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天性的勤劳，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会全力以赴——这就是对“辛勤劳作”一词的诠释。当今的世界，勤劳作为最受称赞的美德之一，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
从大体上看，一个民族的勤劳是由一个立体的关系构成的：延长度、广泛度与深厚度；也就是说，它由前两个表示外在范围的大小，而最后一个则表示内在力度的大小。延长度指的是辛勤劳作的时间，广泛度是指劳动者的人数，深厚度是指在“出于本性的勤勉”和“持续专注于工作”中所消耗的精力。从这三个角度来分析，得出的就是一种综合性的产物。
一个偶尔到中国的旅行者和长期定居在中国的异乡人，他们对中国人的印象显然是不同的，但他们都会认同于中国人出于本性的勤勉。
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最初印象，正好实践着约翰·卫斯理的那句名言：“完全的投入，永不停息的投入。”卫斯理认为，成功的教会必然遵循着这样的法则。游手好闲的现象在中国是极少见的。每个人看起来都是在忙忙碌碌地做他们的事。当然，也有一部分悠闲的富人，虽然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似乎可以不工作也能过好日子，但他们的生活也并非像外国人从表面看上去那般悠闲自在。中国的富人并不是游手好闲之人，他们也要时时关注着自己的事业。
中国人把平民阶层分为士、农、工、商四类。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社会阶层是怎样辛勤劳作的。
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这样的教育模式，存在的许多弊病都是不容忽视的，但同时却对其中表现出来的一项特质很感兴趣——勤奋就有回报。虽然为有钱人买官开后门的广泛现象，极大地挫伤了赶考的人们的热情，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各个省份都在抱怨的是，候补的人要远远多于有待填补的空缺位置。不论是最低级别还是最高级别的所有考场，几乎都是场场爆满，每一个职位的竞争，参与者常常达到上万。我们设想一下每次选官晋级考试中考生们都倾注了多少的心力，我们就会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勤奋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了。
在古书《三字经》中提到许多苦学之人的故事，比如车胤借助萤火虫的微弱光线读书，李密把书拴在牛角上一边耕地一边看书。这样的故事至今仍为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读书人所效仿，他们的勤奋程度不亚于这些故事中的传奇人物。有许多人一旦获得最低的官衔或微小的成就便放弃了勤奋的作风，中国人是不会把这样的人看做“士”的，而在荆棘丛生的狭窄小路上一直坚忍不拔的人，才能获得这样的称号。
除了在中国，还有什么地方会有这样的情况呢：祖父和儿子、孙子三代人在同一场考试中相互竞争，经过坚持不懈的持久努力，直到八十岁，才终于获得梦寐以求的荣耀。
1889年的春天，京城的《京报》上刊登几篇谈及参加省试的老年考生的奏折。福州官员上报说，那里秋试中有九个年过八旬的考生，有两个甚至是九十高龄。他们不仅都通过了考试，而且文章结构精妙紧凑，字也写得苍劲有力。这些老年考生在进学之后的六十年来，已经参加了三次大考，第四次即使不通过也会被政府授予名誉学衔的。河南的地方官也同样报告讲那里有十三位八十多岁的老年考生，有一位九十多岁，他们全部“通过了长达九天的严峻考核，文辞精当完美，全不见老年之暮气”。更令人惊奇的报告来自安徽，那里有三十五个应试者已有八十多岁，十八个到了九十高龄！老年之人如此热衷于考试的此番景象在别的国家里还会有吗？
要是说中国学者是勤奋刻苦的典型，那么中国农民就是艰苦勤劳的代表，他们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如同一个尽心尽力的管家，手头有着永远都干不完的活。北方地区的农民，除了相当短暂的冬季休养之外，一年到头都有大量的活要干。无疑，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多多少少都会是这样，但中国农民的勤劳程度是超越了任何一个地方的。
劳作于农田的农民是这样，没有田地打散工的人们就更是忙得不分昼夜。即便如此，他们仍长期困于饥饿，生活永远是艰难困顿的。农民要殚精竭虑，尽心尽力地照看每一棵白菜，消灭影响收成的害虫；打散工的则要去寻些更琐碎的活，他要想办法竭尽全力去弄到吃的养活自己，填饱他那一大家子人。有事需要外出的人，即使在通马车的地方，也常常半夜起来就上路，完全只是出于一种习惯。在清晨不管你多早上路，都会有身材矮小的农民手持粪叉，背着筐子，在大道上四处搜寻拾粪的机会。要是没有其他要干的活，拾粪就是件继续进行、持久不变的事情。
