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思想上：理论自觉意识不够，因而影响学术范式之建构；2）学术上：境界不高，尚未形成卓然独立的学识品格；（1984）、杨自俭/刘学云编选之《翻译新论》（1994）、杜承南/文军主编之《中国当代翻译百论》（1995）和赵洪定主编之《巴蜀译论》（1997）为代表可以纵向考察中国翻译研究的历史面貌。比如以杨自俭/刘学云编选之《翻译新论》为例，该书选进1983至1992这10年间各类论文54篇，次分三编，一为各类文体翻译研究（18篇），二是译学本体论研究（28篇），三是跨学科研究（8篇），其中第一、第三两编属于“术”的深度探讨，巨细咸赅；第二编下分总论、翻译标准、翻译单位、翻译美学与风格、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翻译史和译论史共七个部分，其中真正属于“论”的只有12篇，其余均可划入另外两编，也是“术”的探讨；就这12篇“论文”而言，其研究各自为阵，观点相左，整体模糊，无助于学术共识和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亦不具范式意义。全书“论”的部分只占22%，“术”的部分却占了78%。它如湖北教育出版社的“中华翻译研究丛书”（1994—1999）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翻译研究论丛”（1999），细细翻检各册篇目，情况也大体与此类似。
3）知识上：资源匮乏，研究实绩欠缺，缺乏原创性；重事实概括，求术轻学，有术无学，学随术变。
这三个层面相辅相成，关乎思想、学术和知识三者的耦合，而其中的关键即是学术范式，对此如没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清醒的认识，则其它的问题都将无从谈起。
根据通常的理解，学术范式的本质即是学术共同体所共享的学术价值。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常规研究，即使是最好的常规研究，也是一种高度收敛的活动，它的基础牢固地建立在从科学教育中所获得的某种共识上，而这种共识又在以后的专业研究中得到加强。”【18】在他看来，“科学研究只有牢固地扎根于当代科学传统之中，才能打破旧传统，建立新传统”，【19】而“科学家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必须受到一系列复杂的思想上的和操作上的约束”【20】。库恩这番话涉及到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及其共同的学术训练和历代因袭的学术传统，至于思想和操作上的双重约束自当包括学术范式的四个要素对学术研究所框定的理论预设，这用库恩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所谓的“精神定向”（mental sets）抑或理论“调节”（Einstellungen）。借此考察上文关于西方译学研究的范式勾勒，即可看出西方译学正是在范式的意义上实施学术操作，除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并具有共同的学术信念以外，他们还重视事实概括与理论分析，注意理论评判与思想体系的建立，这才做到了思想、学术与知识的统一，促进了本学科的持久发展，这对我们无疑是一种深刻的启示。当然，与此同时，中国的本土经验也应予以重视。纵观中国译学史或学术史，一个明显的结论即是中国学术真正有所成就的时期正是其学术范式渐次形成并稳定发展终而定型的时期。比如自两汉之际至元初逾1200年佛籍翻译、译论大兴之时期，论译品数量，东汉时译出佛典292部、395卷，三国时译出201部、475卷，至两晋南北朝，总数已达4000余卷；隋朝开皇14年《众经目录》收经2257部、5310卷；唐智升于开元18年撰成《开元释教录》，经甄别后，共收入译经1076部、5048卷；唐贞观年间，仅玄奘一人就译出经典75部、1335卷；论规模与影响，鸠摩罗什自弘始3年（公元401年）至长安主持逍遥园译场，一时四方义学沙门，集其门下者，次第增至3000人；玄奘于贞观19年自印度返回长安，此后主持译场二十年如一日，除动员国内大德集体译经，每天早晚还要为国内外虔诚求佛者开经场，阐经纶，蔚开一代译风。为这场轰轰烈烈的佛经翻译运动、震撼中华大地的不朽文化盛业，先有无数的传教者自异国他乡远道而至，既携来珍贵的梵文经卷又开翻译之风，后有许多富于献身精神的本土僧人踵事其华，为求真理不辞千辛万苦，西行取回真经，继而又从事大规模的翻译，为中华文化引入精神财富，终身无怨无悔。其中为之捐躯者几达数百人，前后12个世纪，共译出经律论三藏1690余部、6420余卷，出现著名译经师200余人，其中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等人更是享誉中外。无疑，长达10多个世纪的佛籍翻译活动在我国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此风之开，究其因由，除社会政治原因以外，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共同的学术信念、历代相沿的译经传统以及译经方法都是佛籍翻译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因，而这些动因又经过历史的整合终而形成当时译经师们共同、共通、共享的译学范式，并在这场文化盛事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此证之于清代朴学，情况也大致类似，可见本土经验亦须重视，当然，在此同时，如能参以西方译学范式，则于中国译学更有裨益。
也许造成目前现状的真正原因还在第一层面，即缺乏高度的理论自觉和范式建构意识，这当然也包括某些认识误区，比如只偏居译学一隅不具宏观视野和开阔的胸襟，治译学有学无识，有识无见，遑论范式建构与本学科的持续推进。可以说，我们至今尚在“刀耕火种”，从不问学术之本质（why？）、学术为何物（what？）、以及为何如此/如何研究（how？）等等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然而，“历史强劲地向我们揭示，虽然人们没有取得坚定的共识也能从事于科学实践，但是这种更灵活的实践不会产生近几个世纪我们所习见的科学迅猛进展的范式”。
