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大觉醒运动时期，加尔文教的神学家爱德华兹就开始将自然中的万物视为上帝精神的象征，将自然界的美丽风光看作是上帝的荣光在尘世的反映。在《个人自述》中，爱德华兹记述了自己多次在自然的怀抱中沉思冥想的经历。而爱默生在他的《论自然》一书中也有着类似的记述，在《自然》一章里他描述了自己在寂静的林中抛却了一切尘世的杂念，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与宇宙精神融为一体的神秘体验。尽管在热爱自然、歌颂自然方面爱默生只是继承了由来已久的浪漫主义传统，其并非爱默生独家首创，但是将自然与宇宙精神或上帝合而为一，视作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却是爱德华兹与早期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们所没有做到的。虽然同样沉醉于自然的美景之中，但爱德华兹认为“自然界只是上帝的影子或映象”，而华兹华斯的泛神论观点则更与爱默生的统一的宇宙精神相去甚远。在这一点上，爱默生的思想其实是受惠于英国作家卡莱尔的。正是在卡莱尔《成衣匠的改制》一书的巨大影响之下，爱默生文中的自然才成了“上帝的外衣”，或是“上帝的化生”。
由于深受康德时空观的影响，即认为时间和空间没有物质性而只是感性的先天直观形式或“先验的观念”，卡莱尔便认为人类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和未来，现在即是永恒。他在《成衣匠的改制》一书中写道：“昨日的幕帘已经拉下，明日的幕帘已经卷起，但昨日和明日都是现在。看破时间的幻相，我们就能洞见永恒。”而时空物质性的消解使得一切的俗套定论、成规陋习在作家眼里都失去了意义。在书中他宣布道：“哲学的使命就是不停地与传统习俗抗争。”这充分表明他与传统习俗抗争到底的决心。而另一方面，由于深受德国超验主义文学尤其是歌德文学思想的影响，卡莱尔认为物质的宇宙是精神的外衣，而人本身亦是精神的外在形式。在《成衣匠的改制》中他写道：“每一颗星星里，每一片草叶上，每一个生灵中，都有上帝的精神在闪耀。”卡莱尔认为对于人类来说，“理想存在于你自身而障碍也来自于自身”，人类应该撇开一切习俗的影响，开启自我的性灵；同时观照《自然》这本“用神灵的象形文字写成的圣书”，发现存在于自身和自然界的神性，把握生命中的永恒。歌颂现在、歌颂当前正是爱默生创作《论自然》的主旨之一。在序言中，他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反对蹈常袭故，步人后尘的态度，他大声疾呼：“我们何必要在毫无生气的历史废墟中摸索，让当代人穿着褪色过时的服装去出丑呢？ 今天的太阳也在闪耀。这里的地里有更多的羊毛和亚麻。这里有新的土地，新的人，新的思想，我们要求有我们自己的作品，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宗教。”爱默生坚信对于当前的世界来说“我们没有任何问题是不能被解答的，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是对其询问的形象的回答”。
爱默生对永恒现在的坚定信念同样源于他对于人与自然内在神性的信仰。在《论自然》的第六章“精神”中爱默生透彻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指出宇宙间充斥着一种伟大的精神，“圣灵”，这种精神并不是在我们的周围建立了一个自然，而是让自然渗入到我们的生命中，就象树的生命通过其枝叶上的毛孔长出新的枝叶。就象一个植物生长在泥土上一样，人立足于上帝的心中。而世界和人类一样，都起源于精神。世界是上帝在没有意识的事物上的投影。这样，在发现了神性所在以及生命的秘密之后，也就找到了那能够开启永恒之宫殿的金钥匙。通过直觉顿悟或通过接触发源于“超灵“并体现在自然中的真善美三位一体而获得灵魂的净化，充分实现人类潜在的神性，从而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
三、柯勒律治的影响
如果说卡莱尔对爱默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后者对永恒现在的热情讴歌上，对自然和人类的神性的高度颂扬上，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人类自立精神的大力推崇上，那么真正为提倡精神自立提供哲学依据的则是柯勒律治，后者为介绍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核心思想曾撰写《宗教沉思》一书。该书最初的创作目的是想借助德国先验主义哲学思想来给在现代科学冲击下无以自立的宗教划下一份“保留地盘”。在该书中，柯勒律治引入了一系列诸如知性与理性，意志与自由，道德与审慎之类的概念，借以解释基督教理论中一些自相矛盾或与科学理论相悖的教义。