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祥，你可知道这两年，当我和继平吵了架，当我对他的这一点或那一点心生反感时，就想到这些事。我承认我实际上是以你的优点去比他的缺点，我也承认在道理上不该那么比。虽然继平日常庸庸碌碌，有时甚至给人委琐之感，但他毕竟也给过我难忘的满足和快慰。记得我第一次到他的医院去，看到他一身洁白、忙忙碌碌，便也觉得他很可爱。他看病很认真，不厌其烦，病人们都对他感激万分，使我从中感受到他的职业的高尚乃至神圣，由此也获得了自己的一份骄傲。那天我特地买了鸡、鱼、素什锦和酒，大大地保养了他一次。他莫名其妙地吃了喝了，却不知我为什么这么高兴。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准备辞掉医院的工作，到一家中外合资的大饭店去当按摩师的时候，我才慢慢收回了留在他身上的欣赏的目光。
我最初还不明白，“饭店里有那么多病人吗？”
“咳，保健按摩呗，外国人玩累了，我给他舒服舒服。”
革命工作无分贵贱，我当然不反对这个道理，可他是医生，而且他自己以前对那种只是让人舒服舒服的活儿曾是那么鄙夷，那么看不起，何至于变得这么快呢？
“我看得起钱呀。”他笑着说。
可你一点也不缺钱，你从小就没有面临过任何生计问题。你是宁愿看得起钱而让你的妻子看不起，你从来不了解你妻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丈夫！你完全不知道夫妻的维系主要靠感情而不是靠肉体，而女人对男人的感情又常常离不开尊敬甚至崇拜，你让我崇拜你什么？
也许错就错在我老是自觉不自觉地这样拿小祥和继平比。“其实你那个小祥根本是不存在的。”父亲不止一次提醒我：“他已经不是历史上的小祥了，而是你的一个理想的幻影，是你多年来按这个幻影不断想象、净化出来的‘白马王子’。一个人心目中要是有了这么个偶像，那就别想和任何人过日子了，没有满意的时候！”
可能是的。人有记忆，是幸而又不幸，记忆就像天真少年在书本里夹着的残花枯叶，是着意留春，缅怀过往的念物，而这念物又常使人举目茫茫，仿佛失了什么不可再得的东西，因为记忆总是滤掉了许多杂质，比实际的历史要美好得多，所以就未免常常成为现实的反衬了。
父亲真像个无所不通的老哲人。
没错，假使当初我和小祥只是一面之交，假使没有后来在八分场共同工作的那段经历，我们不过是迎面匆匆的路人，我现在也就不会那么想入非非了。
偶然加偶然等于命。当肖科长告诉我，小祥将和我编在一个组里到八分场去帮助工作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想到这就是缘分。
我们这个小组一行三人，由肖科长带队，那天到八分场时天已偏黑。八分场的同志不知道还来了个女的，没准备单人棚子，结果还是小祥找来几个同学摸着黑现搭了个小帐篷给我住，离他和肖科长的大棚子不远。
到八分场的第二天就是参加八分场的党总支委员会，听前一段工作情况的汇报。会是在篮球场旁边的树阴下开的。总支委员们基本上都是各中队的队长或指导员，知道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所以很郑重，对我们，特别是对肖科长的发言和每一句插话，都认真用小本记上，会开得非常严肃、正规、一丝不苟。
惟独陆小祥，坐不稳屁股，进进出出，一会儿去换壶开水给大家续茶，一会儿又去找来几把扇子，后来干脆上厕所不回来了。中午吃饭时肖科长不满地对我说：“这孩子太没耐性了，这么游击习气可怎么工作？”
我替他解释了一遍，可心里也有点着急，寻个左右没人的空子，找小祥做了一次简短而严肃的个别谈话，恳切地指出他上午的行为，实质上是对自己工作组组员身份的无视，是政治上不够成熟的表现。他低头听着，最后嘴里唔了一声，表示接受。
下午继续开会，不料还不到一个钟头，他又故态复萌，说是上厕所，结果跑到球场对面帮人家修拖拉机去了。晚上，处理完事情，肖科长提议我们三人开一个小会，他一坐下来便把小祥批评了一顿。
“工作要有工作的态度，不能觉得没兴趣，听不懂，就到处乱跑，至少你应当做做记录嘛。”
小祥愣了片刻，开始反驳，没想到他的论据竟会一下子把我们搞得无言以对。
“我想我还不是党员，哪能参加这种总支会呢！”
肖科长尴尬地唔了半天，才说：“非常时期嘛，经领导同意也是可以参加的，算是群众代表列席也可以嘛。”他说的领导，自然指他自己。
