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崔巨伦暗地里结交了几个勇士，几个人乘黑向南逃遁，不料刚跑出没多远，就遇上了葛荣的巡逻骑兵。几个勇士都害怕起来，有人提议说不如先回去以后再找机会，崔巨伦则意志坚定地说：“宁可南行一寸死，岂能北走一尺生！”说完，他纵马上前，对巡逻的骑兵说：“我们是受上级命令往前走的。”说完拿出一份所谓的命令递到对方手里。对方赶紧点亮火把，察看命令，崔巨伦抓住时机，一剑斩了那个看命令的将领，其余的骑兵立即惊惶失措，四散而去，崔巨伦一行得以脱身南下。
类似的事情唐伯虎也干过，不过不是装成穷人进华府点秋香，而是装疯卖傻避祸保命。
史料记载，唐伯虎自幼聪明绝顶且勤奋好学，16岁时便中了秀才，是闻名江南的大才子。但唐伯虎的仕途绝不顺利。29岁那年，唐伯虎进京会试，因受科场泄题案的无辜牵连被谪为小吏，后又被投入监狱达一年之久。出狱后，唐伯虎心灰意懒，便回到苏州老家，致力于诗画艺术，成就得以更上一层楼。然而，学而优则仕毕竟是当时文人们的终极思路，因此他的从政之心并未完全泯灭。因此公元1504年春，也就是唐伯虎35岁那年，南昌宁王朱宸濠派人礼聘他担任自己的幕僚文书一职时，他没有过多考虑，便欣然赴任。
不过上任没多久，唐伯虎就发现自己的贵人宁王朱宸濠大有问题。首先，宁王仗着自己贵为王爷，在自己的封地内无法无天，巧取豪夺不说，还强抢民女。如果唐伯虎对此事只是感到痛恨，那么不足以显示他的才子身份。细心的唐伯虎发现，宁王所抢的民女个个国色天色，都是绝代佳人，但宁王不是为了“自用”，而是想把她们献给皇帝朱厚照。如果仅仅是想讨一下皇帝老哥的欢心，在中国历史上看来也见怪不怪，但唐伯虎通过秘密调查发现，这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那就是宁王想进一步迷惑皇帝，让本来就已跻身中国最混账皇帝之列的朱厚照堕落到底，他自己则趁机招兵买马，只等时机一到便谋反夺取天下！那样的话，将来事发，宁王夺取成功还好，一旦落败，自己作为宁王的主要幕僚，焉有命在？
想到这一层，唐伯虎当即决定早日脱离宁王府。但怎么走呢？贸然辞职，肯定会引起宁王的怀疑。于是，唐伯虎想到了装疯卖傻。与普通人装疯动辄披头散发、满街乱跑不同，唐伯虎装疯也装得很有境界，那就是写一些乱七八糟的诗，比如有一次，唐伯虎在自己住的地方题了一首打油诗：“碧桃花树下，大脚黑婆娘。未说铜钱起，先铺芦席床。三杯浑白酒，几句话衷肠。何日归故里，和她笑一场。”本来就已经有些讨厌他的朱宸濠这下断定唐伯虎确是疯了，不久便派人把他送回了苏州老家。
五年后，朱宸濠果如唐伯虎所料，在南昌起兵，但当年年底即被明代第一儒将王守仁擒获，在押往北京的路上被处死。唐伯虎作为朱宸濠的昔日幕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朝廷的追查，但因他早已离开宁王府，且有疯诗为证，唐伯虎最终被“从宽”处理。经此一役，唐伯虎彻底断绝了从政的意图，全身心地投入了诗画创作中，不仅人物、楼观、花卉、虫鸟样样精通，也写出了“桃花树下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花，卖得桃花赚酒钱……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这样的惊艳之笔，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可供仰望的文化星座。
然而，唐伯虎的“看穿”毕竟是一种无奈，至少在最初，他的想法与他那个时代所有文人的梦想都一样——经国济世，飞黄腾达，只是造化弄人，他不得不装疯卖傻，并且在此后的生涯里装作潇洒。然而与一些前辈晚辈相比，他又是幸运的，尽管他不是发自内心的潇洒，但中国历史上，包括诗仙李白在内的很多文豪级的人物，不都是因为“站错了队”而被贬、被黜、被流放、被杀的吗？不管你的追求是什么，也不论你身在何时何地，生存永远都是第一要义，那么，该装的时候就必须装一把。
3．别跟现实死磕
人生不过进退而已。退是为了更好的进。不退，很多时候就意味着死磕，意味着失去退的机会。这样的人，即使能胜，也是惨胜。对讲究智慧的中国人来说，这不是明智的表现。中国人讲究笑到最后才是笑。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不仅仅要能担当，有勇气，必要的时候，也要能弯下他的小蛮腰。
——魏根深（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哈佛大学教授）
就从大诗人屈原之死说起吧：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我们上学时，老师都是这么教的。不仅如此，如今的百度百科也是这么写的。然而最近网络上冒出的一篇帖子，一举颠覆了我们的认识——屈原不过是一场秘密爱情的牺牲品！用该博主的话说，屈原爱恋的女人非是旁人，正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女阴谋家、楚怀王的爱妃郑袖。由于我们这位大诗人在偷情方面并不高明，因此被楚怀王窥得蛛丝马迹后，当即以政治名义放逐边境，使其有生之年再也无法与郑袖见面。十几年后，楚怀王驾崩，临终前遗命楚国王室捕杀流放中的屈原，以防屈原与郑袖“重修旧好”。具体捕杀地点，就是今天的汨罗江。屈原并非自己抱着石头沉江而死，而是被追杀的士兵们刺死后，再装进袋子，绑上大石，投入江心……
