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条件是司马迁的禀赋。司马迁具有作为历史学家的重要禀赋，就是习惯走出去，进行实地考察、田野调查，通过访谈记录老年人的口述历史，通过实证取得第一手资料和找到感觉。二十岁左右，他走了长江中下游和鲁豫等地。在淮阴，他搜集到韩信早年的生活故事。在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在山东曲阜，观察了儒家的礼器文物。在徐州（即项羽定都的彭城，北有丰沛，东有邳县），考察了楚汉相争的古战场，及那一代历史要人如刘邦、萧何、曹参、周勃、樊哙、张良等人的故里或行踪。这次漫游的收获，对他后来写《高祖本纪》《孔子世家》《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屈原贾生列传》《绛侯周勃世家》《樊郦滕灌列传》《淮阴侯列传》等，以及描述楚汉相争的社会、地理态势，有很大帮助。
《史记》各篇结尾的“太史公曰”，也就是该篇的后记。《樊郦滕灌列传》的后记这样写道：
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大意说，我到丰沛访问遗老，问到汉初名人往日行为，所听到的可真是特别得很。我和那些遗老广泛交往，他们跟我谈到高祖功臣的兴起情形，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些。可见《史记》中出自口述历史的篇幅，真有不少。
三十岁以后，司马迁父子曾随汉武帝出巡郡县，并“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今西昌）、笮（读作，今汉源）、昆明”（《太史公自序》），这次远游又作了许多实地考察，为他后来写《西南夷传》《货殖列传》奠定了基础。此后，司马迁又随汉武帝东巡海上，封禅泰山，沿海北上至碣石、至九原郡（内蒙古五原），绕了一个大圈，最后回到甘泉。司马迁是典型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史记》不是关着门“天下文章一大抄”，而是司马迁用两条腿走出来的。
第三个条件是司马迁的孤愤。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即司马迁任太史令，撰写《史记》十年时，撞了一件大祸，正所谓“是非只为多开口”，遭了奇耻大辱。这件事被详细披露于回任少卿的一篇长信中。《报任少卿书》作于汉武帝太始四年（前93），任安字少卿，荥阳人，适因事下狱，审判结果在不测之中。任少卿下狱前，司马迁任中书谒者令，掌“领赞尚书，出入奏事”，职属宫廷机要。任少卿写信要他“推贤进士”，司马迁数年前因李陵事下狱，受过宫刑，悲愤填膺，自以为不配做这件事，何况在他蒙冤受屈的时候，有谁替他讲过一句话呢？司马迁很久没有回他的信。而现在任少卿命运未卜，《史记》刚好也写成了，司马迁觉得再不回信，或将失去表白的机会，这才慷慨陈词，一吐为快。
这篇书信的内容，清孙执升概括为“却少卿推贤进士之教，序自己著书垂世之意”（《评注昭明文选》引），是很精要的。而包世臣认为：“窃谓‘推贤荐（进）士’，非少卿来书中本语，史公讳言少卿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而以少卿为天下豪俊以表其冤。中间述李陵事者，明与陵非素相善，尚力为引救，况少卿有许死之谊乎。实缘自被刑后，所以不死者，以《史记》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为少卿死，而《史记》必不能为少卿废也。结以‘死日是非乃定’，则史公与少卿所共者，以广少卿而释其私憾。是故文澜虽壮，而滴水归源，一线相生，字字皆有归著也。”（《安吴四种》）虽不必是，也可参考。
这封信先抒发内心的羞愤：
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俊哉！
接着，司马迁自叙遭遇李陵之祸的始末：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趋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壹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沬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圉之中，谁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耶？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都尉李陵兵败投降匈奴，这是一个突发事件，汉武帝没有思想准备，为此情绪很坏。司马迁与李陵并无私交，但对这个人的看法很好。一是人品好，“有国士之风”。二是战功卓著，以五千兵杀敌上万，这与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贰师将军李广利杀敌万人而损兵两万形成鲜明对照；且李陵之败，亦为李广利所误。三是料定其心不降匈奴，一定会归汉，将功赎罪。这些看法，即使在写《报任少卿书》时，也没有丝毫改变，确实是司马迁根深蒂固的想法。司马迁本来应该和别人一样，把这个想法深埋心底，以免引火烧身。可巧汉武帝偏偏在这时召他谈话，司马迁“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没想到后果十分严重，司马迁被认为是别有用心——中伤李广利而为李陵游说。而后被隔离审查，罪名为诬上即欺君，被判死罪。汉代有纳钱谷可以赎罪之例，申请宫刑也可以免死。司马迁受处分，“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最后，汉武帝“族李陵母妻子”，断李陵赎罪之路。司马迁被执行宫刑，这年他四十八岁。
本来，司马迁认为一个人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在受刑之前就该“引决自裁”，不该苟且偷生，自取其辱。他的性情本来是刚烈的，为什么又不能去死呢？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报任少卿书》）
司马迁放不下《史记》这本书的写作，放不下他对父亲作的保证，放不下他作为一个史官和史官的后代所承担的使命，所以他只能咬紧牙根承受下来，肉体上的痛苦固然为常人难以想象，而精神上的痛苦更难忍耐。他做着噩梦，从心理上一直不能接受已经受到宫刑的这个事实。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少卿书》）
西方有一种说法，一个阉人不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司马迁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反例，表明写作的最大动力是孤愤，而不是荷尔蒙。他说：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脩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报任少卿书》）
总之，遭遇李陵之祸这件事，对司马迁的《史记》写作有重大影响。
鲁迅不但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且说他是“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史记》的写作充满激情，充满孤愤，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对被屈辱被迫害的人充满同情，其写作态度是冷峻的。
假若没有李陵之祸这件事，《史记》会不会还是今天这个样子，那就很难说了。
有人说，《史记》是“伤痕”文学，一点不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