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播效用上，体制内主流媒体对行政的影响力，为其他媒体所不具备。这一点，仅从近期曝光的河南“双汇”瘦肉精、首都机场高速违规收费、广西来宾传销等事件上，即可见一斑。其实这些问题由来已久，多经媒体披露和网络盛传，但悬而未决，而央视一次触击，就立竿见影，换来地方政府的“紧急行动”。逻辑很简单：权力感应，政治回声。这虽是个让人愤怒的逻辑，但节目播出的实效又是积极的，符合社会期待。在新闻操作上，它们被央视曝光，全是各栏目的自然报题，属自选动作，并无坊间猜测的政治性安排和高层授意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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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网络微博这种被称为“个人媒体”的新事物风靡天下，“围观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人人雀跃，人人欢呼，尤其在它打了几次漂亮仗后，前景一望无际，一片光的海洋，我也有点晕眩。但很快，我发现了新的事实：“真要围住一个东西，不让它逃走，须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才行。蚍蜉撼树，靠的是人海战术。而网络社会的特征是：注意力高度集中，聚焦一个，忽略无数……对铺天盖地的虫害，围观只相当于生物防治，且每次都要牺牲几只带头的螳螂。”“在民意不能自动生成权力的时代，再人山人海的围观，也只实现效应而非效益，它须惊动权力、招来权力目光、引起权力焦虑才奏效……而它更大的作用，很可能在于联络和互动，在于彼此激励、增强信心、传递会意。”（以上为我两条微博发言）
我个人以为，围观改变不了中国，社会情绪的一致很说明问题，但并不直接修改什么，相对实体政治的坚固和磐重，它显得过于乐观和务虚了。再强烈的网络效应，也只是属于意见、声音、姿态的范畴，属于系统内繁殖，它并不具备直接和外化的行动品质，而对于其间接性，我们并不陌生，民意储备早就完成了。缺的还是路径，民意合法进入体制并上升至权力的路径。而且，关键在于如何取得体制信任，双方都要有诚意，都要不计前嫌，学习妥协，给对方以安全感。
所以，网络时代虽转移了我们对主流媒体的注意力，但它的进步与否仍很关键，它毕竟占据了相当大的受众份额，更重要的是它对体制和体制相关人群的影响力及其符号性，远非网络可及。我常对自己和别人说，不要嫌弃它，至于它特殊气候下的糟糕表现，你完全可视为无效传播和形式主义。体制内媒体不进步，网络再怎么自由，南方报业再怎么奋勇，我都乐观不起来。共识和卓见不能圈在沙龙里，不能只搞自我复制和近亲繁殖，要推动体制，即要打交道，搀扶也好，安轮子也好，肩扛背挑轿抬都行。而泾渭分明和老死不相往来，或搞空谷足音，立场上很决绝，道德上很清白，但失去了作用于对方的机会，是决裂的意义大还是合作的意义大？要改变一个人，总不能连理都不理吧？除非你不想改变，只盼这个人消失。社会进程是合力的结果，是四面八方交汇和平衡的结果，是左派、右派、保守派、激进派、自由派、中间派共同化合反应的结果，当然更取决于它们的比例。我推崇并尊重这种合力的阵容，希望它比例合理。
有时看网上发言，我纳闷为何连我欣赏的一些央视节目都遭羞辱，是期待太高？或怒其鲍肆出身、恶屋及乌？像曾经的《新闻调查》《社会记录》《新闻1+1》等栏目，我觉得它们已呈现较纯粹的媒体特征了，自选动作远大于规定动作，且以批评性报道为主，传统的宣传功能已大大弱化被媒体本能、职业理想和荣誉感、被内外部的竞争。当然，和一些纸媒相比，它的选题空间和话语权还是拘谨的，风吹草动，都会造成它的紧缩和动作僵硬，这也是常被民间诟为“失明”的原因。尽管如此，近年来的重大焦点和热点，比如黑煤窑和矿难、汶川大地震、华南虎事件、许霆案、三鹿奶粉事件、楼歪歪事件、开胸验肺事件、王帅事件、孙伟铭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邓玉娇事件、唐福珍事件、李庄事件……它都没有缺席，甚至贡献了较扎实的事实部分，从而给民议、网评和政策思考提供了素材和起点。
无疑，这个时代对“声音”符号的渴望和消费需求是极旺盛的，总希望你能把意见以最清晰、饱满、露骨甚至刺激性方式抛出来，并以此去定性一个媒体的红与黑，去衡量其良心尺寸，我理解这种渴望，也深以为声音的珍贵，但它更适用于有条件的媒体。因为角色和场地不一样。我一直有个观点，即“大事实小言论”，电视不同于纸媒，文章是靠言论取胜的，而电视媒体的重心不在观点和发声，而在于现场部分，你给观众提供充裕的素材、搭建好思考平台和起点就够了，你的“喉结”特征要让位于“眼睛”功能。
