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
凌晨，伴随着“咣当”一声，一道铁门打开了，我们走进了一个房间，满眼的铁窗和满眼身着紫色囚衣的女囚映入我的眼帘。我彻底呆住了，原来他们打算把我们关在这座监狱。
异国求学学到牢里这时我真的慌张了，我拨通国内朋友的电话，但是我不能讲话，女警禁止我们通电话。我偷偷发了一条短信给警局门口的华人朋友，情况危急，我只发了两个字“救我”。因为我知道他是目前离我最近、最方便帮我的人，我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希望他能帮我解释情况，保我出来。然后我企图发消息给学校的同学，至少要让学校有人知道我被抓，好采取对策，否则我就这样凭空消失，老师和同学会以为我遭遇不测了。
短信还没有来得及发出，一个没有包头巾的马来女狱警直接飞起一脚踢到我的腿上。“Switch off your phone！”（关上你的手机！）她向我怒吼道。
我急忙解释道：“I just want to notice my……”（我只是想通知我的……）“学校”两个字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女狱警就又对我大叫起来：“What do youwant to do？”（你想要干什么？）我停止了讲话，面对这样一个凶神恶煞的女人，我选择沉默。所以“救我！”变成了我失去自由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渺茫而又唯一的机会。
踢我的女狱警开始按名单点名，并收走我们随身的贵重物品。登记的时候，需要物主签字，但是他们是以马来语登记的，我们根本就看不懂，也没有人为我们翻译。难怪其中有过入狱经验的女孩子们议论到很多东西交上去之后，都有去无回。我交出了我的电脑、电子词典、两个手机、手表、项链、现金等。别人用很惊讶的眼神看着我。是啊，哪里有人带着笔记本电脑和电子词典去坐台的？为什么马来的警察不用用他们的脑子呢？但是此时我最关心的是另外的一件事情，我电脑中的资料，很多资料我都没有备份——我即将出版的诗集，还有我那已经写了12万字的未完成的小说。我不怕他们拿走我昂贵的索尼电脑，我只担心我多年的心血和无数孤本的数据一旦失去将无法寻回，这感觉比杀了我还要难受！
我暗自下定决心，明天我出去的时候一定不惜任何代价寻回我的电脑，哪怕他们只让我拷贝回我的所有资料也可以。
凌晨1点20分，大家换上囚服之后，这位脾气恶劣的女狱警把我们这些女孩子分到三个牢里。我被分到了一个起初只有两个黑人女孩子的牢里。坐在冰冷肮脏的水泥地上，我突然想放声大笑，这人生真是太搞笑了——我异国求学，居然学到牢里了。然而看到拥挤潮湿的地上躺着的一个个眼神惶恐、面容憔悴的女囚，我就再也找不出发笑的理由了，或许我该号啕痛哭。
看到我悲伤的神情，一个满头麻花发辫、身材丰满的非洲女孩凑到我的面前说：“不要哭，没有必要哭。”
我跟她说：“我没有哭。仅仅有一点难过。”
“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发辫女孩问道。
“我只不过去练歌房见了我的一个朋友，警察就抓了我。也许他们认为我是妓女吧。但事实上我只是一个顾客。他们不愿意听我的解释。我没有办法。我需要我的电话通知我的导师。他也是我们学院的院长。他可以证明我确实是个学生。
但是他们收走了我的手机，我不能通知我的大学。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我很着急。”我回答道。
“别担心，如果明天你有机会见到法庭的官员可以告诉他们。”她安慰我道。
我陷入一片黑暗之中，而发辫女孩，就像是一丝微弱的烛光，给我淡淡的光亮。
“谢谢。”我由衷地感谢她。
“他们为什么逮捕你们两个？你害怕么？”我问道。
“不。我不害怕。我的朋友和我也是学生，我们什么也没做，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抓我们。”发辫女孩答道。
“你们来自尼日利亚吧？”我根据他们的样子猜测地问道。
“是的。你怎么会知道呢？”发辫女孩好奇地问道。
“因为我的学校有很多尼日利亚的留学生，所以我有很多尼日利亚的朋友。
我熟悉尼日利亚人的面孔。”我回答道。
“真的吗？”发辫女孩笑着说道。
“当然了。我知道大多数尼日利亚人很友善、善良。”我告诉她我对尼日利亚人的感受。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每个尼日利亚同学对我都很友善，他们记得住我的名字，每次都热情地和我打招呼。而我却常常因为他们非洲人的名字很长，而混淆或记不清他们的名字，真的觉得很惭愧。
有个长得很像演员沈傲君的漂亮的女孩，眉间也和沈傲君一样有一颗痣。她知道我都没来得及通知一个熟人我被捕的消息后，对我说：“你告诉我电话号码，我要是能先出去我帮你打。”
