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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的这个时代，家长留给孩子的最有益的资本绝对不是金钱，而是优秀的素质，综合的能力，我们把它称为“智本”。“智本”所界定的范围，当然比“智商”的概念要宽泛很多。在未来的“智本主义社会”，能力才是衡量一个人的根本性指标。
1994年，一个名叫Charles Murray的学者发表了智商研究名著《钟曲线：在美国社会中的智力阶层》，当时轰动了美国的智商研究学者。这篇文章主要所要阐述的道理就是“智商决定论”。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明确地表态：如果是在过去的旧社会，你的社会地位是由家庭背景、经济条件等外在的因素决定的。而在当今的美国，一切都是由自己的智力来决定，智能最优异的进最好的大学，智能低下的则沉入社会下层。智商和犯罪率、失业率、福利、儿童教育、贫困等都有显而易见的统计学上的相关性，所以需要认真面对。
不仅如此，作者还将自己的研究观点推进了一步，得出亚裔的智商比白人略高，黑人的智商则明显偏低的结论。这个观点遭到了很多人的斥责，被认为有种族主意的倾向，当时无论作者走到哪里讲演，都会被抗议者包围，甚至有大动拳脚的场景出现。
许多的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都对“智商决定论”的说法提出过批评，他们认为，智商除了遗传基因的生理层面以外，还有其他的社会层面，因为智商的高低还会很大程度上受到后天环境的影响，况且智商本身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的成功。
长期关注精英教育的民间学者薛涌先生在他的论著《一岁就上常青藤》中认为，一个人能够获得成功，不外乎三种途径：
第一种情况：出身好。在传统的贵族社会，血统是决定性的因素。你能够拥有多少财富和权力，首先要看你的家门、出身，而未必是你的个人能力。
第二种情况：资本多。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一生的成败决定于你所掌握的资本，即你是否有钱。虽然能力可以产生金钱，但是一个能力平平的富家子弟，比起住在偏远农村但是个人素质优异的穷孩子来说，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优势。
第三种情况：智本高。现在，多数的西方国家都进入了一种“智本主义社会”的人才发展模式。在这样的社会里，能力平平的富家子弟很难比得过有着百里挑一素质的穷孩子。因为一个能力平平的人，即便是他掌握着万贯家财，但是却未必能守财，更不用说创造新的财富。他这一笔无法升值的财富很快就会变得微不足道。而一个没有任何资本却以智本取胜的穷孩子就不同了，虽然一贫如洗，不过这些都是暂时的，他具有创造的潜力，就如同市场上炒得炙手可热的期货。
卡耐基小的时候生活在一个非常穷困的人家，在他7岁的时候父母就双双失去了工作，使他的生活雪上加霜，欠下的债也是越来越多。家中极度的贫困，在卡耐基小小的心里留下了阴影，他常为自己衣服的粗陋破旧而难过。他曾对母亲说过：当他在数学课上时，老师叫他到黑板前解答问题，他的脑中一片空白，只是在想大家会笑他穿的衣服。
这个穷困的苏格兰儿童在登陆美国之后成为了社会底层的移民童工，背井离乡，没有钱，没有身份。当时他工作的酬劳，每个小时只有两分钱，他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一点一点靠着自己的能力成为了后来美国最富有的人。这些都体现出了“智本主义”的原则。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需要能人治世，否则一定迟早会被社会淘汰。所谓的“智本主义社会”，就是把能力作为了唯一的指标来衡量一个人。直到20世纪的上半期，能进常青藤学校读书的人一定是白人的社会精英，别的阶层根本无法与之进行公平竞争。而现在就不同了，如果你没有能力，无论是什么样的血统和财富都进不了常青藤；可是如果你有能力，哈佛会舍得一年花4万美元请你去读书。这种变化的现象，无不说明着社会的进步，懂得与社会同步的人才能搭上成功的阶梯。而这种现象本身也折射出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对高素质的人追加教育投资，会产生极大的经济回报。比如哈佛每年花4万元请比尔·盖茨读书，而以后他可以创造超出1千亿美元的财富，实在是极具盈利的前景。
如果说是智商决定了一切，或者说是出身决定了一切，不如说是素质决定了一切。这种素质所界定的范围，当然比智商要宽泛得多。一个人的素质，比如品格、动机、意志、价值观念等等，这些要素更能决定人是否能够获得成功，往往比智商更关键。难怪现今有人又提出了“情商”的新概念，就是为了说明于此吧。
常青藤家训：
综上所述，在“智本主义社会”已经到来时，作为家长能给孩子遗留下来的最大财产不是资本，而是“智本”，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在一贫如洗的情况下推向教育的最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