后来又开了几次总支会，小祥都“列席”了，不但安分多了，而且还担负了会议记录的工作。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钢笔字居然极漂亮，行文也通顺、准确，在那个文化枯竭的年代，我敢说连大城市的青年都很少有这样的水平。小地方的人反而刻苦。
开头几天，我们的大多数时间都泡在会议上，总支会、场务会、小队会、中队会、干部大会、家属会，等等。可无论是研究生产还是研究管教，我们都是外行，插不上嘴，每次只好照例说些慰问和鼓干劲儿的话，久而久之，成了老生常谈，也不大有人再拿小本子记了。在无会可开的时候，我们更其成为多余。
于是我提议到监区去深入一下管教干部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些实际问题。提议的动机当然带有一点好奇的成分，因为到这个劳改农场好多天了，我实际上还没见过犯人是什么模样呢？肖科长大概觉得这在客观上也能解决一下我们的无聊，便同意了。
美国文坛上的“男子汉”杰克·伦敦就曾有过牢狱之灾，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某些难得的感受和依据。我后来每逢在一些文学作品中看到有关监狱的描写时，脑子里便会浮出在八分场监区走马观花的印象来。
因为地震，监区里处处显得破烂不堪，活像战时的一个难民营。犯人们挤在用各式各样材料拼凑成的防震棚里，显得无所事事。看守对犯人的态度，照我过去的想象也颇有不同，虽然常能看到厉声叱责的情形，但总是感觉，不那么严肃、凶恶，说话心平气和居多。犯人中虽也有恶形于色的，老是斜眼看我们（特别我还是个女的），但多数人表情呆板、平静、恭顺，看上去完全是一群平平凡凡的人，只是他们身上清一色的黑衣服和统统剃光的脑袋，给人一种略带恐怖的压抑感。
小祥毕竟是老场长的公子，和分场里的干部都很熟，碰上年纪大的就叔叔大爷阿姨婶子的叫一通，碰上年轻些的，便“嘿”的一声，亲热半天，甚至有不少犯人也认识他，见面直打招呼。他完全没有了总支会上的那种局促。然而对年轻姑娘却从不饶舌。在八分场人的观念中，他以总场干部兼领导同志子女的身份，属于斯文的和见过世面的一类，再加上人物颇不丑，看来不大瞧得起分场里那些土气的姑娘们，连他中学的同学，在他面前也多少有些自惭形秽的谦卑。
清河农场的干部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的随处可见，甚至还有不少呼爹喊妈的；后生对前辈不管是否真有亲缘，一般也都称叔道婶，使你竟会情不自禁地以为置身在一个血亲氏族社会的部落中。农场拥有一个子弟中学和十个子弟小学，学生毕了业无处就业，大部分要靠农场自己来消化，久而久之，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一大批“子弟兵”。“子弟”们到了成熟年华，于左右寻偶，内部联姻极普遍，再加上此地有认干亲的习惯，所以搞得人人沾亲带故，处处裙带伦常。如果上级要来了解哪一个人的情况，那就非得先搞清提供情况人的情况，说不定谁和谁就有拐弯抹角的瓜葛。连他们自己都开玩笑说：在清河开大会都用不着喊同志们了，只须喊一声父老兄弟姐妹子侄叔婶舅舅们，就全有了。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八分场三中队有个张玉海，和小祥极熟，论年序小祥该叫他叔叔，可他不让，说既然小祥已经参加了工作，彼此就是同志了，不必拘泥长幼尊卑。听小祥说，张玉海在小祥父亲当政时曾是全国劳改战线的标兵人物，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批臭了，从教导员降到副中队长，可工作照样兢兢业业。白天带队下地出工，别的队长找块阴凉一坐，喝茶看小说，连自行车都叫犯人擦，他呢，守着当标兵那会儿的老规矩，带头领着犯人在地里流汗。晚上回来，又忙着找犯人谈话、研究生产和管教计划，夜里还得查铺。地震后监区的围墙塌了好几处，一天二十四小时，还得参加值岗加哨……劳改单位就是这样儿，工作强度的伸缩性特别大，想干，能累死你，不想干，那可就是个养大爷的地方，特别是那年头，一切都靠自觉。
说到管教干部轮流值岗，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笼罩在全场的那个恐怖气氛。各分场的犯人之间完全是互相隔绝的，不知怎么却有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在各处犯人中同时流传，说唐山的地震不过是一个更大的陆沉式地震的前兆，联想到远古时因大地断层陷落而出世的五百里滇池，似乎唐山一带，不日也会沧海桑田，变成汪洋一片。犯人大都文化不高，孤陋寡闻，以致无知生恐惧，无不谈虎色变。更兼少数反改造尖子有意兴风作浪，惟恐不乱，使得零星犯人越狱事件时有发生。犯人们的心思：跑不出去就得淹在这儿了。