我告诉她我的联系人的电话，我看到她一遍一遍认真地背着，然后她安慰我说：“我记住了，到时候一定帮你打。”
夜里好冷，在这个只有夏天的国家，我第一次感到如此寒冷。发辫女孩把毯子分给我一半，我蜷缩着身体抱住她的手臂，辛酸且温暖。我想这一夜，一起被抓来的女孩子没有一个可以安稳入睡。尤其是那个和我在同一个房间被抓的团子头女孩子，我看到她双手死死地抓住冰冷的铁窗，呆呆地坐在地上，一夜没有闭眼。尽管她有着比我坚强十倍的外表，但是我想此时此刻，她的内心也一定是惶恐而脆弱的……
清晨6点钟，在那位马来女警的咒骂声中，我们一个个都被叫起来。原来是洗漱时间到了。一个印尼女囚被从牢里放了出来，给每个牢房发洗漱用品。
发辫女孩和她的朋友拉尔（同牢房的另外一个尼日利亚女孩）拿到了洗漱用品，对我说：“These belong to me and my friend，our friends sent to us，not for publicuse，but I would like to let you use.”（这些是属于我和我朋友的，我们的朋友送给我们的，不是公用的，但是我愿意借给你用。）“Thank you.”我有些受宠若惊。
拉尔比发辫女孩看上去要年轻几岁，头发短短的，人很开朗，很喜欢笑，喜欢称赞我们这些中国女孩子漂亮。她把牙膏挤到我们这间牢房的中国女孩子的手指上，生平第一次，我们用手指刷牙，因为我们没有牙刷。
早晨7点45分，是监牢的早饭时间。一袋水，体积大概有拳头大小。一小塑料袋炒米粉，还有半个面包，大概只有鸡蛋那么大。我没有去碰这顿牢饭。因为我相信9点过后，他们就可以向我的学校确认了，然后我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14个人挤在不足6平米的狭小空间，潮湿的水泥地上经常可见忙碌的蚂蚁，天花板上几只壁虎爬来爬去，蟑螂和蚊子也格外青睐这个地方。每间牢房带有一个卫生间，没有门，没有顶，仅仅用一米高的墙与睡觉的地方象征性地隔开。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卫生间也在摄像头拍摄的范围之内。想到每天都有人会在监控室看到所有的女囚，洗澡、上厕所，我感到不寒而栗，这感觉不亚于被强奸。
穆斯林国家的妇女，基本上都要包头巾，遮住头发和耳朵，因为他们不能随便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样子，也不可以穿短袖的上衣。她们需要穿长衫长裤或不显露身材的肥大长裙。马来西亚是个宗教国家，怎么能把女囚的牢房设计成这样？
如果马来的女人看到这样的场景，会是多么地羞愧难当？
时间过得非比寻常的慢。我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墙上的钟，等待学校办公室的上班时间，等待自己的学生身份被确认，等待着马上重获自由。9点过去了，10点过去了，11点也过去了，12点已悄然而至，没有人过来通知我任何情况。
我发现自己上当了，昨晚拿走我护照的中长发女警起初告诉我几分钟就可以确认护照是不是有问题，很快就可以还给我，然而昨晚她除了登记了我的名字和护照号码，她什么都没做，直接把我送入监狱。她已经骗过我一次了，如今是第二次。
因为她昨晚说过今天一早就会向学校确认，如果没有问题会释放我。
但是12点都过去了，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而且从昨天到现在，他们都没有问过我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如何能尽快确认？我的电话被收走了，我该如何通知我的导师，让他给出证明信？他们真的要确认我的身份么？我深表怀疑。我现在才清楚地意识到，收我护照的中长发女警是个骗子，一次又一次地欺骗我。这时，最外面的铁门打开，一个男警察给了女狱警一个名单，拉尔在名单之列，被点到名字的人被允许穿上鞋子，换上自己的衣服。几乎所有不能走出牢房的其他女孩都沸腾了，她们扒住铁窗用无比渴望的眼神望着那些正在匆忙换衣服的女孩子。是啊，谁都想尽快逃离这个人间地狱。但是此时此刻最落寞的要数发辫女孩了，因为她的伙伴就要离开这里，而她却不得不留下来孤军奋战了。我看到她的眼里噙着泪水，我企图说点什么来安慰她，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组织语言。
同一牢房的几个女孩子也不乏善良，她们让我劝发辫女孩不要难过。因为她们都不会讲英语，所以只有我能与发辫女孩沟通。
通过夜里和今早的聊天得知，昨晚被抓的28个女孩子，除了我都在这家KTV店工作，她们使用的签证五花八门，有工作签、学生签、旅游签，还有结婚证。
她们只陪客人喝酒、唱歌，但不卖身，没有人懂英语，更不用说马来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