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李政道的论语
杨振宁简介：杨振宁，1922年生，祖籍安徽合肥。美籍华裔物理学家。1938年考取西南联合大学。1942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1944年考取留美公费生。194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48年至1965年，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1956年与李政道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一起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71年夏首次回到中国，是最早访问新中国的美籍华人科学家。1977年出任全美华人协会首任会长。长期致力于促进中国的科学、教育工作和中美学术交流。1983年后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聘为名誉教授，担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著有《三十五年心路》、《杨振宁论文选集1945—1980》、《读书教学四十年》、《杨振宁演讲集》、《杨振宁文集》（上、下）、《中国文化与科学》等。
李政道简介：李政道，1926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苏州。美籍华裔物理学家。1943年考取浙江大学，1944年转入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赴美留学，1950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51年至1953年，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工作。1956年与杨振宁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一起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72年首次回中国访问，开始致力于促进中国的科学、教育工作和中美学术交流。帮助建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创办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等多个学术组织，并建议设立博士后制度和完善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等。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聘为名誉教授。著有《绿色战略》、《场论与粒子物理学》、《李政道讲义：统计力学》、《李政道文录》、《科学与艺术》（与杨振宁合著）等。
内容提要
（一）
杨振宁：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任何有血有肉的中国人都会了解这句话的历史性的意义。（1976年1月18日）父亲的一位老同学、老同事来信说，“解放以后20多年来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时我们青年梦寐以求的这个新中国实现了”。我想新中国的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事实以及它对于世界前途的意义正是父亲要求我们清楚地掌握的。（1973年5月15日）
1971年8月16日，在我离开上海回美国前夕，上海市领导人请我吃饭。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给我，是邓稼先写的，说他已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的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此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1993年）
访问过中国的人几乎都认为，了解新中国是激动人心的经历。前往访问的人会发现，她是最简单而又是最复杂，最年轻而又是最古老的国家。（1972年2月21日）20世纪50年代杜勒斯坚信，共产主义在中国是短暂的。结果证明，此话错得多么彻底。（1972年2月21日）
李政道：我们应该对祖国表示感谢，因为祖国今天的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使炎黄子孙都能抬起头来了。（1984年10月2日）
杨振宁：今天，中国人站起来了。这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可能是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巨大转变。（1993年）
（二）
杨振宁：毛泽东把一个山穷水尽丧失了自尊心的国家变成今日的自足自信、有理想的、前途光明的新中国，这是怎样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1976年9月19日）从毛主席的选集和他的诗篇中便可以看出，新中国的诞生与成长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是他旦夕不忘的。1963年1月他写了一首题为《和郭沫若同志》的词，里面有这样的词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1972年2月21日）我很喜欢毛主席的诗
词。最喜欢的两句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两句诗最能代表新中国的精神了。（1973年7月17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产生了新的精神面貌，在第三世界产生了新的世界观，在发达国家里产生了对人的价值观念的重新估定。（1976年9月19日）
