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树赋》的解读及其他
骆玉明
庾信作《枯树赋》以寄身世之悲慨，篇幅短小，五百余字。但用了象征的写法，典故繁密，文意颇为晦涩，原本流传不是很广。清人许裢编《六朝文絮》，专收短篇骈体美文，庾信之作入选最多，而独无《枯树赋》，原因想必就在于此。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文革”风雨零落的岁月，毛泽东耽好此文，并就文章意蕴对专门为其服务的高校教师所作注释提出批驳，这篇短文因此格外出名。但《枯树赋》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毛泽东之见解应如何看待？
他又为何对这篇情怀低沉绝望的文章好之如此，乃至临终前不久仍吟咏嗟叹、为之低徊？这些都有值得一说的地方。
庾信是南北朝时代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他原本是梁简文帝萧纲做太子时身边的文士，侯景叛乱，曾奉命率兵御敌。北兵素强悍，而庾信只是一个贵族出身的宫廷文人，对战阵之事恐怕连听说也有限，结果当然是失败。而后逃亡江陵，投奔梁元帝萧绎，继而奉命出使西魏。就在他抵达长安不久，西魏攻克江陵，杀萧绎，而梁王朝的历史也就到此结束。庾信被留在长安，担任一些名义好听却无任何实权与实职的官职，想回归南方而不能。
对庾信来说，他的后半生经历最基本的特点就是被强迫：无论领兵作战还是出使北朝，皆非自己选择，蒙羞仕敌，其自喻为“倡家遭强聘”（《拟咏怀》之三），更觉愧耻。杜甫《咏怀古迹》诗言“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它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庾信在经历国家毁灭、宗族颠覆、孤身飘零的惨痛之后，对生命在外力压迫下的无奈有着极为深切的感受。
《枯树赋》便是庾信“暮年诗赋”之一。唐代张鷟的《朝野佥载》说庾信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示以《枯树赋》，“后无敢言者”。据此，本篇似乎成于庾信羁滞北方的初期。但赋中有“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淮南子》云：‘木叶落，长（音“涨”，年老）年悲。’斯之谓矣”之语，其实已经说明这是庾氏晚年之作，张篱所言不可信。
《枯树赋》不容易读懂，文中多用典故、辞意艰深是一个原因，但这好歹还可以仔细辨析，揣摩大要。尤其麻烦的地方，是它的结构和意脉不容易理清楚。此文全篇以树之盛衰为象征，描绘各种树木原有的蓬勃生机与雄奇姿态，以及树木受到的种种摧残而衰朽、毁灭的惨状，形成对照，其中有人生哀苦的寄托是能够感受到的。但种种情状的描述若仅是意义相近的罗列，则虽是短文，亦嫌烦杂。清代倪璠《庾子山集注》是庾集通行而又较具权威性的注本，其于《枯树赋》题旨，只云“庾子山乡关之思所为作也”，固然不错，却甚为笼统，对寻绎文脉没有多大帮助。
关键在于文中作为象征的“枯树”意象，是仅指涉庾信自身，还是牵连多个方面？我们试从后一个角度来考虑，将《枯树赋》与庾信晚年最重要的作品《哀江南赋》相比照，会发现前者其实就是后者借助象征手段而完成的缩微形态；换言之，“枯树”的意象，既用以哀叹个人身世，亦用以伤悼梁朝之灭亡。这样来解析全文，虽然许多文句仍有晦涩之感——因为不能够确认那些关于树的典故及描写是否一一对应于具体的人物与事件，但总体上说，文章的大体结构、各层次间的相互关系，却还是可以看清楚。为了后面行文的方便，笔者在此试对《枯树赋》的文意略作诠释。学力有限，篇幅也有限，只能是述其大概而已。但自信较前人笼统含混的注解，或不无胜出。
《枯树赋》的开头前先用殷仲文的故事做引子，辞日：“殷仲文风流儒雅，海内知名。世异时移，出为东阳太守，常忽忽不乐，顾庭槐而叹日：‘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这位殷仲文是东晋时代曹操式枭雄桓温的女婿，出身名族，美容仪，富才藻，颇具名望。桓温谋帝业未成而卒，多年后，他的幼子桓玄依仗父亲的余威和余势，终于趁东晋王朝内部的混乱，慌慌张张地篡夺了皇位，建立一个“楚”国，但很快被刘裕（后来的宋武帝）击败，死于军中。殷仲文在桓玄当政和篡位期间受到重用，桓玄兵败后上表请罪，称自己是不得已而被裹胁的。因为他是当代名流，掌权的刘裕表示原谅他，实际上深为忌防。
