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钱是为追求最高报酬以最低风险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金。国际间短期资金的投机性移动主要是为逃避政治风险，追求汇率变动，重要商品价格变动或国际有价证券价格变动的利益，而热钱即为追求汇率变动利益的投机性行为。当投机者预期某种通货的价格将下跌时，便出售该通货的远期外汇，以期在将来期满之后，可以较低的即期外汇买进而赚取此一汇兑差价的利益。由于纯属买空卖空的投机行为，故与套汇不同。在外汇市场上，由于此种投机性资金常自有贬值倾向货币转换成有升值货币倾向的货币，增加了外汇市场的不稳定性，因此，只要预期的心理存在，唯有让升值的货币大幅波动或实行外汇管制，才能阻止这种投机性资金的流动。
热钱的可怕之处在于巨大的不确定性，热钱来无影去无踪，热钱的掌门人更是若隐若现、神出鬼没。无法确定它的规模和流进、流出的时间，因此也无法预先估量它所带来的冲击。热钱代表着一种弱肉强食的生活方式、一种"狼性"文化。为了保卫我们的财富，避免金融动荡，要始终对热钱保持高度警惕。
热钱进入渠道多达十余种，主要有：
其一，虚假贸易。在这一渠道中，国内的企业与国外的投资者可联手通过虚高报价、预收货款、伪造供货合同等方式，把境外的资金引入。
其二，增资扩股。既有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原有注册资金基础上，以“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投资项目”等理由申请增资，资金进来后实则游走他处套利；在结汇套利以后要撤出时，只需另寻借口撤销原项目合同，这样热钱的进出都很容易。
其三，货币流转与转换。市场有段顺口溜可说明这一热钱流入方式：“港币不可兑换，人民币可兑换，两地一流窜，一样可兑换”。国家外汇管理局在检查中发现，通过这样货币转换和跨地区操作的办法，也使得大量热钱“自由进出”。
其四，地下钱庄。地下钱庄是外资进出最为快捷的方式。很多地下钱庄运作是这样的：假设你在香港或者境外某地把钱打到当地某一个指定的账户，被确认后，内地的地下钱庄自然就会帮你开个户，把你的外币转成人民币了。根本就不需要有外币进来。
从未停止的“帕累托改进”：金融管制
假设一个社会里只有一个百万富翁和一个快饿死的乞丐，如果这个百万富翁拿出自己财富的万分之一，就可以使后者免于死亡。但是因为这样无偿的财富转移损害了富翁的福利（假设这个乞丐没有什么可以用于回报富翁），所以进行这种财富转移并不是帕累托改进，而这个只有一个百万富翁和一个快饿死乞丐的社会可以被认为是帕累托最优的。这里可以与古典功利主义的标准做一比较。按功利主义的标准，理想的状态是使人们的福利的总和达到最大化的状态。如果一个富翁损失很少的福利，却能够极大地增加乞丐的福利，使其免于死亡，那么社会的福利总和就增加了，所以这样的财富转移是一种改善，而最初的极端不平等状态则是不理想的，因为它的福利总和较低。所以西方经济学中的功利主义认为，应当“拔一毛而利天下”，为了提高福利总和可以减少一些人的福利。但现代西方经济学出现了一种最佳的方案——“帕累托最优”，即在提高某些人福利的时候不能减少任何一个人的福利。
帕累托改进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一方面，帕累托最优是指没有进行帕累托改进余地的状态；另一方面，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
同样，在金融市场中，也在不断进行着帕累托改进。而金融管制就是对金融市场进行帕累托改进的最好方法。
从20世纪70 年代起，金融自由化和放松金融管制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各国都在寻求一种减少政府干预的经济运行机制。管制或许可以减少，在有的行业和领域也可能会消失。但事实上，只要有政府的存在，就无法消除政府干预，政府是影响企业和市场的重要宏观环境变量。管制是政府发挥经济职能的重要形式，将会伴随政府的存在而存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领域，金融管制或许会减少，但却不可能消失，也不应该消失，只会产生更多的替代形式或更新的管制方式。金融管制有其存在的客观原因。
金融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是金融管制存在的首要原因。
如果交易者占有不对称的信息，市场机制就不能达到有效的资源配置。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需求者之间的风险识别和规避上。金融管制可以较有效地解决金融经营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避免金融运行的较大波动。
由于金融市场难以实现完全自由竞争。作为金融创新主体的金融机构总是从自身微观的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这就决定了其在决策时不可能充分考虑到宏观利益所在，甚至为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往往可能实施一些规避管制的违规冒险行为。同时为了防止加大经营成本，更容易忽视对操作程序的规范和监控，从而影响到其对风险的防范与控制能力。
金融管制是政府管制的一种形式，是伴随着银行危机的局部和整体爆发而产生的一种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及确保投资人利益的制度安排，是在金融市场失灵(如脆弱性、外部性、不对称信息及垄断等)的情况下由政府或社会提供的纠正市场失灵的金融管理制度。从这一层面上来看，金融管制至少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它可以提高金融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是，金融监管是否能够达到帕累托效率还取决于监管当局的信息能力和监管水平。如果信息是完全对称的，并且监管能完全纠正金融体系的外部性而自身又没有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就实现了帕累托效率。关于完全信息和对称信息的假设，在现实经济社会中是不能成立的，正是这一原因形成了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金融机构普遍的道德风险行为，从而造成金融监管的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银行监管：限制过度冒险