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柯勒律治对知性和理性这组概念的分析和介绍。在作家看来，理性是人的一种直觉能力，它是洞察存在于人内心的道德律和存在于外部世界的道德律的唯一途径；而知性则指的是人的感知能力，这种能力极为有限，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因此对于属于理性理解范畴的基督教义或教理，如果用知性的理解方式来分析就会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尽管柯勒律治引入此概念的初衷是为了极力维护当时倍受冲击的宗教信仰，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他对这些超验主义概念的宣传，对人类理性能力的神化，无疑对人类摆脱外在的宗教束缚，张扬个性，发展自立精神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除了介绍知性和理性这组概念，柯勒律治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他将理性与精神统一起来，并在二者的统一中去寻求人类的解救之道。这一做法无疑对形成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产生了重大而直接的影响。
柯勒律治在《宗教沉思录》中这样说道：“一旦个人的意志臣归于光明之使——理性，这个特定的意志就变成了理性的意志，而这个人也就获得了新生，理性成了新生者的精神。通过精神，此人就能够与圣灵进行生动活泼的交流。而从中就蕴藏了神秘的救赎之道，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已成为可能。”如果说这段话的基本思想是源之于康德的关于意志和理性关系的哲学思想，即一旦意志服从理性，服从了内在的道德律，人通过自律便可超越于他律的自然之上，成为自由王国的有道德的人，那么精神、圣灵和救赎诸概念的引入，以及精神与理性的被统一则是对康德哲学思想进行了“改头换面”，从而使其变成了捍卫宗教思想的最强有力的理论武器。而一旦将这种理性，这种精神，这种直觉能力与卡莱尔所宣扬的无所不在的神性统一起来，爱默生的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思想所独具的特色也就开始成型了。
四、思想成型
结合上述爱默生《论自然》一文的创作背景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出，虽然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思想与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但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改变，人们在诠释德国这一古典哲学思想的同时，往往糅入富有时代气息的新鲜思想，从而使其更好地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虽然同样相信神明，崇尚理性，但是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思想以一种入世的姿态，吹响了回归自然，回归自我的号角。
尽管爱默生在《论自然》一书中大力颂扬自然，张扬人性，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其中神性的信仰的基础上的。在爱默生的眼中，一切自然事物都是上帝精神的象征，美丽的自然界是人类与上帝沟通的必经中介。人类最高的道德愿望便是通过自然达到与神性相统一的境界。而在康德的哲学思想里上帝的存在只是一个公设，设想他的存在只是为了使道德律令得到更为有效的执行。对于康德来说，对上帝的信仰是建筑在道德意识的基础上的，而不是道德律令建筑在信仰上帝的基础上。如果说爱默生试图用内心信仰代替外界教会，康德则用理性代替了上帝，用道德律令代替了十戒，用理性的世界代替了天国。基于对人类道德潜能的坚定信仰，康德将最高权威赋予人类的理性，而非任何外在的神性。在康德看来，人既是自然的存在又是超自然的存在，而这种超自然的属性不是上帝的神性，而是人的理性，“人通过知性为自然立法，通过理性为自身立法”。究其根本，二者在对自然、人、神的实质意义的理解上，以及对其相互关系的看法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若按照康德的宗教信仰历史主义划分法，二者之间的根本性区别应该在于二者的信仰阶段不同，当康德已进入纯理性信仰阶段时，爱默生却还处在由“神灵供奉”向理性信仰过渡的阶段，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在《论自然》一文中，“理性”一词与“神性”一词的同时出现，以及二者之间含糊的差别。