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修养智慧篇
第一章 怀诚恳之心，在平凡中颠覆平庸 (1)
曾以《丑陋的中国人》扬名于世的历史学家柏杨说：中国有两部书可以和《德川家康》相比，一是《资治通鉴》，一是《三国演义》。一时间洛阳纸贵，谈书必言家康。日本战国时代的德川家康，有军事家的头脑、君子的内心，他是在内修上高出旁人的英雄，“内圣外王”的典范。
远离欺诈的沼泽
德川家康在20岁时，便与尾张国的织田信长立下盟誓，要辅佐他打天下。织田信长死后，身为重要盟友的德川家康希望自己可以接管织田信长的兵力，不想，却被草民出生的丰臣秀吉抢去了机会。
德川家康先是与丰臣秀吉敌对，后来，由于丰臣秀吉再三邀请他联手平定战乱，也多次表达自己的诚意，德川家康终于答应向丰臣秀吉称臣。在与丰臣秀吉一起出兵攻打小田原城的时候，丰臣秀吉的贴身随从常常很少。德川家康的家臣井伊直政悄悄劝道：“现在正是除掉秀吉的好机会，不要错过啊！”但是德川家康却摇摇头：“我既然接受了秀吉的托付，就不能做这样背信弃义的事。能否取得天下是由命运来决定的，人力无可挽回。”
德川家康一生都信守诺言，与织田信长立誓之后，他对织田信长的事业倾尽全力，直到织田信长去世；与丰臣秀吉结盟之后，又曾安排好身后之事与丰臣秀吉共赴战场。当丰臣秀吉行将就木之时，要将儿子丰臣秀赖托付给德川家康，并且再次意图通过联姻来稳固两家的关系。德川家康已经感觉到，老年的丰臣秀吉已经不是当年心怀天下的秀吉了，他不是为了天下而托付后事，而是为了丰臣家。因此，德川家康一直没有正面回答丰臣秀吉的话，他既不想让这位神志不清的太阁伤心离世，又不想为了敷衍他而假意答应。直到丰臣秀吉咽气，德川家康也仍然没有承诺要对丰臣秀赖负责。因为他知道，有朝一日他会与丰臣秀赖为敌，必定是你死我活的结局。
战国时代，就算早上歃血为盟、晚上短兵相接也并不奇怪，在乱世中求生存，欺诈和背叛已是司空见惯。但是德川家康不愿意做乘人之危的事，也不做尔虞我诈之人。答应的事情，他一定办到；办不到的事情，他就不轻言承诺，诚信是他的做人底线。
做人为什么要讲究诚信？如果说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那么诚信带给人们的“利”，就是内心的坦然。说谎、虚假、欺瞒，对人的良心是巨大的损伤，让人的心境处在灰暗、忐忑、提心吊胆、惴惴不安的状态中。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令人费解。人们只知道，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年迈的马克·吐温独自在大雪中站了3个小时，结果得了严重的肺炎，不幸去世。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后人终于从马克·吐温留下的文字中找到了答案。
原来，马克·吐温曾犯下一个令他痛苦终生的错误。那还是他年轻的时候，有一天，他的夫人外出，临走的时候再三叮嘱他照管好出世还不到四个月的孩子，马克·吐温连声答应。
夫人离开之后，他看到天气不错，就把孩子放在摇篮里，推到走廊透透气，自己则坐在一张摇椅上看书。当时室外气温零下19度。由于阅读入神，这位大作家忘记了一切。当他放下书时，才突然想起孩子还睡在走廊里，此时孩子已经冻得奄奄一息。
妻子回来后，马克·吐温没有勇气说出真相。不久，孩子就死了，夫妇俩为此悲恸欲绝。马克·吐温深感自己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这个巨大的秘密一直藏在他的心中，直到妻子去世，他才在自传中袒露了这件使他抱憾终生的往事，并且以在大雪中受冻来作为对自己的惩罚。
马克·吐温的悲剧，不仅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害死了孩子，更是因为他没有勇气面对这件意外，独自承受着痛苦。逃避让自责日益积累，这份孤独的内疚，更让他的生命无法承受。风烛残年的他既不要求人们的宽恕，也无法得到自己的宽恕。在找不到救赎之路时，他宁愿让自己的身体受苦，来缓解内心的悲伤。
著名诗人萨迪说：“宁可因为真话负罪，不可靠假话开脱。”德川家康信守承诺，赢得了后人的景仰和称赞，而马克·吐温背上了谎言的十字架，尽管孩子的死已成为过去，但是他心上的伤口在沉默中腐烂。
欺骗有时候会帮助人解一时之围，但是为了圆一个谎言，需要更多的谎言来填补，于是谎言一个接着一个，形成可怕的欺骗沼泽，到头来是“聪明”了一时，糊涂了一世。
欺人者，实是自欺。珍惜一颗诚实的良心，保护好对自己、对他人许下的承诺，自然天高地广，人生大道通途。
予人友善，存二三君子之交
德川家康深受家臣的爱戴，一方面是因为他有主见、善于把握机会，重振了冈崎城，使松平一门成为人人羡慕的德川氏；另一方面因为他为人厚道，对待家臣从来都遵循武士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庇护。
有一个人叫本多作左卫门，他为人坦白，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哪怕是对位高权重的丰臣秀吉，批评起来也毫不顾忌。本多作左门卫一直到去世之前，只要一听人提到丰臣秀吉，他还骂不绝口。但是提到德川家康，他却说自己一生最仰慕的人就是德川家康。德川家康其实并没有主动向本多作左卫门示好，那么本多对德川家康的尊敬从何而来呢？