监区围墙多处塌毁，就算有干部轮流值岗，分兵把口，也难顾全万一。值岗本来是警卫部队的事，申请增加警卫兵力的报告早就打上去了，却一直在北京卫戍区和河北省军区之间踢皮球。清河农场的地理位置在河北省宁河县境内，而行政隶属却在北京市辖下，该谁派兵，两家推诿不决。就苦了那些管教干部，搞得终日疲惫不堪，逃狱现象仍然有增无减，甚至犯人的情绪，是否会升级为暴动鼓噪，谁也没把握。
我和张玉海谈过一次话，他对管教工作上这种被动防守的局面颇感焦虑，主张管教干部应更多地深入到犯人中去，掌握思想情况，对症下药，主动控制局面。对管教工作我是门外汉，但听他慢慢道来，也觉得有理，甚至也跟着直着急。
“犯人跑出去，不敢回家，又没经济来源，只有作案，才能生活。现在又地震，北京、天津的人都住在街上，治安部门的担子已经够重了，我们这一关不能再松。”
情辞恳切，令人感动。
张玉海是回民，八分场没有回民灶，吃饭得自己动手，工作一忙他就常常只吃冷馒头了事。他爱人孩子都在保定，是农村户口，孤儿寡母日子也很艰难。虽然八分场家属队很需要劳力，可许多干部的家属都进不来，因为清河农场用的是北京市宣武区的城市户口，一切规矩都随北京，就连当时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禁止居民私养鸡鸭狗兔的通知，这里也尊此不另。领导干部带头开刀，一夜间杀得鸡飞狗跳。至于说此地去京山水之遥，说大多数干部十年也捞不上一次逛京城的机会，那就没人管了。既然这儿的北京户口这么纯粹，这么正牌，牛郎织女问题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下到队里，说是深入，其实对任何事依然无从措手，往队长办公室一坐，人家还得沏茶倒水招待我们，极累赘。在队里待了一天，便觉得有些难堪。到了第二天，因为我住的那个防震棚的地下，越来越明显地往外泛臭气，肖科长便决定放假一天，一方面把那棚子拆了看看，一方面也松弛一下神经。
棚子拆了，地挖开，吓得人头皮直发麻，原来这些天我一直睡在一具死尸上。经人辨认，认出是分场食堂里的一位老职工，地震遇难后就埋在这儿。八分场死的人多，当时都是东一处，西一处匆忙埋了的，没有统一指挥。到底都埋在哪里了，后来谁也说不完整，入土又浅，这几天热气一蒸，尸身腐烂，便开始往上泛臭。因为这件事，分场才下决心专门组织人把几个可能埋过遇难者的地方全部挖开，把找出的尸体装殓好，找适当地方重新深葬了一遍。
放假那天，小祥说要回家看看姥姥，所以早上五点钟就起来帮我拆棚子，等我们把新棚子易地搭好，还不到正午十点钟，他借了辆自行车，急急忙忙地走了。
吃过午饭，肖科长乘了一辆分场的拖拉机，说要回总场汇报工作，我正好也想回去看看工作队的熟人，于是搭车同往。
路上难免是寂寞的，便漫天找话说。扯了会儿闲篇儿，话题突然扯到小祥身上，肖科长问：
“你觉得，这小伙子怎么样？”
匆忙中我一下搞不清他指哪方面，只好笼统地点点头，说：“还行吧。”
“我看你们还挺谈得来。”
我看着那张讳莫如深的脸，揣摩不出他的含意，谨慎答道：“有时候在一块儿随便扯扯，他兴趣很广。”
“噢，”肖科长沉吟片刻，又问：“他是共青团员吧？”
“中学时是团支部书记，现在是总场公安分局的团总支副书记。”
“那他可是你的兵啊，你这个当团委书记的，要站得高些，多在政治上关心他、帮助他。啊，这年轻人还是有前途的。”
真不知道肖科长是什么意思，难道我现在站得低了吗？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团员了吗？小祥抽烟，我不是劝导过他吗；他开会坐不住，我也批评过他，这些你知道吗！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那时候肖科长已经意识到了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那个问题，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言外之意竟然是：男女有别！
到了场部，肖科长汇报去了，工作队的人大都下了分场。我找不到什么熟人，随便盘桓了一会儿，看时间还早，就顺着小河往小祥家这边溜达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