模盛大的影后加冕典礼于一个月后在大沪跳舞场举行，大门上横幅拉出‘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庆贺蝴蝶女士当选电影皇后’，门票一元一张。其时冠盖云集，大小明星也多有捧场，会上嘉宾表演助兴，主办方向蝴蝶颁发‘电影皇后证书’，全文骈四骊六，极尽颂扬之辞近乎肉麻，胡蝶则在答谢之后演唱安娥为大会特制的《最后一声》：‘亲爱的先生，感谢你的殷勤，恕我心不宁，神不静：这是我最后一声；你对着这绿酒红灯，也想到东北的怨鬼悲鸣？莫待明朝国破恨永存……’歌毕，手托礼帽下场募捐，共得现洋三百余元，连同门票收入，全部捐助航空救国协会，用以购机抗日。事后，‘明星日报社’又出《电影皇后》纪念册一本，以资留念。”陈蝶衣一时的突发奇想，不但引起社会的热烈回响，还造就了胡蝶的“电影皇后”的封号，而陈蝶衣也因此而一跃成为名编辑，《明星日报》也成为宣传娱乐活动的主流报纸。
方宽烈又说：“上世纪四十年代他热衷于编杂志，认为不受地区和时间的限制，又可畅谈古今艺文、世界新知，乃先后应聘主编上海当时最流行的刊物《万象》、《春秋》、《宇宙》、《西点》等周刊。
这些杂志畅销海内外，令他的知名度日高。在这期间，又创设“第一编辑公司”，出版《少女》和《大侦探》两本杂志，前者对象是家庭妇女，后者专刊登侦探小说，受到不少读者捧场。”其中《万象》杂志是月刊，是陈蝶衣和毛子佩发起的，结果没有成为事实，才由陈蝶衣贡献给平襟亚，由中央书店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创刊出版。陈蝶衣在编辑话中说：“我们的编辑方针，在这一期的取材上就不啻有了概括的说明。第一：我们要想使读者看到一点言之有物的东西，因此将特别侧重于新科学知识的介绍，以及有时间性的各种记述；第二：我们将竭力使内容趋向广泛化，趣味化，避免单纯和沉闷，例如有价值的电影和戏剧，以及家庭间或宴会间的小规模游戏方法，我们将陆续的采集材料，推荐或贡献于读者之前。此外，关于学术上的研究（问题讨论之类），与隽永有味的短篇小说，当然也是我们的主要材料之一。”《万象》内容真的包罗万象，出版后风行一时，创下极高的销售佳绩。据说主编与发行人合作之初，曾有过君子协定，主编得分享经济利益。当期刊的销售越佳，双方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尖锐。最后，陈蝶衣拂袖而去。平襟亚急得双脚直跳，四处托人寻找编辑高手，后来在“江南第一支笔”唐大郎的介绍下，终于聘得新文学家柯灵继续主编《万象》。而陈蝶衣则去主编《春秋》，性质有些类似，因有固定的读者，因此仍是万册风行。一九四四年，因战争环境险恶，《春秋》停刊了半年，抗战胜利又复刊。陈蝶衣在余暇之际，仍为小型报写文章。
陈蝶衣说他的创作歌词开始于太平洋战争，当时上海连孤岛的地位也保不住以后。他发觉在一些所谓“靡靡之音”的歌曲中，竟也有别含深意，借此抒发爱国之心的作品。有一次，他看周璇主演的《鸾凤和鸣》电影（1944），听到主题曲《不变的心》，说的是对一位远走他乡的爱人的思念，有这样的句子：“你就是远得像星，小得像萤”，“在我的心中依然有着你的踪影”，“一切都能改变，变不了是我的心”，等等，这其实是对抗战力量在倾诉衷情，不过是用一种曲折隐晦的，让敌人不易觉察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已。于是“当时我才体会到，歌是活的、文是死的，只有歌曲能够真正打动观众的心弦，影响力所及远远超过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