原来，德川家康看似疏远了本多，与丰臣秀吉之间往来更甚，但其实是在保护本多。本多早就冒犯了丰臣秀吉，而丰臣秀吉又对德川家康有所忌讳，如果德川家康再和本多往来密切，甚至赏赐他大名的身份，无疑会让丰臣秀吉更加厌恶本多，甚至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德川家康的用心本多心领神会，所以他一直将德川家康视为自己的恩人。
在背信弃义为家常便饭的战国时代，德川家康能获得像本多这样的刚直之人的敬仰，实为难能可贵。究其原因，乃是德川家康对本多有一颗热忱友善的心。
“士为知己者死。”怀着一颗热忱友善的心，在心灵上给予别人恩惠，那么，别人自然会用心来报答。
李鸿章是一个胆识过人的人，在曾国藩的幕僚中，李鸿章不仅起草文牍十分了得，对战事的判断和预测也远在众人之上。但也正因为李鸿章是极有主见的人，所以经常因固执己见而与曾国藩起冲突。
1860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遂决定将大营迁往安徽祁门，但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势如同“釜底”，毫无进退余地，从战略上看到在那里安营扎寨十分危险。在太平军攻击下，的确险情不断，李鸿章等人一再要求移师他处。但曾国藩坚持己见，甚至对李鸿章等人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不久，双方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更加尖锐，李鸿章一怒之下负气而走，前往江西准备独自闯荡一番。这件事使曾国藩大为恼火，认为李鸿章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在自己困难时借故离去，甚至得出“此君难与共患难”的结论。
后来曾国藩因为自己的决策失误险些命丧祁门大营，多亏鲍超、曾国荃胜仗解围，才得以渡过危机。事后，他认真反思了自己的过失，最终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离开祁门，移师东流。他对李鸿章也尽弃前嫌，诚恳写信邀其回营，共创大业。后来，李鸿章的淮军成为曾国藩手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对于曾国藩的宽宏大量，李鸿章非常感激。李鸿章在晚年时，仍十分敬佩地对人谈起曾国藩：“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分的功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运动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
人生中，许多东西是无法用世俗之物去等价偿还的，例如朋友间的挚情。德川家康对本多没有提携和赞扬，但是他在背后默默地考虑本多的安危，看来友情不在乎直白的形式；曾国藩曾写下对李鸿章的判词，其中都是误解，但是他愿意主动认错，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看来友情不在乎一时的误会。拨开包裹在人情上的种种装饰，我们发现，最质朴的情感，其实就是一颗毫无杂念、为人着想的心。
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付出怎样的感情，就会得到怎样的回应。不论身份与地位上的差异，如德川家康与本多之间；不计较曾经的误会和瓜葛，就像曾国藩与李鸿章。经历一两份君子之交，人生才算得上富有。
重诺豪爽真性情
德川家康的一生中，最精彩之处不仅在他南征北讨、平定战国上，与丰臣秀吉等盖世英豪的相识共事，也是他波澜壮阔的人生当中值得赞叹的一浪。
丰臣秀吉代织田信长之位不久，很多大名为了讨好他，纷纷主动将自己的妻儿送给丰臣秀吉作为人质，表示自己绝无二心，唯独德川家康毫无表示。于是，丰臣秀吉同时也向德川家康派出使者，要其交出重臣之子作为人质。在此之前，德川家康已交出次子，但当时是作为丰臣秀吉养子的名义送出的，这次丰臣秀吉则是清清楚楚地要求交出人质。
德川家康召集家臣问道：“秀吉想要我们交出人质，你们有什么想法？”
大家都说不能这样轻易答应秀吉，以免日后要仰人鼻息。德川家康微笑着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呢。”于是，他立即回绝了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也不是轻言放弃的人，不久又派了使者去找德川家康，但吃了一顿唾沫星子就回来了。丰臣秀吉听说德川家康扬言要挑战秀吉军，非但没有发怒，反而大笑起来：“真是个固执的家伙！要是我还年轻的话，一定要让他拜倒在我的膝下。”
丰臣秀吉见威逼不行，只好“利诱”，他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德川家康为妻。面对丰臣秀吉的纠缠，德川家康哭笑不得，但竟也被丰臣秀吉的执著打动了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