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祥，正因为这种焦虑，我才不能不佩服你。在这从未经历过的震灾面前，我实际上是有意带着一种“拼”的意识去应付各种艰难的，而你却像一个强壮有力的自然之子，处处显得比我们能干，娴熟，也轻松，也从容。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你和几个农场的干部就在公路对面不远的空地上为新来的孔局长搭帐篷，那时我的神经尽管已疲倦得接近麻木，但内心却有种朦朦胧胧的激动，我想，要是真到了什么艰苦岁月，什么生死关头，你这样的准是个英雄！
好不容易散了会，却仍然不能休息。天蒙蒙黑了，按刚才会上的分工，我们分组到附近的几个居民点去查访群众生活情况。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外加一位当地干部，顺着公路往南，查访了一个最近的居民点。这儿住户不多，房子都盖得挺讲究，户与户的间隔很宽敞。农场的那位干部告诉我们，这儿过去是农场头头们的驻地。
这个居民区有一半房子塌了，但没死人，所以人们的情绪较平定。居民们都在自家屋前的安全地带搭起了简陋的棚子，四处飘着袅袅炊烟。
就在那葫芦形的池塘前，我看见了你家的白房子。
你家还没做饭，门前显得有点冷清。你正在全神贯注地捆扎你们那寒酸的棚子——两张单人床一拼，四根竹竿一竖，一方雨布遮天，虽简单，却整齐，看去也舒服。你在世上惟一的亲人，把你拉扯成人相依为命的姥姥，坐在床上，唠唠叨叨地数落着，担心你把那块宝贝雨布勒破。啊，那真是一幅充满人间温情的动人画面，是一首关于慈孝、关于天伦的永恒的歌。你看见我们走来，脸上突然泛起微红，停下手中的活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这些年我想着你，想你的勇敢和热情，和忠厚，和倔强，和粗野，但我更多地想起的，却是你的羞涩，完全属于一个男孩子的绝无脂粉气的羞涩。当你感到不好意思，感到局促的时候，眼神顾盼间会使人人都喜欢你，觉得你单纯无邪。
继平，也许正因为对小祥先入为主的感受，使我对你在头一次和我见面时表现出来的那种矜持、成熟的派头感到不舒服，就连你那外交家似的交际风度，也让人多少觉得做作和酸气。
其实在婚后的那一段时间里，作为一个丈夫，你即使不算模范，也堪称温良。为了让我高兴，你做了许多违反自己性格和习惯的事。譬如因为我不愿在你家兄弟姐妹的嘈杂中过日子，你甚至从舒适、宽敞、处处方便的家里搬出来，和我在那只有十三平米的陋室里委屈了将近两年。我们的悲剧当然不能由你负责，相反，只是因为我——一个幻想太多而又要求太高的女人，总是念念不忘少年时代的旧爱；是因为我，那么草率地结婚，明知不行还要那么做。
可将近三十岁的姑娘不结婚，耳根子就别想清净；要是一辈子独身，人人都会觉得你不正常，不然就是反抗社会！
这趟班车只有三个人，司机、售票员和我。
售票员还是个远远不必为找婆家发愁的小姑娘，路上一边不断哼着些残缺不全的歌子，一边跟司机大声褒贬着昨天电视里的除夕晚会，并且时时用好奇的目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她或许在琢磨我，大年初一不在家待着，跑这儿来干什么？
结婚成家，真的太轻率吗？其实也不。从和继平的第一次见面到结婚，拖了整整一年，那真是苦苦盘算、权衡、犹豫的一年。不管怎么说，继平对我，总是尽量顺从的。也许正如父亲所说：家庭生活是一个很现实很具体的过程，又琐碎、又累人，夫妻百年，找个脾气好的远比找个模样好的重要。
那么是继平的好脾气使我下的决心？
我不否认，促成我下决心的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年学院里分给我们研究所一个去美国进修两年的出国名额，所里决定我去。政审材料刚刚上报，突然传来院人事处的“精神”：为了防止年轻人在国外找……所以对未婚者的出国审批一律慎重。要知道，对于一个专门研究美国文学的人来说，亲身领略一下密西西比河的劲风；亲眼认识一下造就了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和海明威的那块伟大而又复杂的土地，是多么梦寐以求的愿望啊！
于是，就结婚了，且不管未来怎样。
我想，未来是夫妻双方共同创造的，而双方又都是可以改变的。我曾经在我们两人之间做过反复的估量，我自信依靠自己在文化素养上的优势，是能够慢慢包容、影响和改造他的。
