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情况同样如此，经纪人的佣金，也蚕食了投资者的大量利润，我国现行的股票交易佣金制度是单一的固定佣金制，即按35%的固定比例对A股交易收取佣金。目前许多券商都意识到传统交易方式对投资者利润的剥夺，因而成立网上交易中心，因此对国内投资者来说，可以通过网上交易来降低所需支付的佣金。
四、降低机会成本
投资者在决定将资金投到股票市场之前，要考虑这种投资方式与其他投资(如购置不动产、直接投资和银行存款等)比较收益率如何。如果投资股票，他可能失去从事其他投资获得收益的机会，因此，其他投资的收益就成了股票投资的机会成本。与存款相比较时，利率就成为股票投资的机会成本。若利率上升且高于股票收益率，股票投资的机会成本就会随之上升；反之，机会成本就会下降。因此，为了减少因机会成本太高而造成的损失，每当市场利率上升到较高水平时，股票投资者就会将资金从股票市场转移到银行， 由此引起股票市场上的需求减少，股票价格下降。利率与股票投资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在我国近年出现的“炒股热”中得到过充分的体现。国内相当一部分居民将资金投入股票的主要原因，就是近年来银行利率多次下调，与证券票面收益率的差距明显拉大。
［投资课堂］
投资者是否静下心来想一想由谁向每天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厅里闹哄哄地跑来跑去的成群的人支付报酬？还有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市场里电子屏幕后的成千上万工作人员的报酬是由谁来支付？如果投资者认为是经纪商或者是其他的第三方，那就又错了。保证市场顺利运转的中间商，大厅里的办事员，通信设备以及其他的电子设施，这些费用都是由作为投资者的你来支付的。成本可能并不明显，它可能藏在投资者支付给经纪人的佣金里，也可能包括在投资者为买入股票支付的更高的价格里。但它是的的确确存在的。
这些费用虽不能完全避免，但却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予以节省的，具体来说：
1降低转手率。
2节约交易手续费。
3降低经纪人佣金。
4降低机会成本。
散户在检阅公司治理时应注意的事项
我认为在决定投资一家公司前，该公司的治理结构是投资者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简单地说，公司治理就是指投资者、管理团队和董事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它们各自都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当这三者能够公开而又独立交流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公司有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
——阿瑟·莱维特
投资的时候，投资者应当仔细留意将要投资的那家公司的治理，但是，如何知道公司是否有一个好的治理呢？阿瑟·莱维特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去把握。
一、公司的治理结构
阿瑟·莱维特说：“我认为在决定投资一家公司前，该公司的治理结构是投资要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公司的治理结构主要涉及董事会的独立性。谁是董事会成员？其中多少来自外部（指不在公司工作的那些人），多少来自内部？投资者可以读一读股东委托书，看看究竟有多少外部董事实际上是独立的，认为董事会的大部分成员不应该与公司有任何形式的关系，他们与公司的唯一联系就是他们担任董事职务时应该为公司提供的服务。如果发现他们之间存在任何商业上的关系，例如房地产交易、法律费用或者咨询合同，那就意味着这个董事并不是真正独立的。
作为国内投资者，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投资者在考察董事会的独立性时除了要考虑以上因素外，还需注意家族关系，它同样会危及外部董事的独立性。此外，投资者还要小心企业间互兼董事，或者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效力于其他公司的董事会，这可能是公司间相互挖墙脚的迹象。