【1】所以，“一个科学家如工作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之中，而对于感知其它的重要传统又缺乏训练，那么他在专业领域里又能希望做些什么呢？”【2】可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建构译学范式是为了扎根于培育自己的本土经验或曰研究传统，并从这种传统之中陶冶出对该传统及其研究范式的坚定信念，但同时也要有多学科融合的视野，再辅以新知灼见，这样才能促进译学研究的更新与发展。当然，这样做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就是如库恩所说的那样，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至少对于整个科学共同体来说，在一个明确规定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范围中进行研究，看起来似乎比那种没有这种收敛标准的研究更能产生打破传统的新事物。……这是因为，任何其它的研究都不能这么容易通过注意力的长期集中而找到困难和危机之所在的原因，而基础科学最根本的进展却正是依赖于对这种困难和危机的识别”。【3】学术范式之于中国译学研究其重要性于此已昭然若揭，无需赘言。
因此，面对新世纪的到来，在忙于检点我们既有成就的同时，也许更需要某种冷峻的反思。本文从范式的角度切入，基于西方译学范式审视中国译学现存的不足，乃是真诚地希望21世纪的中国译学能从大处着眼致力于学科建设，在保护与继承既有学术成就的时候，也精心地培育迄今尚待提高的学术品格，同时注意思想、学术与知识三者的整合提高，根据国际学术主流，适时地调整我们的精神信念、改造我们的学术传统、努力建构译学理论模式和相应的规则体系，通过译学共同体共享价值的实现和深具原创性的研究实绩，促进我国译学研究在下一个世纪的更大发展，为国际译学机体的丰满及其知识体系的层累叠加作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中国翻译》，2001年第5期，第5-13页）
【1】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4页。
【2】比如D.Wright 所撰写的Translating Science：The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Chemistry into Late Imperial China，1840-1900（2000，Academic Publishers）和邹振环的《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即相继探讨了西方化学和地理学知识在晚清引进中国以后对于模筑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心智结构所具有的文化意义。美国学者Elman 也曾以史料证明，在明代，由于西方自然科学进入科举考试内容、数学知识进入儒生研究视野，而使当时的学人知识结构在一种“他者”眼光的逼视之下产生裂变，从而对中国本土文化此后的历史走向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它如佛籍汉译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迁移、实学翻译之于中国近代科学和国人的科学素养与科学精神、林纾的文学翻译之于中国近代思想的历史演进等等，都对中国文化及其知识、学术、思想具有类似的模筑作用，值得译学界予以高度重视。
【3】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4】Zhang，Longxi.Tao and the Logos：Literary Hermeneutics，East and West.Durham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2：191.
【5】Bassnett，Susan &Andre Lefevere（eds）.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London：Pinter.1990：8.
【6】Bassnett，Susan &Andre Lefevere（eds）.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London：Pinter，1990：64-70.
【7】Bassnett，Susan &Andre Lefevere（eds）.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London：Pinter，1990：56-63.
【8】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N.Y.：Routledge，1993：184.
【9】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N.Y.：Routledge.1993：184.
【10】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N.Y.：Routledge.1993：185-186.
【11】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N.Y.：Routledge.1993：187.
【12】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N.Y.：Routledge.1993：192.
【13】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N.Y.：Routledge，1993：192.
【14】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15】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4页。此处译文据原文作了修改。
【16】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4页。
【17】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4页。
【18】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9页。
【19】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1页。
【20】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