于是就结婚了。父亲是赞成这桩婚姻的，可他却警告说：“你不要妄想去改造别人，他在爱你的时候可以听你的话，顺你的意思做人，但实际上一个成年人的本性和气质是多年形成的，没有另外一个长期的或者特殊的环境迫使，是绝难改变的。”父亲是对的！
可是，您当初干吗不拉住我？
售票姑娘沉寂了一会儿，又唱起来：
“为什么你为我饮马整鞍，
为什么你将醇酒奉献，
美丽的姑娘啊，我是个贫穷的流浪汉。”
她很追求抒情，故意唱得缓慢，拖腔拉长。可我的心却跳得像面急促的鼓，差点忍不住掉下泪来。我等她唱完，问：
“你这是……什么歌？”
售票姑娘有点不好意思：“外国歌。”
我问：“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陆小祥的？”
“什么小祥？不认得。”
“他原来就住在总场……”
“不认得，我们家住一分场。”
一分场！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哦，不不，她什么也不知道，那时候她还小呢。
汽车在一个三岔路口缓缓停下来，“总场到了。”售票姑娘提醒我。
从这儿下车，顺着大路，也顺着风，走上十分钟，就能看见场部那扇铁制的大门了。不过用不着从那儿进去，只要从大门左侧沿着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小河逶迤南行，绕过一个漫坡，你就会突然出现在那个布满青萍的幽幽水塘面前了。啊，水塘也一定毫无生气地结了冰，但它仍然会使你一下子想起当年那个疲惫的黄昏。我第一次临近它时，地震引起的水下喷沙搞得满塘混浊不堪，萍叶零乱。小祥家的防震棚还没有完全搭好，侧畔堆放着他姥姥早早为他备下的结婚家具，一切值钱的东西都从那被认为岌岌可危的白房子里搬了出来。双人床、沙发、还有“一头沉”，虽然都是新东西，样式却陈旧，并且带着点俗气。惟独那个三开门的大立柜用料颇讲究，外观也大方，漆工也好，如鹤立鸡群一般，非常惹人注目。就是到今天，拿到北京城里中等以上的人家，担保也是个好东西。难怪老太太要把好大一块在震灾时期极为宝贵的塑料布，另眼相看地蒙在上面呢。怕雨淋着，怕太阳晒。
一家两口，除了小祥那点可怜的工资外，大概还有点微不足道的抚恤金之类。小祥挣了钱就往姥姥手上一交，一年到头，烧柴禾、穿衣服，能自力更生的就绝不花钱。他年纪轻轻，生活能力已锻炼得极强，什么活儿都会干，大家老逗他，说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看着那几件家具，尤其是那个大立柜，谁都清楚，老太太是瘦驴拉硬屎，为外孙子的婚事，恨不得倾家荡产了。
班车开走了。我孤零零地站在路边，茫然四顾。从旷野上吹来的冷风顺着大路由北向南，长啸而过，路边斑驳的枯草无力地抖动着，有几分凄凉。这就是那个三岔路口么？抗震救灾工作队的第一次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往前，延目可及的地方，是那块三角形的草地，到清河的第一天，我还依稀记得，就在那儿过的夜。
啊，我认出了这地方！
那一夜，除了市局孔副局长睡在临时为他赶搭起来的棚子里，其余的人都睡在露天。女同志受到特殊照顾，一个人分配给一辆卡车的驾驶楼，我没去，和男的一样躺在草地上。到晚上小祥又来了，不知从哪儿搜罗了几件雨衣，给我一件，我也不要，他硬给我，我硬不要，就用自己的外衣包住头，找张报纸包住脚，抵抗着漫天盖地的蚊虫和夜里阴凉的露气。
我有意这样自苦，正如黑格尔在论述欧洲中世纪宗教迷狂时说的那样：在痛苦中愈意识到自己所牺牲的东西的价值，便愈感受到把这种牺牲的考验强加给自身时产生的心灵的丰富。当然，我至今也不承认当时常激动我内心的自我牺牲精神与黑格尔所说的宗教迷狂是一回事，但是在吃苦时体会到的心灵上的丰富和快慰，却是那么相同。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我期待着也能成为一个强者。
地震后的清河，是强者的天地。
别的不说，光是蚊子，就够你操心的。清河多水，蚊虫滋生成阵，一到黄昏，这些孽障便气势汹汹地喧嚣起来。晚上在外面开会，非得找张报纸或者档案袋什么的把脚包起来，上面再摇起蒲扇轰赶才行。这儿的蚊子钢牙利嘴，再厚的袜子也是一叮就透，但是裹上一层薄纸，它就没咒念了。
有句顺口溜：“清河农场三件宝，苍蝇蚊子泥沾脚，”言之不虚。比起蚊子，苍蝇更是“成了精”，比北京的明显个儿大，也黑，也不怕人，一看就知道是极野的“品种”。那时候顿顿饭都在露天吃，苍蝇围着你的菜碗直滚团儿，叫人难以下咽。