李政道：这几天读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感到道理跟自然科学是一样的。要懂得细致必须下工夫，大致懂一点并不难。（1972年10月14日）
杨振宁：周总理的伟大就在他的无私的、坚强的、始终不渝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周恩来一生的历史，就是新中国的孕育的历史，就是新中国的诞生的历史，就是新中国的成长的历史。他是中国人民的英雄。他的精神将滋长在一个伟大的民族的精神里面，是这个民族的永恒的榜样。（1976年1月18日）
李政道：小平先生对中国的贡献，对全人类的贡献，都是非常伟大的。最使我佩服的，是他眼光很远大，非常广阔。他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谦虚而又果断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7年）小平先生是处处从基础着手，面向全局，一方面注意基础，一方面注意人才，注重全局性的发展，这是了不起的。（1997年）
（三）
杨振宁：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世界最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一，是世界唯一的在同一地区从古时候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有非常良好的部分，要去发扬，去保护，去利用。（1988年9月9日）中国知识分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是中国传统里面一个良好的部分。（1983年3月12日）古代许多重要的发明都起源于中国，这是人所共知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极力推崇这些重大发明的不是别人，正是欧洲近代科学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培根。（1993年4月27日）市场经济发展给社会一些冲击，这些冲击所带来的问题，儒家传统中优秀的部分是可以帮助解决的。它可以对市场经济极端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拨。（1993年）
李政道：一个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也是不会有前途的。（1988年11月4日）要吸引人回来，不拿民族的精神、团结的力量和理想的话是做不到的。（1985年7月16日）我一辈子做事做人，以杜甫“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两句诗为准则。这两句诗道出了一个科学家工作的真正精神。（2006年11
月25日）
杨振宁：长城象征着中国的历史。它象征着历史上中国统一的观念。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合则兴，分则衰。（20世纪70年代）台湾和中国大陆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在未来的极度竞争性的世局里面，台湾不可能不和大陆有共同的命运。我们呼吁台湾省的每一个人，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子孙的长远利益，都能掌握住历史的动态和他们自己对历史的责任而为统一工作作出贡献。（1979年1月30日）
杨振宁：有一天父亲给致礼（指杨振宁夫人——编者注）写了两句话：“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今天的年轻人恐怕会觉得这两句话有一点封建味道，可是我以为封建时代的思想虽然有许多是要不得的，但也有许多是有永久价值的。（1997年）我父亲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20世纪80年代）1972年夏天第二次访问中国时，我已经拿定主意，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1982年）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
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1995年1月28日）
（四）
杨振宁：我父亲发现我在数学方面有一些天才。他决定请一个人来给我补习，但不是补习数学，而是给我讲习《孟子》。现在想起，这是我父亲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父亲发现自己的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才能时，最容易发生的事情，是极力把孩子朝这个方向推。但当时我的父亲没有这样做。他却要我补习《孟子》，使我学到了许多历史知识，是教科书上没有的。这对我有很大意义。（1995年7月18日）
中国现在的教学方法，同我在西南联大时仍是一样的，是一种“填鸭式”的学习方法。我到北大、清华去，他们告诉我，物理课本有四大厚本，学生喘不过气来。一个喘不过气的学生，今后不可能做得很好。他必须是一个活生生的学生，将来才行。（1995年7月18日）怎样改进传统的教育方法呢？这涉及整个社会风气，因而是件困难的事。这件事如果做成功，也是一种革命。这是个比在一门学问里面创造新的学问还要难得多的事。（1984年1月21日）
李政道：我认为尽管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候都不可能全面，要求一个人非常全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大学一进校就分专业，我对此持保留意见。因为这不利于年轻人创新。（2001年10月31日）