我想，之所以招来民间那么多责怨，也许醉翁之意不在酒吧，你只是精神靶子，民间需要这么一面可以吐痰和掷物的墙，选择你当这个情绪垃圾桶，肯定是有原因的，也许你当之无愧，也许你有点冤，也许个体冤而整体不冤，也许昨天冤而今天不冤，也许初衷冤而事实不冤，在现有环境下，你必须为自己的出身埋单。再说对一个占有最大国家资源的媒体来说，再高的要求，情理上也不过分。
以上举例，仅指向新闻频道的栏目单元，尤其改直播前的状态。我留意到，民间对央视的诟病，多集中于它的时政报道。坦率说，许多年来，时政报道的话语系统改进很小，叙事逻辑落后，这一点，主流媒体都一样，几乎被格式化了……即便从宣传上讲，也是低效率的。在这样的框架下，连“先进事迹”表彰也报废了，其实，有些“好人好事”作为精神事件和人性闪光，是很珍贵的，尤其道德荒芜的时代，这些萤火虫般的人和事，若得到更自然更本色的解读，换一种目光注视，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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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事业空间和理想荣辱，首先取决于大的新闻环境，其次取决于它的管理者团队。在一个职业系统中，良币和劣币总是此起彼伏，互为消长，该比例掌握在管理层手中，就像攥了一副扑克牌，怎么组合，怎么出牌，考验管理者的判断和魄力。有时，良币多了会视为问题，因为它改变了构成。劣币多了也不行，因为一个媒体，它在民间的那点信用、口碑和收视率，要靠良币去积攒。过去有个说法：良币是给下面消费的，劣币是给上面消费的。我认为是个过时的策略，因为即便站在上面看，若不能保证良币的繁衍和足够份额，劣币是花不出去的，这是个捆绑式的销售，劣币是沾良币的光，吃的是良币利息。
一个媒体，凡好的历史时期，都和管理者的担当与智慧有关，他们在职业理想和体制职能间找到了结合，在积极和保守间找到了平衡点，在个人荣誉和集体使命间找到了并行感。央视新闻的黄金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年《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今是难以超越的标杆。
大众对电视媒体的兴致，很大程度上投注在主持人身上。其实，对媒体的观察和评价，也可借这个线索，比如白岩松，他可谓央视新闻二十年来最有标志性的人物，从专业角度，我尊重并欣赏这个人，我跟很多年轻的同事说，他做得真不容易，很心累。他有成熟而系统的价值观，有自己的语言系统，这很重要。独立的价值观和语言系统，是一个新闻主播最重要的装备，国内大部分主持人都不持有。我觉得在和体制寻找接口与组织有效对话方面，他努力了也尽力了，多数情况下，已把允许的话语能量调到了最大值。他的语言很体现糖衣设计，圆润中有尖锐，防守中有侵略，有时甚至已脱了“衣”，基本裸了，很骨感。正因为这种分寸把握、建设的诚意、口型口吻的稳健和关键词的牢固，使得他的话不带敌意但也不怎么动听，体制和被批评者都能听进去，也给他争取了较大空间。我觉得中国需要这样的角色，这种略显克制的角色，这种圆润而不失锐度的声音。再过些年，等我们走出了很远之后，回过头，我们会清楚这种角色的意义，会把给予先锋和勇士之后的掌声给予它，感谢它的迂回和断后。
在体制内做一个有理想主义情结的人很难，会很痛苦，很受伤。只有身在其中才深知这种难。他们身怀良知，三三两两、稀稀拉拉、物以类聚，有时靠个人之力争取一个选题，挽救一段影像、一两句自以为关键的话……从我个人的精神角度，我给了这些同事很高的评价和尊重，我理解他们的忍辱负重和卧薪尝胆。要做事，哪怕是有限和极有限的事。否则，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就浪费了。
有一次，我半玩笑地问原《新闻调查》的制片人张洁：“有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委屈和悲怆，当你把用尽全力的作品拿到圈外、尤其知识同人那里，却换来满脸不屑的时候？”他明白我的意思，面露苦涩：“是，人家在体制外的表达，已走了十步，你才踩着雷挪了两步，这是怎样的龟兔赛跑啊！”我和他在朋友上有交叉，能想象那种龟兔聚会的情景。龟是永远赛不过兔的，但这个时代，龟占基数，这个庞大的队伍需要导航。所以，兔子率领兔子，乌龟引导乌龟，龟要胜出的不是兔，而是趴着不动或跑得慢的龟，兔也一样，各在自己的系统里。
要谈理想，更要做阶段性的事情，否则什么事也干不成。季羡林有句流传很广的话，“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学者如此，体制内的良币若做到这一点，就不简单了。总之，既然放足时代尚未到来，那就先裹着小脚赶路吧。别放弃，别抛弃，别强迫它和别人比，要鼓励它和自己比。
选自《天涯》201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