从主观方面来看，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出生于牧师世家，自己也有过多年布道经历的爱默生从未放弃过他的宗教信仰，虽然这一直以追求内心光明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另一方面，考虑到当时特定的历史与文化环境，在有着深厚清教渊源的新英格兰，宣扬内在的神性显然比宣扬纯理性的宗教更符合新大陆居民的清教思维习惯，因而更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同时，面对新大陆民族精神的日益高涨，赋予自然以神性，赋予现实以永恒的做法，正适应了张扬民族精神、弘扬爱国热情这一时势需要。因此，卡莱尔与柯尔律治对于康德唯心主义哲学的具有时代感的诠释对新英格兰超验主义的形成起到了春风化雨的关键性作用。然而，不管是主张信仰内在神性，还是信仰理性，二者都是在为人们解放自我，发挥主观能动性，最终实现理想王国而指明方向。正如德里达在《语法学》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真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上帝，或其代替者，自然，理性，以及自我等。而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真理，一经掌握就会化为力量，成为人们改造世界，改造历史的武器。这正是不断前进着的历史车轮在反复吟唱着的一支亘古不变的主题曲。
§§§第四节 不同语境下对《论自然》的主题解读
在《自然》中，爱默生提出一个关于整个宇宙的概念，包括它的起源、现状和终极。他把自然看作物质的来源、审美的对象，提出或许有一天人们能够通过科学的指引，解开自然这个巨大的谜，能够驾驭自然的王国。《自然》于 1836 年出版，它如一缕清风吹遍美国思想界，把人的精神从旧思想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引入一个崭新的境界。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爱默生的评价摇摆不定。曾被视为十九世纪美国文坛孤独的守望者的爱默生，随着梭罗、麦尔维尔、惠特曼等作家文学地位的提高，他的声誉已大不如前。爱默生在世的时候就有评论家称他为“危险的激进分子”，可又有人对他心悦诚服推崇备至。爱默生对此颇为超然，在他看来，作者以一种不可改变的、神秘的方式“选择”他的读者，就象加尔文教的上帝选择被救的人群一样。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则认为爱默生给他同时代的年轻人“带来了生命”。
爱默生已离去一百多年，他的“人驾驭自然的王国”究竟是“激进”的理想，还是过时的论调？ 在新的世纪我们应如何解读爱默生的思想？ 本节试图探索文学文本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存在，试图从写作的语境、接受的语境、批评的语境三个层面来阐释爱默生的《自然》一书。
一、写作的语境
在爱默生所处的年代，统治新英格兰将近二百年的清教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它的影响却仍然盘根错结。清教徒认为，自然的主要功能就是满足人类的需求。在极端的情况下，自然被看作是魔鬼威胁、肉欲以及必须被有力抑制的动物本能的来源。其实不仅仅是清教，整个基督教在传统上也是反自然的，它把人类关于自然的概念简化到一种机械的人工装置状态。这种情况最早可能表达在《创世纪》关于天地创造的描述中：一个超然的神奇力量竟然在真空之外创造了一个完整的物质世界。一切都是按照完全理性的设计形成的。当其停止为其造物主的目的服务时，一切便都毁灭了。基督教从自然身上剥去了所有精神特质，并且严格地使它与人类的感情保持距离。
唯一神教以冷静的理性态度进行宗教改良，他们信仰“上帝的父性；人的兄弟关系；耶稣的领导地位；人因品质而得拯救；人类永远向前进步。”这虽使人们免于痛苦的自省，使人们不再为未来的天罚和地狱之火而困扰，但唯一神教派渐行渐远的理性又冷得像具死尸，这与人性的发展以及正在开始的工业革命不相协调，成为时代前进的阻力。人们不想继续接受一个强加于他们的上帝，他们不再把现世看作来世的准备，现世对他们来说即使不是一切，也无疑比来世重要得多。人们渴望新思想的萌生。对每个时代的思想家来讲，他们的天职似乎就是为自己的时代寻找可以解除痛苦的良药。就爱默生的情况而言，这良药就是超验主义的“作为个人的人的无限性”（ The infinitude of the private man） ，它的成份有康德的先验主义，柏拉图的理念，以及大量带有非理性色彩的人文主义。爱默生认为，加尔文教也许能够起到投合和安抚教徒心理的作用，然而它对世界的虚假解释和它那“戏剧性或隐喻式的风格”只会妨碍人们接受真理，接受“赤裸裸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