杨振宁：随时尽量把自己的知识面扩大一些，“开卷有益”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1982年6月20日）20世纪的科学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进步，而且科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开拓新领域，所以没有什么人能什么都懂。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有几种不同的选择。你可以说要倾全力于某个狭窄的领域，因为想要什么都懂是不可能的。但你也可能持另外一种不同的看法，要扩大知识面，有广泛的兴趣。我认为后者一般来说更容易成功。（1983年2月19日）
学一个东西不只是要学到一些知识，学到一些技术上面的特别的方法，而是更要对它的意义有一些了解，有一些欣赏。（1982年10月）做研究工作到最后必须要做自己有所创建的东西，不是在那儿跟着别人跑。老跟人跑的研究工作，不大可能是有真正重要的建树的。（1982年6月20日）
李政道：诺贝尔奖不是目的，科学本身才是目的。（2001年10月31日）
论语正文
（一）
1949年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说：“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任何有血有肉的中国人都会了解这句话的历史性的意义。
——《杨振宁文集》（上）第21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
父亲在他的一生77年的时间里，历史有了惊天动地的演变。昨天（指1973年5月14日——编者注）收到他一位老同学，又是老同事的信，上面说，“在青年时代，我们都向往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解放以后20多年来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当时我们青年梦寐以求的这个新中国实现了”。我想新中国的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事实以及它对于世界前途的意义正是父亲要求我们清楚地掌握的。
——杨振宁在父亲杨武之追悼会上的讲话（1973年5月15日），《杨振宁文集》（上）第209页
1971年夏天，美国跟中国冻结了多年的外交关系开始有一点解冻的迹象。我于7月间去中国访问了1个多月。中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个人情感上的感受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描述的。
——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1983年），《杨振宁文集》（上）第451、452页
1971年8月16日，在我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上海市领导人在上海大厦请我吃饭。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给我，是（邓）稼先写的，说他已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的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此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杨振宁《邓稼先》（1993年），《杨振宁文集》（下）第80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
在1948、1949年时，中国根本不知何处有铀矿，更不用谈开采了，但到了1964年，他们不仅试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八个月后，又试爆了氢弹。这足以说明他们培养了千千万万的科学家，所以中华民族与中国传统，在有组织的情况下，从科技上进军，是完全可以跟西方社会抗衡的，西方人也很清楚这一点。
——杨振宁与陈省身、李政道、李远哲在清华（台湾新竹）论学（1992年），《杨振宁文集》（下）第766页
访问过中国的人几乎都认为，了解新中国是激动人心的经历。我毫不怀疑，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他们的随行人员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受。中国仍然贫穷，缺乏物质财富，工业技术也十分落后。但前往访问的人将为其精神所感动。他们会发现，她是最简单、而又是最复杂，最年青、而又是最古老的国家。……对于中国的新精神便会产生尊重、同情和佩服之情。
——杨振宁《戴高乐式的访问》（1972年），《杨振宁文集》（上）第198页
20世纪50年代杜勒斯坚信，共产主义在中国是短暂的。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说：“我们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盟友，为了中国人民，应促成它的消亡。”结果证明，此话错得多么彻底。
——杨振宁《戴高乐式的访问》（1972年），《杨振宁文集》（上）第197页
我们应该对祖国表示感谢，因为祖国今天的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使炎黄子孙都能抬起头来了。
——李政道在邓小平接见参加国庆活动的华人科学家时的谈话（1984年10月2日）
中国这15年来通过改革开放，人民的生活都提高了，不只是在大城市里，在乡村里人民的生活也提高了，这是所有到中国去看过的人都同意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不愿意动乱得太厉害。……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对于中国最有好处。
——杨振宁接受香港电台记者访问时的谈话（1995年），《杨振宁文集》（下）第811—812页
