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在西部的这一系列紧张事件之后，一回到德克萨斯的家中，我就给旧金山加里的医生打电话让他给我和加里一些建议。为了使自己适应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我不得不正视这个劲敌。在这其间，医生建议我先打电话给同性恋热线和同性恋咨询中心。第二天早上，我联系了一位负责组织艾滋支援小组（AIDSsupportgroup）的年轻人。事实上，他是个治疗师，而且，很快他成了我的治疗师。与此同时，我也匆匆找到一位被推荐的精神科医师，他花费了三个小时的时间和我交谈，让我最好马上到加利福尼亚去和我的儿子在一起，因为加里“恐怕只有一年的时间了”。翌日，我去见了治疗师，想要和他讨论加里的诊断结果。他让我决定是把他当做暂时的医生还是长期和他保持联络。那个时候，我好像已经明白了些什么。不用说，我选择后者。另外，他也叫加里，我喜欢这个名字。为了使我开始进入角色，他把我推荐给一个年轻的女士，她正在筹备建立一个艾滋基金办公室（anofficeforanAIDSFoundation）。她已经有一些为纽约男同性恋健康危机服务处（NewYorkGayMen’sHealthCrisis）提供服务的窗口，不过她需要在休斯顿建立同类的办公室。她曾经是一个医科学生，一个舞者，一个酒吧女服务生，但她不是个打字员。她正需要有人来打字，所以她需要我。那个下午我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开始着手创建客户以及志愿者申请表、保密协议，还有另外一些为这个新的全部由志愿者组成的机构提供的各式必需品。每样各复印50份，并于当天晚上六点在她的晚宴座上宾到达之前送到她的公寓去。赢得了这项挑战，我就是其中一员了——看起来任何一个兴趣不很强烈的人都会调头就走。
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