同时，投资者要仔细研究一下审计委员会。是否所有审计委员会成员都曾经在给公司做过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中工作过？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可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审计委员会必须考核审计员的工作是否合格——然而人们对自己从前的同事放松审查是很自然的。
最后，如果董事会定期召开没有首席执行官参加的会议，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独立性标志。另外一个积极的标志就是董事会拥有一些领导型的董事，他们可以在没有首席执行官允许的情况下召集其他董事。
二、管理层的品质
阿瑟·莱维特认为：一个公司的治理依赖于其管理阶层的品质，优秀企业的管理者具有以身作则的态度，并作为其行事与思考的准则。考察一个公司的管理者的品质，一般而言主要有以下三个准则：
1管理层是否理智
理性是管理者需具备的第一个品质。对公司的股东而言，最重要的管理行为是公司资金的分配，因为从长远来看，资金分配决定了股东投资的价值。巴菲特认为，怎样分配公司赢利——继续投资还是分配给股东的决策是一个逻辑和理性的问题。
怎样分配公司赢利的问题，与公司处于生命周期的哪一阶段密切相关。当一家公司沿自己的经济生命周期向前发展时，它的成长速度、销售收入、利润和现金都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在第一阶段，即初始发展阶段，公司因为开发产品和建立市场，支出大于收入。
在第二阶段，即迅速成长阶段，公司赢利能力虽然逐渐增强，但内部产生的现金仍无法支持公司快速发展对资金投入的需求。此时，公司不仅要保留所有的赢利，还要通过借债或发行股票来筹集发展资金。
而第三阶段，即成熟阶段，公司发展速度开始减慢，开始产生超过扩展和经营所需要的现金。
最后一个阶段，即衰退阶段。公司的销售和利润同时下降，但仍能产生多余的现金。
怎样有效分配利润这一问题突出体现在企业成长的第三、四阶段，特别是第三阶段。这也是检验管理者是否理性的关键阶段。
总体而言，那些不顾再投资收益率会低于平均水平仍然继续投资的管理者，往往是非理性的。他们相信，凭着管理层的才能，可以提高公司赢利能力。如果一家公司多次忽视低投资回报率问题，执意将多余现金进行再投资，那么该公司的现金会成为越来越没有价值的资源，公司股价也会相应下跌，利润回报会日益减少。现金富裕、股价较低的公司往往会吸引公司并购者的注意，这也就是公司现任管理层任期终结的开端。
2管理层对股东是否忠诚
对股东的忠诚是管理者应具备的第二个素质，一般而言，财务会计标准只要求以产业类别分类的方式公布商业信息。有一些管理者利用这些最低标准，把公司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归类为同一个产业类别，借此混淆投资人的视听，使得他们无法掌握有关自身利益的个别商业动态。
而一个好的管理者，他会完整且翔实地报告公司的营运状况，他不会凭借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隐瞒公司运营状况，把成功分享给他人，同时也勇于承认错误，并且永远向股东保持坦诚的态度。
在这方面，巴菲特是一个典范，在他对伯克希尔股东所作的年度报告中，巴菲特对于伯克希尔的经济现况和管理成果，不论好坏，都保持公开的态度。过去他曾经承认伯克希尔在纺织业和保险业上面临了困难，也承认自己在管理这些企业时所犯的错误。在伯克希尔哈萨威1989年的年度报告里，他开始以一个名为“头二十五年的错误(精简版)”的正式行动，列出他曾犯下的错误。两年之后，这个行动改名为“每日错误(Mistake Du Jour)”。在这里，巴菲特不只承认错误，也列出因为他未能适时采取行动所丧失的机会。有人批评巴菲特之所以能轻轻松松地公开承认错误，是因为他拥有伯克希尔企业42％的股权，根本不必担心饭碗不保。这的确是事实。但除了这些批评之外，营运报告上的改进也是有目共睹的。巴菲特相信，开诚布公至少能带给管理者与股东相同的好处。他说： “误导他人的主管，最后也将误导自己。”巴菲特感谢查理帮助他了解到检讨错误的价值，而不是只专注在成功的作为上。
3管理层是否拒绝惯性
拒绝惯性是管理者应具备的第三个品质，在实际的管理活动中，存在着许多公司管理者模仿别人行为的现象，尽管那些行为可能是非常愚蠢和不合理的。
大多数管理者都不希望在别的公司每季度都有赢利时，自己的公司却发生令人难堪的赤字亏损，因为这样往往会被人们视为无能。尽管他们自己也相信沿着原来既定的方向继续走下去必然是悬崖，却不愿勒马改道，因为他们觉得跟随别的公司总比改变方向轻松。同样，如果一名管理者有较高的交流技巧，就容易使股东相信短期的损失可以带来长期的高利润。阿瑟·莱维特深知，无力抵抗惯性驱使的情形，往往很少与股东有关，关键在于公司管理者是否愿意接受根本的改变。
三、账目是否清晰