一百年以前，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时代，恐怕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那是任人宰割的时代，是有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时代。今天，一个世纪以后，中国人站起来了。这是千千万万人努力的结果，是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创造出来的，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可能是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巨大转变。
——杨振宁《邓稼先》（1993年），《杨振宁文集》（下）第797页
今天的中国，在21世纪是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旧邦中生长出来的新的国家。对于21世纪的世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杨振宁：八十回首人生路》（2001年），中小学教育资源网
（二）
毛泽东主席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的领导，他对世界人民的思想意识的启示，是史无前例的伟大的贡献！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巨人！
——杨振宁《人类历史的一位巨人——在纽约追悼大会上的讲话》（1976年9月19日）
把一个山穷水尽丧失了自尊心的国家变成今日的自足自信、有理想的、前途光明的新中国，这是怎样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艰难的道路上，带路的是毛主席；在巨大的牺牲中，带路的是毛主席；在取得辉煌的成果的每一个过程中，带路的是毛主席。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是中国的明灯，是中国的舵手。
——杨振宁《人类历史的一位巨人——在纽约追悼大会上的讲话》（1976年9月19日）
从毛主席的选集和他的诗篇中便可以看出，新中国的诞生与成长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是他旦夕不忘的。1963年1月他写了一首题为《和郭沫若同志》的词，里面有这样的词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杨振宁《戴高乐式的访问》（1972年），《杨振宁文集》（上）第197页
我读了（毛）主席的《长征》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特别是“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我很想去看看。我很喜欢毛主席的诗词。原来觉得中国的古诗好，也很喜欢，但觉得过于悲观了。（毛）主席的诗很好懂……我最喜欢的两句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第一次访问后，回美国去讲演，有一千多人听。最后我说，这两句诗最能代表新中国的精神了。
——杨振宁在毛泽东接见时的谈话（1973年7月17日）
要详细懂得自然科学比较困难，但一般的还是可以懂的。这几天读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感到道理跟自然科学是一样的。要懂得细致必须下工夫，大致懂一点并不难。
——李政道在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时的谈话（1972年10月14日）
我们看毛主席自己怎样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受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产生了新的精神面貌，在第三世界产生了新的世界观，在发达国家里产生了对人的价值观念的重新估定。
——杨振宁《人类历史的一位巨人——在纽约追悼大会上的讲话》（1976年9月19日）
周总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担任总理的职位，共计26年。在这26年之间，他不但领导了中国政府的行政，而且在国际外交上做了许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工作。我们在这里只简要地提到两点：第一是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他所提出的国际外交五原则的基本观念；第二是近年来周总理在毛主席指导下所坚持的反对国际霸权的观念。我们毫无疑问地相信这两项基本观念在未来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会被更多的国家所采用，因为它们是符合正义的，因为它们是符合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
——杨振宁《哀悼周恩来总理》（1976年），《杨振宁文集》（上）第218页
我们相信周总理的伟大就在他的无私的、坚强的、始终不渝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周恩来贡献了他的一生，无私地为人民服务。我们可以说，这一个伟人的一生的历史，就是新中国的孕育的历史，就是新中国的诞生的历史，就是新中国的成长的历史。他是中国人民的英雄。他的精神将滋长在一个伟大的民族的精神里面，是这个民族的永恒的榜样。
——杨振宁《哀悼周恩来总理》（1976年），《杨振宁文集》（上）第217、219页
邓小平是20世纪世界各国领袖中数一数二的真正伟人。1973年7月18日周恩来总理介绍我见邓小平先生，至今已23年。这23年间邓小平先生神奇地改造了20世纪的历史。邓小平以扭转乾坤的魄力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解放了12亿人民的生产力，创建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来。
——杨振宁，《人民日报》（1997年3月1日）
20多年前邓小平以他的卓越的远见和无比的毅力，把中华民族带上了一个新的方向，赶上了全球化的列车。这不只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
