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关于本轮改革的若干深层问题。但是说句老实话，也不是深层问题，实际上就是想谈谈几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但题目也不好那么叫。
在这个大的题目下，我主要是想谈这么几个问题。
如何看待和把握当前这场改革
第一个大的问题，我们究竟怎么来看待和把握当前这场改革？
其实从前年夏天开始，就是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半年，我就开始讲一个观点：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现在是新的三十年的开端，这个观点我差不多讲了两年的时间了。
什么意思呢？我是说，我们看十八大也好，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好之后的这场改革，可能得有一个最基本的眼光：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现在是新的三十年的开端。
其实，三十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有点神秘的现象。过去我们老的习惯是将六十年作为一个甲子，但是在现实中，你可以发现，其实往往都是三十年一段，三十年一段。包括老话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的也是三十年，而不是六十年。而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怎么走过来的？还真的差不多就是三十年一段三十年一段走过来的。
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8年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文革前17年，文革10年，加起来27年，又将近30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又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个人的看法，这三十年现在也差不多了。现在是一个新的三十年的开端。
所以，看今天这场改革，我们得有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眼光，得放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中去看。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我们过去这三十多年是如何走过来的。
过去这三十多年，我们将它称为改革开放的时期。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一些事情想的有点简单化，当时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没有想到。
这是什么意思呢？各位可以想想，我们说的改革是什么意思，不外乎是说，我们在从某一个起点，走向某一个终点。这个起点就是旧体制，终点就是新体制。所谓改革就是不断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结果会怎么样呢？按照当时的逻辑，我们只能想到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成功，一种就是失败。好像当时也想不出第三种。如果最后我们走到了终点，我们说这个改革成功了。但是如果又回到原来的起点，我们说这个改革失败了。
按照当时的逻辑来说，我们可能只能想到这两种可能性。但是我刚才也说了，这个可能想的有一点简单化了，其实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这是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的。第三种可能的什么呢？就是它走到半道时不走了，它就停在那里了。它没有走到终点，但是也没有回到起点，停在中间不动了。
不但是停在中间那里不动了，而且还将中间的这种状况，按照我们过去的眼光和过去的思路来说，属于一种过渡状态，它将这样一种过渡的状态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是我们过去改革开放之初没有想到的。但是后来发生的，可能恰恰就是这样的情况。
假设这么来说，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我觉得其实可以分为两段了。中间的转折点大约就是在中国加入WTO、体改委取消并入发改委这个时候。当然这只是表面的转折点，实际上在六四之后，这个过程就注定了，只不过实质性的转折点被90年代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给掩盖住了。
前面这十几年的时间，这可以说是真正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最重要的改革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前十几年进行的，包括后来改革的一些最基本的思路，也都是在前十几年形成的。
到了这个转折点之后，大家在实际工作中，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可以感觉到，虽然在有关领导人的讲话中，在有关的文件中，改革这个词还经常在提，但是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
不但是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越来越少，而且如刚才所说的，将这样一种中间的状况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感觉到的，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大家现在经常讲到权钱结合，这是现在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的、哪儿来的？就是这一段的事，这个转折点之后的事。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体制。
它不但是形成了这样一种体制，而且在这样一个体制的背景下，它还形成了一种相当稳定的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了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社会和原来有点不一样了。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初那样一种生机勃勃的局面，各位在广东，大家可能有体会，那样的一种局面越来越难见到了，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沉闷，变得越来越死气沉沉的感觉，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也在不断地增加。
到了这个时候，本来是一件好事，到最后都给你办成了坏事。
比如说中国加入WTO，这应当是中国走向国际市场、国际社会一个很重要的步骤。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加入WTO给中国留下更深远的影响是什么呢？是国企做大做强，说为了参与国际竞争，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是一个国进民退的过程。国进民退从哪儿来的？就是从这个时候来的。
接着是奥运会，奥运会是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举办过的这么大的一个盛会。某种意义上也包括后来上海的世博会，按照官方的想法，本来这也是凝聚民族精神的一个很好机会。但奥运会给中国最后留下的是什么呢？是一天比一天紧的维稳，甚至当时奥运会一些临时措施，后来都变成了一种维稳的体制。
接着又是世界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全面干预经济。我到一些地方去，见到一些政府朋友，他们说，金融危机之前那时候政府还没有这么多事，金融危机之后政府越来越忙，政府全面地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
过去30多年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们看今天这场改革，一定要看到这样的一个背景。今天在座的可能还有一些来自企业界的朋友，更加关心市场中的情况。就是不在企业的朋友，大家也对这个事情很关心。在这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年初，有一位叫吴向宏的评论家写了一篇文章，他讲民营企业为什么越来越难以分享改革的红利。他讲的转折和这个也是一致的。