往事一越两千年，不论屈原是自杀，还是被谋杀，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死都是一场悲剧。如果屈原当真是因为看到楚国都城被攻破才痛不欲生的，那么类似的“情杀论”对屈原来说无疑是伤口洒盐之举。但莫说是在网络异常发达谁都可以说上两句的今天，即使只是在屈原自杀的当天有人这么说，屈原也是无能为力的——他已经自杀了，就算真理在他那里，他也没办法申辩了。
而且，站在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屈原之死，其实也没有多大意义。屈原的自杀，对于楚国来说没有半点益处——楚国最终还是灭亡了。甚至于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屈原并不适合从政，他的才华过硬，但他不懂得或者说是不屑于官场哲学的文人气质也是他的硬伤。两方面都很硬的屈原，决定了屈原从政缺乏必要的弹性，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死磕。
我们知道，屈原的工作主要就是向楚怀王谏言，虽然历史上并不乏死磕派的谏官，并且功成名就、留名青史的也不在少数，如东汉的“强项令”董宣、被唐太宗李世民视作镜子的魏徵等等，但楚怀王明显不是此类明主，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屈原历史上的同行们要么进行讽谏，要么明哲保身，而屈原却偏偏选择了死磕这个最不恰当的办法，从而磕出了负面火花，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也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如果说这有唯一一些好处的话，那就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失意的屈原为我们留下了不少不朽的诗篇。但站在屈原的角度想一想，这是他的本意吗？
关于屈原的德操，也即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之心，学术界也颇有争鸣。如近代大诗人、文学家闻一多就曾说过，屈原所处时代为战国末期，各国之间战事频繁，“忠君”也即爱国远非时尚，“朝侍楚君，暮为秦僚”并不会招致非难，即使是提出了“忠”与“孝”的孔子本人，也频繁地周游列国，并不因不能专事鲁君而自愧。孔子还曾在《论语》中谈到一位叫宁武子的人：“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简单来说，宁武子是个懂得该聪明时就聪明、该装傻时就装傻的人，孔子虽然做不到这一点，但他至少还知道跑，知道到别的地方去推销自己的观点。如果就屈原的自杀去采访一下孔子，他可能会深表哀悼，但想来不会百分百的支持。若换作革命家闻一多先生，自然更不会支持这种屈原式的愚忠。
把话题拉得太大，不免偏离我们本节的主题——生存。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不愚忠的历史生存故事：
商朝末年，商纣王荒淫无道，不理朝政，每日只是搂着妲己等美女和左右醉酒狂欢。有一次，纣王酒醒后，居然醉得不知道当天是几月几日了，问问左右，也一概不知。纣王便派人去问自己的王叔箕子。箕子悄悄地对自己的弟子说：“做天子的，自己不知道时间不说，还使一国人都不知道时间了，这个天下看来危在旦夕了。而一国人都不知道时间，只有我知道，这样我也危在旦夕了。”于是箕子便假称自己也喝醉了酒，同样不知道今夕何夕。
箕子这样做，并不是不爱国，不忠君，只是因为在此之前有太多血淋淋的教训——比干被挖心、商臣被炮烙、伯邑考被烹为肉羹……后来，箕子见商朝灭亡已是大势所趋，不但不再进一言，而且索性远离是非之地，跑到今天的朝鲜半岛去了。
应该说，类似箕子的做法，也不应该百分之百被推崇。如果不是有那么多的革命先辈前仆后继地抛头颅、洒热血，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但我们也必须明白，生命也是革命的本钱，在没必要抛头颅的时候，就绝对应该为自己的大好头颅多考虑一些，切不可做无谓的牺牲，没有任何意义地与现实死磕。
近代名将蔡锷，当年在广西任职时，曾遭到一些革命青年的误解，青年们组织了一场又一场针对蔡锷的罢课、罢市，但蔡锷始终稳坐钓鱼台。直到去云南赴任前，他才把几个革命青年请到家里，向他们袒露胸襟，一席话说得语重心长：“诸位同学，你们何苦赶我。你们是革命党这我知道，我比你们资格更老。你们太年轻，浑身带刺，一不小心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我在这里，还可以为你们敷衍，我走了，你们更须收敛，以免锋芒太露。要知道，养树要养大才能成可用之材，万不可拔苗助长，我这是经验之谈啊！”革命青年们这才恍然大悟。后来，袁世凯逆天而行，强行称帝，之前特意将心腹巨患蔡锷调入北平，蔡锷被迫虚与委蛇，甚至不惜自污，每日与八大胡同中的一代名妓小凤仙赏花吃酒，终于让老袁放下了心，蔡锷才得以辗转回到云南，组织讨袁，标榜史册。
类似的例子历史上还有很多，但举再多的例子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做人难，做个好人，尤其是能办成事的好人更难，你必须该退的时候退，该进的时候进，该装的时候装，该醒的时候醒。别跟现实死磕，这个世界需要“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殉道者，但更需要“知其白、守其黑”的智慧型的卫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