有一天殷仲文随众人至大司马府，见庭院中有棵老槐树，顾之良久而叹日：“此树婆娑，无复生意。”（见《世说新语》）桓温曾以大司马官职执掌东晋政权，殷仲文发此感叹，到底是因为想到一度兴盛无比的桓氏家族已彻底倾覆呢（桓温的后代为躲避追杀，一部分降后秦，另一部分逃入苗中，成为南蛮），还是比喻自己虽生犹死，倒也一言难定。但凡事有盛必有衰的意味，是容易体会到的。而“无复生意”四字庾信稍改动作“生意尽矣”，成为《枯树赋》的点明题旨之语。
正文的第一部分从“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抵盘魄，山崖表里”即良木佳树在自然中的雄伟姿态突兀地转入“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的发问，下面紧接着的就是回答：“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这些树被移植到宫苑，处于华贵的环境。但犹如陆机临刑时思念故乡华亭之鹤唳，对于来自山野的树木而言，宫苑并非适合于生长的场所。而且，更有树木被匠人看中，刨去树皮，削尽枝桠，雕出种种花纹，成为宫殿建筑的原料，丛材则是留下一片狼藉。这些描写应该是对应于庾信早年的经历。
庄子说做个乌龟宁愿“曳尾涂中”而不愿被供养于宫苑，便是其思想的根源吧。
第二部分以“莫不苔埋菌压，鸟剥虫穿；或低垂于霜露，或撼顿于风烟”这种毁灭状态，映带前后，历数各种繁茂的树木均无以幸免，这是对应于梁朝的崩溃过程，以及在这过程中人物的毁灭。《哀江南赋》述梁朝之亡，多列忠贞之士的事迹，而这一节所用的典故，如秦时五大夫松，汉时大将军树，东海白木，西河枯桑，北陆之杨，南陵之梅，或许未必一一落实，但字面令人联想到朝中与四方之士。
第三部分转入“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更明显是比喻自己离乡漂泊于北乡的境况。而“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一说文采，一说德操，叹两者俱已碎裂，不复旧时的美好。进一步感叹“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云云（已见前引），则索性摆脱比喻、象征手法，直述心中之悲。
最后是一节尾声，用桓温的故事与引子部分殷仲文故事相呼应：“桓大司马闻而叹日：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桓温之事见载于《世说新语》：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日：“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言语》篇）为了达成自己的人生目标，桓温一生劳顿，努力以军事上的巨大成功来赢得威望。他曾三次北伐，第三次是在太和四年（369年），当时桓温已经将近六十岁了。
时间最是无情，它无声无息地促成一切也摧毁一切。当桓温经过金城看到三十年前自己当琅琊内史时所栽的柳树已经长得很粗大，忧惧此生或许寂寂而终，因而执柳下泪。
庾信赋运用史料不完全照原样，如殷仲文顾庭槐而叹，原是他“出为东阳太守”
之前的事情，而桓温“昔年种柳”，并不在“汉南”而是距建康不远的金城。这些差错，还可以说是文学作品在细节上不要求严格，但他颠倒了时序，将殷仲文之事置于桓温之事的前面，就令人感到触眼。倪璠注认为庾信只是为了“发己意”，并不关心时间上的顺序。但庾信或许有自己的考虑。
毛泽东喜好《枯树赋》一事见于多种回忆文章，他晚年的机要秘书张玉凤的回忆最为详细，其文载于李静主编的《实话实说丰泽园》（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一九七六年，这个多灾多难的年份，不到半年时间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相继故去。痛失两位老战友，毛主席的痛苦心境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