文章首先说，最近有个民营企业家来找他，跟他说最近的一些投资设想。这个企业家说一个，他就否一个。这个民营企业家就有点不高兴了，他说我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都是这么做过来的，我做得很成功，白手起家，赚了十几个亿。现在我这些项目还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做的，怎么我现在说一个你就说不行呢？
当时吴向宏就跟他说，你过去做得是很成功，但是你所有这些成功的项目都有一个特点，都是通过和政府，尤其是和地方政府的合作，以小搏大，来获得超额利润。过去你是做得很成功，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现在的时代背景变了。
什么地方变了呢？你一定要知道，现在可是一个自信的时代。什么是自信呢？说穿了就是权力集团的日益自信。在过去，在很大程度上，搞市场经济，他们是处于一种不自信的时代。很多事情他们不敢做、不会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办，只能将这些东西外包出去，把自己做不好、做不了，也不敢做的事情外包出去。
外包到什么地方呢？外包到市场当中去。这样就可以理解了，前些年，大家在广东可以更真切地体会到，那时候市场机会为什么那么多，因为权力集团很多东西不敢做、不会做，它将这个东西外包出去。
最需要外包出去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它不敢做的，一个是它不会做的，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前些年为什么市场中机会那么多，还有就是市场中谁得到了这个机会。两部分人得到了这个机会，一部分人是胆大的，说你不敢做我敢做。还有就是有知识、有这方面专门技能的，说你不会做，外包给我，我接过来。
为什么前些年市场当中的机会这么多，为什么这两部分人得到机会，这和这个背景，和当时整个权力集团处于不自信的时代是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你现在一定要明白，现在它可是进入自信的时代了，这就意味着它不需要将这些东西外包出去了，它自己敢做了、会做了。或者自己哪怕做着不方便，但是家人、亲属、朋友可以做了，它不需要将这些东西外包出去了。
这样大家就可以感觉到，这些年在市场里，为什么大家觉得机会少了呢？因为他不需要外包出去了，他自己能做了，说不定做得比你不差，甚至比你还好。为什么你现在这些项目行不通，就是一定要看到这个背后背景的变化。
可见，仅仅从市场、从企业的角度，就可以看到明显的转折。这个转折的背后，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政商关系的一种变化。
九十年代的时候，年龄大一些的朋友可能经常听到这样的段子，说几个企业家或者有钱人在一块吃饭，然后就吹牛，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某某副市长15分钟之内一定会赶到这个饭桌上。有人就说不信，结果一个电话打过去，副市长还真的15分钟之内就赶到这个饭桌上了。
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段子。这表明在这样一个政商的关系中，资本从某种意义上处于强势的地位，那时所谓傍大款，通俗说的就是这个。
但是各位可以想一想，这样的段子现在还能听到吗？可能有年头儿听不到这样的段子了，现在听到的是另外一种段子。比如说中央党校周围有很多高档饭馆，都很贵，万把块钱是常事。官员在里面请客，但是我们知道官员是不会买单的，买单的是谁呢？还得是企业的人。但是这个时候，你都不用说15分钟市长赶到饭桌上，现在你连饭桌上都上不去，只能在饭馆外面的车上等着。官员在里面请客，什么时候吃完了，一个电话你上来买单就是了。现在可以听到这样的段子，意思是说你从里面可以感受到政商关系的变化。
因此，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其实是可以分为这样的两段。为什么我首先要讲这个呢？我的意思是说，明确了这一点，对于看清现在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时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了。
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就处于两个三十年之交的阶段。前面是未来的30年，后面是过去的30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召开的？就是在这两个三十年之交这样的一个重要时刻召开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就意味着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候，它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打破过去这十几年所形成的这样一种僵局，将社会的变革继续向前推进。
虽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打破僵局之后，未来三十年的路将会怎么走。未来的三十年将会是什么样的，我现在说不清楚。谁能够说清楚未来三十年？我觉得也只有算命先生。但是我至少知道一点，如果这个僵局不被打破的话会是什么样子，你在那儿根本就动弹不了。
前面就象是一堵墙一样，这堵墙已经形成了相当稳定的利益格局，甚至是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大家可以很明显感觉到，社会是处于动弹不了的情况，向前进不了，往后也退不了，就固化停在那里，这是过去十几年最典型的状态。
现在这场改革，意味着打破过去十几年形成的僵局。但是刚才也说了，打破僵局之后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但是我知道，如果不打破僵局，后面所有的一切都谈不上。
所以，今年春节我就在说一句话，我说现在历史开始了。前面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已经没有历史，就停在那里不动了，但是现在不管怎么说，这个僵局在开始打破，历史开始了。
打个比方，过去那段时间，就像一辆车坏在哪里，动也动不了。现在鼓捣鼓捣，好像能动了。但如果动了，是往前走还是往后倒，就是一个问题了。但不管怎么说，先得鼓捣能动了啊。但是打破这个僵局之后，路将会怎么走，我没有说。
这是我个人看待这场改革的一些想法，供各位参考。这也是我今天想谈的第一个大的问题。
反腐败需要从为改革破局转向对权贵恶政的系统清理
第二个方面的大问题，我想谈谈究竟如何看待现在这场改革的进程。
回顾了过去这30多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可以让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这次改革和上一轮改革是不一样的。上一轮改革是面对着一个东西，就是那场改革之前三十年的时间里形成的一套旧体制，就是起点之前这一段的旧体制。
这个旧体制的突出特征是什么？可以说就是权力的总体性、权力压倒一切的地位、权力无所不在的作用。将我们过去的体制简单概括为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不对的，这个体制的特征就是权力无所不在、权力控制一切，所以我把它称为总体性社会。那一轮改革面对的就是这个旧体制，并且首先从计划经济这个地方打开缺口。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一轮改革面对的是这一个东西。
但是这一轮改革不一样，这一轮改革面对着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前三十年形成的旧体制，那个旧体制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当中并没有真正得到破除，或者说它最核心的东西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破除。虽然从计划经济这一块上撕开了一个口子，但是它最核心的全能性、总体性的权力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在80年代的时候，似乎对这个权力有所触动，但这种努力最终失败了。90年代初中期市场化的进程似乎在削弱这种权力，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为这种权力增添了新的机制。
但是如果这一轮改革就是面对这个，和上一轮的改革没有什么差别，只能看做是对上一轮改革的继承和深化。实际上，这一轮改革还面对一个新东西，就是过去20年间形成的新弊端。这个新的弊端，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破除上一轮改革前三十年旧体制过程中形成的，但是和旧体制又不完全一样，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又不完全一样。
这一轮改革面对是这两个东西。概括来说，这一轮改革同时面对着一个旧体制、一个新弊端。简单一点说，旧体制的特点是极权，而新弊端的特点是权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