——《杨振宁谈科技大势》，《人民日报》（2001年9月17日）
您（指邓小平——编者注）制定的开放政策确定了中国现在和将来的方针。您的事业是历史性的。
——李政道在邓小平接见时的谈话（1989年9月16日）
小平先生对中国的贡献，对全人类的贡献，都是非常伟大的。他同我有很多年的接触，有幸得到他的指示和与他讨论。最使我佩服的，是他眼光很远大，非常广阔。
每年我回国几乎都见到他，每次谈话都很亲切和直截了当。他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谦虚而又果断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政道《回忆与小平先生的交往（1997）
《李政道文录》第17、1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下同）
对小平先生的评价，我是不敢贸然分析和评估的，但我认为小平先生对中国的贡献是中国历史上最前面几位领袖之一，这是没有问题的。他最主要是把全中国人民的生活改善了，这改善是与教育科技的发展分不开的。
小平先生是非常有远见的，处处从基础着手，面向全局，一方面注意基础，一方面注意人才，注重全局性的发展，这是了不起的。
我和小平先生见面时谈话都很自由，是漫谈的性质；与小平先生谈话就像亲人一样随意。
——李政道《回忆与小平先生的交往》（1997年），《李政道文录》第22—23页
小平先生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了他的一生，为世界的进步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世界公认的当代伟人。
——李政道《哀思中的回忆》（1997年），《李政道文录》第32页
（三）
中国历史悠久，而且她一向看重写历史。
——杨振宁《戴高乐式的访问》（1972年），《杨振宁文集》（上）第197页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世界最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一，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世界唯一的在同一地区从古时候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西方人非常羡慕，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非常良好的部分，教育传统就是其中之一。
我认为，中国传统是非常优秀的，要靠你们去发扬，去保护，去利用。
——杨振宁在南开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88年），《杨振宁文集》（下）第677、678页
古代许多重要的发明都起源于中国，这是人所共知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极力推崇这些重大发明的不是别人，正是欧洲近代科学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培根，虽然他并不知道它们是源自中国的……科学史学家普遍同意，公元1400年以前，科技转让主要是由中国传向欧洲的。中国科技直到1400年前后比欧洲科技优秀，可见于李约瑟（J.Needham）的巨著中对明朝三保太监郑和在1405至1433年间七次下西洋，远及非洲海岸的描述。
——杨振宁《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1993年），《杨振宁文集》（下）第782—783页
1300年前，在唐朝的初期，在南昌曾经有过一次盛会，遗留下来了一篇名作，就是王勃的《滕王阁序》。王勃用美丽的诗句描述了当时的人力物力，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两句，很确恰地道出了初唐时代中国的潜力。以后1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发挥了这巨大的潜力，创建了盛唐的文化，为当时世界之冠。
王勃这两句诗句我认为也很确恰地道出了今天中国的巨大的潜力。
——杨振宁在广州粒子物理理论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0年），《杨振宁文集》（上）第337页
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心，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想法，中国知识分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心情，是中国传统里面一个良好的部分，这一点跟西洋的传统有相当大的差别。
——杨振宁《在“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前途”演讲会上的讲词》（1983年），《杨振宁文集》（上）第454页
市场经济发展给社会一些冲击，这些冲击所带来的问题，儒家传统中优秀的部分是可以帮助解决的。美国以个人主义至上为立国之本，因此它把市场经济推到了极端，随之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中国向市场经济方向发展也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传统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会比较淡一些，不像从前那样制度化、礼节化，可是深厚的亲情关系还存在。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它可以对市场经济极端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拨。
——杨振宁教授谈传统文化（1993年），《杨振宁文集》（下）第1017页
一个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也是不会有前途的。五千年的黄土文化值得我们骄傲，希望我们今后的创业，也能得到未来子孙们的尊敬。
——李政道对一部电视片的感言，《人民日报》（1988年11月4日）