记得有一天，主席在病床上，让我找来（南北朝时期着名的文学家）庾信的一首《枯树赋》。这首赋主席早已熟读过，前几年还嘱咐印大字本呢。全赋大部分章节老人家都能背诵下来，即使在病魔缠身的晚年仍能背出。
在主席的病床边，我读着这首赋，读得很慢。主席让我连续读了两遍，他边听着，边默记着，后来他说自己来背诵。此时，他虽不能像过去那样声音洪亮地吟诵，但他仍以微弱而又费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富有感情地背出。主席背得很好，除少数几处需偶尔提示一下句首外，均全部背诵自如了。他的声音，他背诵时的表情，至今历历在目，令我终生难忘，感慨万千。
我读了两遍，主席背了两遍，近半个小时，已超过医生规定的时间。为了不使老人家太劳累，只好停住，请他休息。究竟是这首赋对人间事物描写得真切、透彻，还是抒发了主席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感慨，这不是用几句话能说明白的。后来，主席也常常吟诵着这首赋，直到他不能讲话为止。这是他诵读的最后一首赋，也是我为他最后一次读诗读赋。
回忆录一类文字常常会有虚饰成分。但张玉凤作为最接近毛泽东晚年生活的人，却并不对此加以张扬，这种谨慎的为人风格，使其少量回忆文字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只是，她将一九七六年周恩来、朱德逝世之事置于相关回忆的开头，未免加上了个人的揣度。在上述文字中，有些细节生动而使人惊讶，如毛泽东如何“以微弱而又费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富有感情地背出”《枯树赋》，以及他常常吟诵这首赋，直到“不能讲话为止”。这实在不是普通意义上对前人文篇的赏玩，而分明有自身情感的深度代入。在吟诵庾信这篇以“生意尽矣”为抒情主旨、充满悲鸣之音的赋作时，毛泽东显然是发出了自己的心声。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情绪，他才会对不合己意的解释感到不快，以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国事鞅掌、身体衰弱的情形下，为此写出数百字的批语（详情见后）。
张玉凤的回忆中还说及“文革”期间因毛泽东阅读需要而命人注释古诗文并排印为“大字本”的事，近年有些当事人就此发表回忆录，谈前后情形颇为清楚。朱永嘉说：“毛泽东晚年的视力因白内障的缘故退化了，除了老花眼镜外还要加上放大镜，为了工作他还要大量阅读古文……
为毛泽东注释古文始于一九七二年末，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间……这个工作是毛通过姚文元布置我们做的，具体都是我与姚文元来往的信件上批示给我的，然后我布置在复旦历史系和中文系的老师去具体注释和翻译，在复旦是谭其骧作最后校订的，是王守稼与历史组的刘修明、许道勳、董进泉、李霞芬、吴乾兑等来往于写作组与复旦及中华印刷厂之间具体完成这项任务，在复旦参加过这些工作的有谭其骧、陈守实、杨宽、王运熙、章培恒、胡裕树、顾易生、邹逸麟、王文楚、徐连达等老师，他们几乎也是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努力完成这项任务。”（《一段故人和往事的回忆》）刘修明的文章在篇目内容方面说得更具体一些：“大字本古籍是一九七二年十月至一九七五年六月，按毛泽东的要求校点注释的古代历史文献，共八十六篇，包括史传、政论、赋、诗词、散曲等体裁。前后有三种版本形式，字体都比较大，从正文四宋、注文小四宋，发展到正文三宋或二宋、注文四宋或三宋，最后成为特制的三十六磅长宋字体（正文、注文同）。”关于辞赋诗词的注释，刘文说明为自一九七四年五月十日至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四日，“这期间共校点注释了包括庾信、谢庄、谢惠连、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陆游、张孝祥、陈亮、辛弃疾、张元干、蒋捷、萨都刺、洪皓、汤显祖等人的辞赋、诗词、散曲共三十五篇”（《毛泽东“文革”期间嘱印“大字本”古籍的回忆》）。