许多投资者将账目明晰视为拥有良好公司治理的特征。他们认为，再三出现一次性、非经常性支出和特殊项目支出是存在账务问题的信号。
在一些公司管理者眼中，非经常性费用的好处在于公布预估收益时不必将其记入。由于预估收益的计算不扣除重复性成本，归为非经常性的费用越多，公布的收益越高。
预估最初的意思是“好像”，主要用于体现新合并的公司业绩，“好像”它们从来就是一家公司一样。但近几年一些公司管理者发现，在季度报告中重点公布预估收益可使收益状况看起来更好。
粗略的数字本身不能说明多大问题，因此最好将非经常性费用与销售收入总额相比。销售收入总额在损益表中也有体现。你可以用非经常性费用除以销售收入，将计算结果以百分比显示。比如，如果一家公司记录的销售收入为1000万元，非经常性支出为100万元，该比率就是10%（100/1000）。在公布不希望计入预估业绩的支出时，有些公司变得很有创意。因此为安全起见，在计算时将所有支出都视为非一般性、重组、研发、特殊、会计变更和非持续性营运支出。
［投资课堂］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缺陷：
1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种类繁多，持有不同种类股票的股东对公司治理结构有不同的影响
目前在深、沪两市上市公司发行的全部股票中，既有A股也有B股，而A股中又包括国家法人股、社会法人股、职工股和社会公众股，B股中则包含了外资法人股、外资股、境内社会法人股、境内个人股。因此存在着众多与公司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主体。这些主体持有公司的股票，就是公司的所有者，就有权参与公司治理以实现自身的投资目的，但不同利益主体各自的投资利益不尽相同，难免发生利益冲突，这就使得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由于涉及面的广泛而变得更加复杂。
2上市公司举债比例小，债权结构不合理
上市公司的债务多来自借款和应付款，债权筹资的比重低。广义上的公司治理结构包括股权结构、债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债权人借助债务协议同样也可以对董事会实施一定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会最终反映在公司的经营活动中。在国外，由于债权筹资有成本低、债权人不能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和年终利润分配等优点，深受广大上市公司的欢迎。而在我国，情况却恰恰相反，尽管《证券法》中对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条件要比申请配股的条件宽松得多，可申请发行债券的公司仍寥寥无几。归结其原因，国家股占绝对控股地位的现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上市公司即使给出了10配10这样高的配股比率，流通股的比重仍然与国家股和法人股相差甚远，加之流通股的股东多数是中小散户投资者，持股分散，所以配股根本无法撼动国家的控股地位。我国股东似乎完全可以忍受上市公司多年不分派股利的行为，使得股票筹资成本甚至小于债券筹资的同期成本，上市公司当然会青睐于前者。
3董事会中内部董事占绝大多数，董事会结构不合理导致权力失衡
我国多数上市公司中国家股占控股地位，自然代表国家的董事在董事会中占优势，而代表法人股、社会公众股的董事虽然人数众多，却处于票数上的劣势，这就使得董事会的投票决策机制形同虚设，出现了公司治理上的“无效区”。董事会通过聘任符合自己利益的公司经理阶层，达到层层控制公司的目的。目前我国多数国有企业的董事、经理还是由控股股东委派而来，其代表股东行使的权利过大，甚至出现了不少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情况，总经理取代了董事会的部分职权，将董事会架空，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评价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内部控制人”，使得公司治理中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完全丧失效力，这样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也损害了大股东自身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