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科技。科技和财富的积累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方面。相似之处是：人类在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方面，也有一种本能。而且这些发现和进步，其成果和经验是可以积累的。比如一项科学发现，后来的人不太可能把它忘掉，而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往前探索和发展。比如说电脑技术，开始是很简单的计算器具，到后来发展到代代升级，这就是一场科技接力，后人接续了前人的脚步。科技是不会被遗忘的，它会得到有效的积累——总是有后面的人接上前面的人，继续向前。科技和财富不同，它不存在不能保存的问题，历经折腾也能保存，除非是人类彻底灭绝，毁掉了最后的记忆。只要人类存在，科技是会得到有效积累和保存的。它和财富不一样，科技不仅能够得到有效的积累，而且还能够得到保存。
而最困难的一定是伦理道德、思想成果的积累。它既不能得到有效的积累，又不能得到最终的保存。可见它与财富和科技都不一样。比如说苏格拉底、孔子、孟子，这些先贤提出了多少高超的思想，虽然不可能全对，但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发现，对于人类的文明，对于社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贡献，是最大的思想财富。可是直到今天，直到现代社会，对他们还有无数的批判、严厉的唾弃。因为这个领域的东西不容易鉴别，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谁也说服不了谁。人们常常说争论出真理，可是有时争论也会发展到思想暴力、演变成文化专制，即用强力手段制止别人的思想。这就毁灭了真理。在无边无际的、一代又一代重复不息、循环往复的争论里面，什么东西都不能确定。以前总是说某些思想无比英明伟大，放之四海而皆准，可是这些年随着时势的演变，这些思想也受到了各种质疑。
可见思想层面、道德伦理范畴的东西，既不能得到有效的积累，又不能得到有效的保存。它是最脆弱的。也正是因为这种脆弱性，导致了科技的无法控制，也造成了财富的无法保存。
这就是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三个东西摆在那里，再笨的人也会明白：原来我们人类应当全力以赴加紧去做的，不是发展科技，也不是积累财富，而是进行道德伦理、思想范畴的建设和积累。这才是最重要最艰难的任务——如果这个任务完成得好，科技发展的后果不成问题，财富的保存也不成问题。再简单的脑子也能算清这个账码，这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数学问题。
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都在迫害智者。有智慧的人往往不得善终，所谓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在“摧之”。人类在做什么？只要有了机会，就一定会全力以赴地积累自己的财富，然后余下时间去享乐。这是一条多次重复的老路，看来也只得继续走下去——财富越来越多，科技越来越发展，到了一定的交汇点和临界点，也就是再一次的结束和重新开始。
实际上人类就这样不停地循环。
更可悲的是，即便我们都知道了这个结果，也没有多少用处。因为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无法遏制自己的物质欲望。不过有的民族和地区胆子更大一些，公然提出积累物质财富是自己的“中心事业”，这不能不令人愕然——为了达到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也就不择手段，走向极端的实用主义。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质疑“两大贡献”
将一切娱乐化、商业化，那么无论多么高尚的事业都可以变质，这让人陷入最深的痛苦。《驳夤夜书》中以体育为例，谈到了其中的荒谬性。体育问题进入一个人的不眠之夜，这使我们想到它远远超出了体育本身。这不是肌肉与否、肢体健壮与否的问题，而是心的问题。
前不久世界上某个对奥运很有影响的人物去世了，世界传媒对其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竭力赞扬，认为居功至伟。其中一件是把奥运会和商业运作结合，使其有了大量的资金，媒体介入，广告收入激增，可以赚取大量的钱；另一件就是把专业运动员纳入了奥运比赛，允许他们参加，使奥运会的整体竞技水平大大提高了。媒体评价认为，这是他对奥运会做出的两个“革命性的、开拓性的贡献”。