要吸引人回来，没有好的风气，没有工作的环境就比较困难。要吸引他们，祖国当然不能用照顾个人利益的办法为主。假如讲个人利益，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赚钱会更多。不拿民族的精神、团结的力量和理想的话是做不到的。
——李政道在邓小平接见时的谈话（1985年7月16日）
我个人的道德观念和作风，是受到东方传统的影响，因为我是在中国社会长大的，我觉得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受的熏陶，对他一生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而且也是不知不觉的。我在美国已住了40多年，对西方的做人方法也有了解并受到影响，但是我处世做人，仍旧是从我成长过程中所获得的价值观念出发。
——杨振宁《经济发展、学术研究和文化传统——答〈新加坡新闻〉记者问》（1987年），《杨振宁文集》（下）第620页
我是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共同的产物。二者既有冲突，也有协调。我想说，我既为我的中国根源和背景感到骄傲，也为我献身于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
——杨振宁在颁发诺贝尔奖贺宴上的讲话（1957年），《杨振宁文集》（上）第77页
我一辈子做事做人，以杜甫“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两句诗为准则。杜甫这两句诗道出了一个科学家工作的真正精神。因为不可能再找出比“细”和“推”更恰当的字眼，来描述对物理的探索。
——李政道，引自《真情·真心·真意——温家宝总理与李政道教授交往纪事》，《人民日报》2006年11月25日
长城象征着中国的历史。它象征着中国历史的悠久，它象征着中国文化的坚韧。它表现出几千年来无数中国人民的胼手胝足，以及他们的辛劳为人类所作出的优异贡献。它象征着历史上中国统一的观念：尽管中国历史盛衰兴亡，尽管中国有过多次内战和朝代的更换，但是，贯穿历史的只有一个中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合则兴，分则衰。
——杨振宁，《杨振宁传》第208页，长春出版社2004年版
所有中国人都同意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省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几千年中国历史所孕育出来的观念。台湾和中国大陆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在未来的极度竞争性的世局里面，台湾不可能不和大陆有共同的命运。我们呼吁台湾省的每一个人，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子孙的长远利益，都能掌握住历史的动态和他们自己对历史的责任而为统一工作作出贡献。
——杨振宁《建造友谊桥梁的责任》（1979年），《杨振宁文集》（上）第280页
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那天乘法航过缅甸东飞，进入云南上空时，乘务员说：“我们已进入中国领空！”当时我的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杨振宁《父亲和我》（1984年），《杨振宁文集》（下）第866页
到了1972年夏天作第二次访问中国的旅行时，我已经拿定主意，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向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杨振宁《中美科技交流对中国科学家的意义》一文后记（1982年），《杨振宁文集》（上）第223页
有一天父亲给致礼（即杨振宁夫人杜致礼——编者注）写了两句话：“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今天的年轻人恐怕会觉得这两句话有一点封建味道，可是我以为封建时代的思想虽然有许多是要不得的，但也有许多是有永久价值的。
——杨振宁《父亲和我》（1997年），《杨振宁文集》（下）第865页
我父亲在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杨振宁《三十五年心路》第123页，广西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我想我在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
——杨振宁接受香港电台记者的访问（1995年），《杨振宁文集》（下）第817页
（四）
中国的教育方法代表了东方文化传统的教育特点，但它不应该成为新中国教育方法的特点。这种方法使学生容易产生相信“先贤”的看法，对先贤不敢持怀疑态度，或者觉得反正别人都已经做过了，我的目的只是去学习。这个态度有它的好处，比较谦虚，认为这种态度完全的坏是错误的。……但只是不断地学习别人所做的东西，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别人这样做他也这样做？这类想法最终他好像也觉得不可思议。这样训练出来的学生，我想在做研究工作的时候是有一些困难的。
——杨振宁在美国石溪与复旦大学倪光炯教授的谈话（1982年），《杨振宁文录》第306页，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下同）
中国现在的教学方法，同我在西南联大时仍是一样的，要求学生样样学，而且教得很多、很细，是一种“填鸭式”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教出来的学生，到美国去，考试时一比较，马上能让美国学生输得一塌糊涂。但是，这种教学方法的最大弊病在于，它把一个年轻人维持在小孩子的状态，老师要他怎么学，他就怎么学。他不能对整个物理学，有更高超的看法。我到北大、清华去，他们告诉我，物理课本有四大厚本，学生喘不过气来。一个喘不过气的学生，今后不可能做得很好。他必须是一个活生生的学生，将来才行。