银行监管是指政府对银行的监督与管理，即政府或权力机构为保证银行遵守各项规章、避免不谨慎的经营行为而通过法律和行政措施对银行进行的监督与指导。虽然，我国的银行监管已形成了一定的体系，但还存在许多不足和缺憾，还需要不断补充与完善。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银行监管的历史经验来看，较为完善的银行监管应该包括风险管理评估、信息披露要求、消费者保护以及对竞争的限制四个方面。这对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发展来说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风险管理评估
过去，对银行的实地检查的重点主要是评估银行资产负债表在某个时点上的质量，以及考察银行是否遵守资本金要求和服从对其持有资产的限制。但是仅仅着眼于银行某个时点的状况的检查并不能有效反映该银行在不远的将来是否会过度冒险。
金融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全世界范围内对银行监管程序认识的转变。
银行监管现在更加关注的是评价银行控制风险的管理程序的健全性。对银行风险管理进行评级时，主要考虑以下四个因素：1.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实施监督的质量；2.对所有具有重大风险的业务活动的政策和限制措施的有效性；3.风险试题和监督体系的质量；4.预防雇员欺诈和从事未被授权的活动的内部控制措施是否得当。
信息披露要求
西方的银行监管中对信息披露有明确的要求。为了确保市场和储户能够获取准确和充分的信息，监管者要求银行服从标准会计准则和披露一系列的帮助市场评估银行资产组合质量的信息。这可以帮助股东、债权人和储户对银行予以评估和监督，防止银行过度冒险。欧洲货币标准委员会曾发布一则报告，建议由公司内部风险管理系统所评价的财务风险应当向公众披露，就是基于这这一点考虑。
消费者保护
由于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消费者不能掌握足够的信息来保护自己。中国银行业由于是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体，对于消费者保护的意识还不是十分强烈。银行监管部门对于这一方面的重视也远远没有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对消费者进行保护主要体现在信息的真实完整性和不同地区的非歧视原则上。
对竞争的限制
竞争的加剧会增强银行过度冒险的动机。竞争导致的盈利能力的削弱会迫使银行为了维持既有的利润水平而承担更大的风险。因此，很多国家的政府都通过监管保护避免过度竞争。美国过去在这方面的监管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对分支机构的限制，减少银行间的竞争。另一种是制止非银行机构从事银行业务，这一点在1999年已经被废除，但在其他很多国家这一点还是毋庸置疑执行的。对银行竞争的限制实际上也会产生不利的效果，因为会导致消费者成本的增加，降低银行机构的效率。所以，近年来对于竞争方面的限制银行监管部门渐渐放松。随着电子金融的发展，银行监管部门将会分散一部分精力处理随之产生的新问题。
危机之下，信心能战胜一切
我国证监会一位官员曾说过，“其实我们不关心点位，关注投资信心。”
2008年4月某日，上证综指收在3094.67点，直逼3000点关口，与半年前的高点6124.04点几近对折。闭市后，证监会紧急召集相关部门讨论缓解“大小非”解禁压力的政策措施。
两天后的周日晚间，《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对外发布。证监会要求“大小非”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超过总股数1%的存量股，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意见出台后，市场上出现了短暂的利好乐观情绪。但很快，仍然被悲观情绪冲垮。股指盘中一度跌破3000点，市场恐慌情绪继续蔓延。但根据后来有关部门的反应来看，金融决策高层显然对此有所准备。
一星期后某天下午4点，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被通知到国务院开会，称议题有关市场方面。此次开会的结果是，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下调3个百分点。这一政策立竿见影。印花税税率从千分之三下调到千分之一的第一天，上证综指上涨304.70点，涨幅9.29%，收于3583.03点。两市当日尾盘近千只个股涨停，为A股市场有涨跌幅限制以来的历史第二大涨幅。
这是2008年政策在重塑公众信心中的表现，虽然随着外部环境的持续恶化，中国股市还是难逃继续下跌的命运，但是却让我们在这场股市保卫战中公众信心的力量。
政府如何重塑公众信心在治理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可以看到重要的作用。如果政府的政策得到公众的信任，公众就会有相应的预期并会按照官方的意图去做。建立对市场的理想预期，抑制金融危机就会容易得多。但这意味着政府的言论和政策必须得到公众的信任。相比于中国政府对于股市的支持，玻利维亚政府曾经的举动更使人惊诧。
1985年玻利维亚政府在治理恶性通货膨胀时利用公众信心发生了戏剧性的效果。
在1985年上半年，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高达20，000%，并且不断上升。事实上，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如此之高，以至于当人们排队买电影票时，票价也在上涨。1985年8月，玻利维亚的新总统宣布了他反通货膨胀的政策——新经济政策。为了控制货币增长率和建立公众的信任，新政府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措施消除预算赤字：它关掉了许多国有企业，取消补贴，冻结公共部门的工资，并开征新的财富税。财政部也在采取新的措施：每天都要实现预算平衡。如果没有意外情况，财政部长承诺不会批准超出一个月税收收入的支出。
政府的积极措施赢得了公众的信心，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在1个月内就得到了控制，而总产出的损失很小，小于GDP的5%。一般情况，当通货膨胀率下降1%，当年的总产出会下降4%。
毫无疑问，赢得公众信心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可以取得极大的成功。信心对金融市场的发展及稳定起到支撑作用。如果投资者的信心，受到极大的打击，也许会导致证券市场崩盘，金融环境更加混乱。而相反，如果政府举措能够稳定公众信心，对于支持市场稳定将会起到很大的利好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