一九七五年初，笔者从崇明的一家农场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读“工农兵”研究生班（这是当时在少数几所高校搞的试点），研究生属于教工党支部管辖，参加教研室的政治学习活动，所以跟教师接触较多。我所在的古典文学教研室中，王运熙、章培恒、顾易生诸先生均参与了为毛泽东注释古诗文的工作。但这事当时不知是否要求保密，我们虽略有所闻，却很少听先生们说起。倒是过了很多年以后，有一次跟章培恒先生在一起，不知怎么谈起朱永嘉（那时他已坐牢满期出来了），章先生说，朱永嘉为人还是不错的，“文革”
中他们为毛泽东注《枯树赋》出了点问题，大家都难免紧张，朱永嘉说这事由市委写作组（某种程度上就是由他本人）承担责任，让参与工作的老师们不必过于忧虑。
此事在朱永嘉的文章中可以找到印证：
“我就《枯树赋》注释的问题向毛和中央作了检查，承担了责任，并没有因此责怪具体注释此篇的章培恒、顾易生他们。”
现在的人们恐怕不太容易体会章培恒先生他们当时的心情。“文革”是个不可理喻的时代，无妄之灾随时可能袭来，何况是为毛泽东做事引起了他的批评！我没有多问章先生，但从他念记朱永嘉为人的好处，能够体会当初此事的压力。听说朱永嘉出狱后生活一度颇窘迫，章先生曾为之设法，这是否与往事有关，亦非我所知。
《枯树赋》的注文上送后，毛泽东表示不同意注释者的见解，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一过程刘修明在《毛泽东晚年诗文过眼录·前言》中作了说明。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关于此事的最为详细的材料，我想应该比较完整地加以引录：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注《枯树赋》
时，基本上是参考和因袭清代倪璠注的《庾予山集》和近人臧励龢的《汉魏六朝文》、谭正璧的《庾信诗赋选》的注解和旧说。这几种注本都说，枯树之所以枯萎凋零，是因为树木在移植过程中伤了根本所致。他们因此都认为，庾信正是借此比喻自己身仕数朝、飘零异地，寄感慨于枯树而为之赋。这种解释即传统的“移植说”。它的影响很大，从未有人提过异见。毛泽东不同意这种意见。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他曾对《枯树赋》的注文讲过四条意见：一、…桐何为而半死’：……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不是移植问题’。”二、“鸳：可能是鸦雏。”三、…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是说受到了种种摧残的树木，发出的声音凄伤悲哀。”四、…若夫松子、古度’十句：……‘这和移植毫无关系’。”另外，毛泽东还提过三条意见：一、…若乃山河阻绝’四句：……‘原文没有写水灾…。二、…雄图既溢’，这句话是对的，‘溢’是‘过了’。
（《西厢记》：“泪添九曲黄河溢。”）‘武力未毕’，这句不对，疑有字误，未毕疑是已毕之误，不然，雄图完了，怎么又说‘武力未毕’呢？”三、…送日’宜解作‘遣日’，（是无聊呵！）不是‘夸父追日’。”上述七条曾印成一份文件：《主席对几条注文的意见》。此外，《枯树赋》等三赋大字本上送后，江青曾将这几篇赋的注释本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注释组。两校注释组写了一份材料《关于（枯树赋）、（别赋）、（恨赋）注文的问题》，认为《枯树赋》的注文有与原意不合之处，《别赋》、《恨赋》个别注释较简。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江青将两校的注文材料送给毛泽东，写信说：“供参考，请批示。只此一份，印三个赋，需要注的好些。《悼李夫人赋》请留下参考，有关注文这份，请退我，最好有主席的批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