从第二天开始，工作队分成若干小组，全面投入清河的抗震救灾工作。我的任务是留在场部协助肖科长汇总各组每天报来的情况。小祥呢，真的和另外几个本地干部一道，被派到工作队帮忙。先是帮助组织人在途经农场的津唐公路上加设巡逻岗，防止那些彻夜不停往唐山开的运水车（唐山已断饮水数天）半道被人拦劫，因此总是加夜班。后来他又调到善后组参加造全场遇难人员花名册的工作，每天忙着到各分场去核对人名、数字，只有晚上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他。
大家知道他家境困难，所以常借各种理由留他吃饭（起初工作队吃饭不收钱）。他的饭量虽不大，但无论什么都吃得香，而且从不受苍蝇的干扰，总是一边吃一边用手有节奏地轰赶那些讨厌的家伙，神态之随便，之和谐，仿佛那只在菜碗旁边来回摆动的手，和夹菜的手，和咀嚼的嘴，都是一个自然而完整的“全套动作”。
他也有胃口不好的时候，多半是精神因素所使。小祥，你还记得不记得那次食堂做的鸭血豆腐？按当时当地的标准，堪称色、香、味、形俱佳的好菜了，大家专门给你留了一碗。那天你很晚才从分场回来，步履疲乏，眼神恍惚，脸色特别苍白，大家问你吃了没有，你摇摇头，精神萎靡得不想说话。有人把那碗“血豆腐”端来给你，你没吃，看着它直发愣，突然跑开去，蹲在路边的草地上吐开了，吐了一阵又艰难地喘气。大家围过来，七嘴八舌问你是不是病了，你又摇头，问你是不是太累了，还是摇头。你那天晚上什么也没吃就回家去了。我猜想你一定是中了暑，便向工作队的医生要了点时疫药，天蒙蒙黑的时候到你家来了。你姥姥正躺在棚子里歇着，你一个人临池而坐，在暮色苍茫中，只是一个发呆的剪影。
我站在你背后，问道：“嘿！怎么饭也不吃？”
你回头看见我，站起来，说：“没怎么。”
“没病？”
“没病。”
“闹思想病了？”我用一种老大姐的口气笑了笑。
“不是。”
“那是为什么？”
你低下头，好半天才喃喃说：“今天，我看见刘成德的爸爸了。”
刘成德是一分场的管教干部，三十多岁，人老实，是场里出名的孝子。地震时他没睡在家里，他家的房子塌了，大伙儿帮他把塌房子挖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他的父亲。结果今天清理附近的一条夹道时，从碎砖里把老头儿挖出来了，脑袋砸扁了，眼睛也没了，嘴也没了，眼窝里全是土，土里还往外渗着血和蚂蚁。小祥他们组织一些没找到亲属的人来认，刘成德认了半天才认出是他爸爸。
说到善后组的工作，确是件苦差事，因为强调要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寻找尸体，所以接触哪怕已经腐烂的尸体，也不许带口罩手套，个别晕过去的可以解释为中暑，老是呕吐的，还要从思想意识上挖挖根源泥。也难怪小祥，这本来不是一个十九岁孩子干的“活儿”。
“上星期，我到刘成德家去，他爸爸还给我喝酒呢，老头儿挺好。”
你情绪低沉地说了这一句，便不再说话，我说了好些生硬的大道理，也说了几句关于生死祸福之类的自然规律，想为你宽宽心。你仍旧不说话，从口袋里摸出一根揉得窝窝囊囊的纸烟来，打着火狠狠抽起来。
“你也抽烟？”
“抽着玩。”
“玩这个干什么！”共青团书记的本能，使我下意识地认为年轻人过早抽烟是颓废的表现。
你虽没有说话，却仿佛也显出理亏的样子，抽进嘴里的烟细细地、慢慢地，甚至带着点尴尬地吐出来，好半天不抽第二口。
“祥啊，又抽烟啦？”棚子里，隔着布帘子，你姥姥大声问你，既严厉又慈爱，你这才慌慌张张掐灭了烟，含混地应了一句：
“没。”
你为刘老头儿的死难过，你为其他许多熟人的死难过，我那时批评你脆弱、小资调儿、感情用事，不符合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利于准备打仗，等等，可也许我自己的灵魂深处也还有“性善论”的余毒，就是在一本正经地批评你的时候，也还是觉得你心善可贵。后来我好几天晚上看到你和刘成德坐在一起，老气横秋地长嘘短叹，心里便朦朦胧胧有些感动，可又说不清什么道理。
那天晚上我并没发现你的大立柜不在了，它已经做了刘成德父亲的棺木，埋进了黄土。据说当时刘成德感激涕零，几乎要给你下跪，而你姥姥为这事则差点发作了心脏病，后来你还向人解释说，那并非因为她私心太重，而是早先就有的老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