——杨振宁《关于治学之道——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1995年），《杨振宁文集》（下）第839页
怎样改进传统的教育方法呢？这涉及整个社会风气，因而是件困难的事。这件事如果做成功，也是一种革命。这是个比在一门学问里面创造新的学问还要难得多的事。这是根深蒂固的事，不是一两天能改过来的。
——杨振宁在美国戴维斯和中国访问学者和留学生的谈话（1984年），《杨振宁文集》（上）第469页
美国是农业发达的国家，成功的经验中有一条是，美国在100多年以前设立了所谓“有土地的州立大学”。这个教育体制的基本目的是给所在州的农业作出贡献。这样做的结果是，使美国的农业大大发展了。现在中国年轻人对学农不感兴趣，怕将来到农村去，把农村工作看做是艰苦的，没有出路的。假如真是这个原因，我想这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学校所能解决的。我建议大家对这个问题讨论。如果不讨论的话，一个有10亿人口的国家，整个现代化要搞上去是有严重困难的。
——杨振宁谈中国新时期的人才培养（1982年），《杨振宁文集》（下）第1020—1021页
许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印象，觉得中国的研究生兴趣太窄。对物理学方面的兴趣太窄，对一般的事情的兴趣也显得太窄。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受了家长，受了学校，受了社会的压力，每个人都必须战战兢兢地抓紧时间钻研、苦读，没有余暇关心各个方向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普遍现象。
——杨振宁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的演讲（1986年），《杨振宁文录》第228页
我父亲是教数学的，他发现我在数学方面有一些天才。1934年夏天，父亲决定请一个人来给我补习，但他不是来补习我的数学，而是给我讲习《孟子》；第二年，又念了半个夏天，我可以把《孟子》从头到尾地背诵出来了。现在想起，这是我父亲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父亲发现自己的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才能时，最容易发生的事情，是极力把孩子朝这个方向推。但当时我的父亲没有这样做。他却要我补习《孟子》，使我学到了许多历史知识，是教科书上没有的。这对我有很大意义。
——杨振宁《关于治学之道——在上海交通大学对大学生的演讲》（1995年），《杨振宁文集》（下）第837页
我认为尽管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候都不可能全面，要求一个人非常全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作为年轻人，还是要注意文科和理科的均衡发展。比如一个做自然科学的人，十七八岁进大学，如果在美国的话，头两年是不分科的，什么课都可以选，后两年才分专业。但是在国内不一样，一进校就分专业，我对此持保留意见。因为这不利于年轻人创新。
——李政道《我给毛主席演示“对称”——李政道接受专访话当年》，《北京青年报》（2001年10月31日）
随时尽量把自己的知识面扩大一些。比如说随时到图书馆浏览一下，“开卷有益”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是不是一个人会被研究工作跟生活压迫得透不过气来，不能够花时间到图书馆去走走看看呢？我想这当然也是因人而异。不过一般讲起来，不管多么忙，抽空去使自己知识宽广化最后总是有好处的。
——杨振宁在美国石溪对中国访问学者和研究生的谈话（1982年），《杨振宁文录》第299—300页
培养博览群书的习惯是很有益的。20世纪的科学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进步，而且科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开拓新领域，所以没有什么人能什么都懂。那么在这种状况下，你有几种不同的选择。你可以说，我要倾全力于某个狭窄的领域，因为想要什么都懂是不可能的，想要什么都懂必然是浪费时间。但你也可能持另外一种不同的看法，说，我要扩大知识面，有广泛的兴趣。我认为后者一般来说更容易成功。
——杨振宁对香港中学生的讲话（1983年），《杨振宁文录》第316页
学一个东西不只是要学到一些知识，学到一些技术上面的特别的方法，而是更要对它的意义有一些了解，有一些欣赏。假如一个人在学了量子力学以后，他不觉得其中有的东西是重要的，有的东西是美妙的，有的东西是值得跟人辩论得面红耳赤而不放手的，那我觉得他对这个东西并没有学进去。他只是学了很多可以参加考试得很好分数的知识，这不是真正做学问的精神。他没有把问题里面基本的价值掌握住。学一个学科，不只是物理学，不但要掌握住它们里面的知识、定理和公理，更要掌握这些知识、定理和公理的意义、精神及其重要性，等到你觉得这些东西重要到一个程度时，你才是真正把这些东西吸收进去了。
——杨振宁在美国与复旦大学倪光炯教授的谈话（1982年），《杨振宁文录》第305页
做研究工作到最后必须要做自己有所创建的东西，不是在那儿跟着别人跑。老跟人跑的研究工作，不大可能是有真正重要的建树的。这当然并不是说一开始就非要独创一家不可，那是不可能的。学问是累积起来的，所以必须要先学习别人所做的东西，然后才可能有自己的见解。不过，在学习过了一个相当程度以后，必须要发展自己的见解。不能老跟着当时“权威性”的看法跑。
——杨振宁在美国石溪对中国访问学者和研究生的谈话（1982年），《杨振宁文录》第300—301页
很幸运的，我的读书经验大部分在中国，研究经验大部分在美国，吸取了两种不同教育方式的好的地方。又很幸运的，我能够有机会在象牙之塔内工作17年，现在在象牙之塔外也工作了17年。回想一下，我给自己一个勉励：应该继续努力。
——杨振宁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庆20周年纪念讲座上的演讲（1983年），《杨振宁文录》第41页
诺贝尔奖不是目的，科学本身才是目的。
——李政道《我给毛主席演示“对称”——李政道接受专访话当年》，《北京青年报》（2001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