那个午夜游思者却不以为然。谈到奥运，他忧思最多的恰恰就包括这两条。他认为现代体育事业由此进一步地、堂而皇之地变质了。他说体育运动本是为了健体，奥运会的口号是“更高更快更强”，可见很早以前人类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只有依靠强大的体魄才能生存。但是后来体育比赛的目的就和原来不一样了。锻炼身体是非常好的，很纯粹，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更健康。如果把商业机制引进去，也就产生了复杂的问题——体育的单纯性一旦被商业主义插上一手，结果会是相当糟糕的。一旦牵扯到钱、物质利益，内部立刻变得混浊和丑恶，什么激素，作假，你死我活的斗争都来了。体育运动变成了可怕的物质竞争，运动会变成了费尽心机的一场场牵连多方利益的战争，走向了反面。再看从事体育的人、投入竞技项目的人，有几个身体是健康的？不仅不健康，还留下了很多伤疾。
人们从事体育是为了有一个好身体，从而更好地投入日常工作。所以体育必须保持这样的品质：业余锻炼。这是最基本的、必须坚持和维护的一个属性。这本来就是劳动之余活动一下身体的事情，是为了更健康；可是一旦有一部分特殊的人，他们把所有的工作都放下，只将锻炼身体变为一个专业，成了一个专门的竞技行当，其性质也就改变了。只为了比赛争夺第一，这有点太离谱。这完全走向了体育运动的反面，走向了本来意义的反面。这样做不仅没有益处，还有伤害。在这方面，世界第一流的比赛活动比如奥运会，更应坚持体育的本质属性和追求，因为它有更大的示范意义。让专业体育人士参加群众性的体育赛事，这是与体育活动的初衷相背离的、变质变味的鼓励。这只会为了追求目标而不遗余力、不择手段，一个国家和地区将会像训练特种兵一样，制造一批竞技机器——对一部分专门人士进行最严苛的训练，目的只为了夺取奖牌。
在体育方面，媒体给予了全面娱乐化的宣传和推动。体育当然有可欣赏的价值，有力与美，但它变成与商业主义结合起来的一场狂欢，不仅会散布金钱至上的病菌，而且还会加剧对底层民众的剥夺。当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处心积虑、倾各方民众之力夺取金牌，怎么会是干净和诚实的东西？
所以说将商业竞争机制和专业体育引入奥运活动，是令体育事业变质和腐败的可怕开始。它的严重后果，当然不会局限于体育本身。对这种有害的倾向、不问结果的操作没有一个理性的打量，而只是一味地人云亦云，正是一部分媒体人热衷的事情。因为事实上媒体集团和利益集团是一码事，他们是结合紧密的。媒体如果站在理性一边、民众一边，现代体育和利益集团都不会容许其存在。这说到底还是一个良知和勇气的问题。
如上就是那个午夜游思的人对体育、对奥运会的思索，锐利偏激，但可能并无大错。皇帝的新衣不要指望老谋深算的成人去揭破，而必须是孩子来干。实际上，我们也有一部分媒体人特别了不起，他们当中也不乏童心未泯的人，利用一切机会和方便，做了大量的好事。他们每做一件好事，人们都会记住并心存感激，因为他们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做了一些很有勇气的事情。媒体人做出了自己的牺牲，的确令人非常感动。他们冒着极大的危险也不改初衷。可惜这样的媒体人还是太少了。
人的生活责任
娱乐至上、商业狂欢的时期历史上很多，像害了一场热病似的，都没有什么好结果。讲到历史，可以提一下战国时代的齐国临淄。当时的临淄繁华得不得了，一个临淄城，仅仅妓院就有一万多家。糜烂的都市生活可算登峰造极。管事的是很能干的管仲，这个被一代代人称颂的富国良相，其实是最早播下了齐国灭亡种子的人。他把整个齐国搞得人心涣散，大家都一门心思搞钱，最后当然是不堪一击。他为了把天下最有钱的人吸引到临淄来，还规定来一辆车只要住宿费草料费，来两辆车就免去草料费；如果是三辆车以上的大商人，带来更多交易的货物，那就不仅不要草料费住宿费，还要派妓女陪睡。临淄城里的妓女制度比雅典还要早五六十年。当时真是极度繁荣，歌舞升平。
我们今天的许多人，说白了就是想复制一下临淄梦，或远远超越它，再加上高科技。从根本上说人们的认识没有什么进步，没有吸取物质主义的巨大教训。从齐国被秦代统一之后，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多少朝代？直到了1949年，大陆好不容易才没有了妓院，没有了吸毒，这很不容易。但这些好现象出现的同时，又渐渐做到了另一个极端：连戏曲里的夫妻都不能同台，看看样板戏，主人公都是单身。舞台上如此，生活中当然更严厉，因“生活作风”获罪的人太多了。这个时期商业主义当然谈不上，所有的商贩都从大街上赶跑了。总之那时在许多方面都回归到狂热的、虚假的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追求上面来了。再后来我们都知道，走到了今天——我们都熟悉的状态了。
概括说，就是一会儿走向这个极端，一会儿走向那个极端。其实这两个极端是相通的，都是强烈欲望的作用，只是使用的方法不一样而已：严厉的方法和放纵的方法，这在古代都有过。比如商鞅和齐国的管仲使用的方法就正好相反。商鞅严禁农民经商，市民们连基本的娱乐都没有，他运用的是铁腕统治。史书上记载，商鞅变法时使用严刑峻法，把渭河的水都染红了。烧书，为了国家安定，不让民众读书识字。这种冷血的作法走到了极端，最后他本人的下场也很惨，算是得到了报应。中国整个极左时期的做法，很多就采用了商鞅那一套，比如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比如禁书。当时的“破四旧”，也差不多把书烧光了。商鞅变法，杀的人很多，只为了维护王权。