为了生存，中国人必须经常寻找两种不同的工作来交替进行。比如每当河水结冰无法行船时，一些天津等地的船工就拉起冰撬，他们通过这个方法可以用最小的成本、最短的时间运送东西而获得一笔运费。同样，很多地方的农村人在农闲时还要编草帽子、搓草绳，然后将这些东西拿出去卖钱。当你见到中国农妇时，她们的手通常都在纳鞋底，即使坐在巷道口闲聊，她们也是这样一边纳鞋底一边聊天；也可能你见到的是，她们在纺织机旁纺线。反正双手不会闲着。
最忙碌的阶层便是店主和店小二。即便在西方，开商店也不是什么清闲活计，不过，要比中国的同行闲适多了。中国店小二的劳作是无止境的。他很少有节假日，任务繁重，只有在忙得晕头转向时，才能歇口气。
中国的商店总是早开晚关。复式流水账记录很是繁琐，账房先生总是折腾到夜晚，记录收支情况。闲暇时，他们就会从营业款中挑选铜钱，以便找出个稀罕的“怪铜钱”，希望卖个好价钱。
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人中最辛苦的阶层是官吏，这个阶层最让人羡妒，也最让“野心家”向往。中国每级官员所处理公文的数量和种类同样让人吃惊，他要对那些公文负责，理论上、实际上都是他负责。我们那些为每天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的工会，看到下面一张时间表之后，会发出怎样的感慨！这张表属于一位著名的政客。北京一外国使团的一个翻译，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访问一位大臣，他总是感叹事务缠身。他回答我说，他每天凌晨两点离家去皇宫值班到六点。作为内阁大臣，六点到九点要履行公务。九点到十一点他在兵部，他管理兵部。作为刑部成员，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在刑部办公。作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高官，他每天下午两点到六点要在衙门里度过。这就是他每天的日常安排。另外，他还常常得出席各种特别会议，这就要他挤时间去安排了。他很少能在晚上七八点钟回家。”这一点不奇怪。据称这位官员在那次谈话半年之后，就死了，属于过劳死。许多官员都是这样，而他们对政府都很重要。
辛勤劳作的外在范围，我们已讲过，既指劳作的人数，又指劳作的时间。我们看到，中国人这两者都非同凡响。中国的白昼的起点，是天色微明，经常午夜一过，新的一天就开始了。中国皇帝早朝的时候，欧洲的每一个宫廷仍沉浸在香甜的梦乡之中。对西方人而言，这几乎是天方夜谈，对中国人来说，这理所当然。天子的榜样，激励着帝国的无数子民。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匠、宁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工，以及北方的棉纺工和磨面工，据说都是深夜才睡下，清晨，又在一个让人浩叹的时分起床。莫道君行早，旅行者在路上，会碰到赶了许多英里路的农民，他们站在黑暗的集市之中，等着天亮卖白菜。西方人早餐吃完，中国的集市就快散摊子了。要是你在一个夏天的清晨，五点半漫步在上海那条主干道上，你会感到一种极强的反差了。你看不到一个欧洲佬，那些在江边建造高楼并在里面做买卖的欧洲绅士一个也没有，而亚洲人已在街上忙活了很久了。得等上几个小时，西方人才会挤入中国人的洪流，潇洒地开始上班，此刻，当地人已干完半天的活计了。
德庇时爵士对中国人的“乐意工作”所作的评论真是公正。他认为这是一种象征，表明他们的政府很享受他们的工作。这种品质是他们最突出的特性，要了解它，就必须认真尝试，仔细斟酌。
关于中国人劳作的程度，我们再说上几句。中国人属于亚洲人，做事也是亚洲人的风格。要是用我们的方式去改革这个活力充沛的民族，那肯定是劳神费力的。就我们来看，他们自然是没有热情，而我们又特别重视热情。盎格鲁-撒克逊人不需要《圣经》的启示，就明白投入工作的重要意义，但尽管许多世纪以来的宗教与哲理的联合影响，改变了中国人，但却无法改变他们的生活节奏。他们几千年的经验的滋养，使他们像荷马笔下的众神，总是不紧不慢，安步当车。
人们会情不自禁地猜想，要是有一天白种人与黄种人进行空前激烈的较量，当这一天不可阻挡地到来，谁会失败呢？
是的，要是所罗门的“勤劳致富”是对的话，中国应该是地球上最富饶的。要是中国人能在自己的各种美德中找到和谐适度，无疑就能弥补他们的一些基本弱点，尽管许多美德被抬举为“三纲五常”，却在现实中时常付之阙如。不管运用何种方式，只有诚信和正义在中国人道德中重新建立起理所当然的地位，那么用不了多久，他们通过举世无双的勤劳，就会赢得丰厚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