商鞅用冷的办法，管仲用热的办法——两种办法看起来离得非常远，实际上两极相通，都是为了维护他们那个集团的利益，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共同点是：没有信仰，只权且把人的低级欲望当成了信仰。
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前途，最终只能寄托在整个民族的素质上。一个群体越来越有理性、有较高的文明程度，也就有了力量。这才是最可靠、最可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文学艺术水准可以看作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素质如何的集中体现。媒体人在做极重要的事情，他们传达社会信息，广布人文精神，这是最具道德意义的职业。虽然看起来这些工作不能明显和迅速地改变一些东西，但是它在一点一点积累，这恰恰是最有效的：提高人的素质。不能指望一个指导思想、一个权力集团就可以改变局面，那是极不可靠的。快速达成的东西，要翻过来往往也很快。
但是当一个民族的素质提高之后，要毁坏这种素质也不那么容易，因为生命的性质已经得到了改变。历史上有各种折腾，但层次仍然不一样。俄罗斯有丰厚的文化积累，经历了苏联时期思想和言论的专制和粗暴，竟然还能够让一批高水平的文学作品问世。看来要减少一个民族的苦难，还需一点一点做提高人类素质的工作，没有再比它更缓慢、也没有比它更有效的办法了。这是不能采用速成的办法的，没法办一个速成班。这是一种良性循环：靠越来越多的有良知的个体，慢慢做一些事情，既是一种牺牲也是一种快乐，他们不会劳而无功的；只要有机会，有这个可能，就做一点这样的事情。媒体人和作家相互配合，事半功倍。公务行政人员也做自己那一份，只要素质是高的，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不同的职业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做出好事。如果个体没有被物质欲望给消解和征服，还拥有一点公益心、一点理想的话，社会就会往前走。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此，除此没有别的捷径可走。寄希望于权力的干预，在一个严厉的命令之下迅速改变什么，这是幻想，非但不管用，而且许多时候反作用会更大。
大陆毕竟有十三亿人口，地广人众，蕴含了一种强大的地力。根脉深扎，地力强大，杰出的人物总会有。虽然大陆商业化市场化走了这么多年，但许多东西与香港日本等地仍然不同。这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化，规范没有建立，问题更多。资本主义商业机制越持久越完善，就越是会有那种物质主义的特征，但走入了一种规范之后，还不至于无序混乱到令人瞠目的地步。完善的市场经济很有序，很规范也很刻板，它这种极其高效的行政管理运作中又会有许多盲点，掩盖了极大的能量浪费和其他的荒谬——这其中主要是物质主义无可比拟的强大力量，充斥到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精神空间就很少了。这是一个老问题，人类对它没有什么良策。但是强化精神的主意一旦走火入魔，又会有另一种灾难，这方面人类也是经历过的。
物质主义商业市场这种游戏规则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会所向披靡地解决一切问题。盲目地把这样一些规则看得无比完好，没有丝毫警醒，等于使精神处于昏睡状态。我们会明白，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滑向任何极端的倾向之后，最终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谓的民主社会中，个体比较有力量：就像一艘破船，需要不停地向外舀水，以防沉没。专制的船很漂亮，开得很快，但它是无测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撞到礁上，沉船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事物就是这样复杂，让人类的探索付出昂贵的代价。这中间有许多牺牲，思想者，诗人艺术家做出的贡献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而媒体人，是一种多么光荣又是多么艰难的职业。
一个群体中有各种存在。确实，像我们一直遗憾的媒体，比如电视，也有一些好的频道。问题是整个社会潮流和状态如何、需要怎样强大的力量才能做出稍稍的平衡，这才是逼到眼前的一个命题。这方面，媒体人、作家，各种思想者文化人，不会没有危机感和使命感。这仅仅是人的生活责任，而不是其他。（有删节）
选自《天涯》201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