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由于荒淫无度，年仅二十三岁便命丧黄泉，思宗朱由俭即位，这也预示着魏忠贤势力的土崩瓦解。朱由俭对魏忠贤的罪大恶极早有耳闻，加上东林党人士对他所犯罪恶的控告，便下令治魏忠贤的罪。魏忠贤自知罪孽深重，难逃极刑，畏罪自杀。不可一世的大佞臣，最终落得如此下场。
“我劝天公重抖擞”
——龚自珍
清朝后期，内忧外患的政局使社会弊病日益凸显，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积极阐发自己的解救之方。其中，有一位学者自诩神医，希望用自己的灵丹妙药医治国家的弊病。他就是晚清著名思想家、学者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盦，又名巩柞，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是我国从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与文学家。
龚自珍出身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家世显赫。外祖父段玉裁是当时著名的汉学大师，母亲段训是一位很有名气的诗人。良好的家庭环境对龚自珍影响很大。他年幼即受今文经学思想的熏陶，为其后来针砭时弊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龚自珍所生活的年代，恰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的阶段。这一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岌岌可危的封建帝国的大厦已经出现崩溃之势，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表现出严重的病态，无论在内政、外交等方面都不能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龚自珍生性愤世嫉俗，有强烈的责任感，于是对病入膏肓的封建帝国进行了仔细诊断，希望能开出一剂良药延缓大清帝国的灭亡。他认为，清政府出现了四大病症：首先是烟毒泛滥，农民负担沉重。日益泛滥的鸦片极大地削弱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并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统治阶级日益繁重的苛捐杂税带给人们极大的痛苦，这预示着清朝末日的到来；其次，皇帝一人独揽大权，大小官员受到严格的约束，无法发挥他们的作用。他把当时的社会比作满身疥癣的病体，四肢被长绳缚在独木上不能动弹，而这长绳就是那种陈腐的皇家“祖宗之法”；再次，封建土地兼并严重，分化悬殊；最后，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人才的选拔。
针对上述弊病，龚自珍也开出了医治妙方，提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的要求。在政治层面，龚自珍主张改革法制，强化大臣权势；又要求修改礼法、变科举，希望政府能够不拘一格选拔出社会急需的人才。在社会经济改革层面，他认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是社会动荡的根源，而当时的社会财富不仅不能解决贫富差距，反而拉大了贫富差距，给社会动荡埋下了隐患。他认为当务之急应解决土地兼并问题。
尽管龚自珍的药方没能挽救清政府覆亡的命运，但作为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知识分子，龚自珍对国家前途命运担心的爱国情怀是值得我们称道的。
落日悲歌的“马卒”
——李鸿章
“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这是昆曲丑角杨三先生灵堂上的一副挽联。时值《马关条约》签订之际，昆曲丑角杨三先生又不幸辞世，有人就联想到时局，以诙谐的语言，对这位李二先生的卖国行径进行了谩骂与嘲讽。这里的李二先生，就是指《马关条约》的签订者李鸿章。
李鸿章以镇压太平军与捻军起家，从此登上政治舞台，并成为当时政坛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用梁启超的话讲，中国晚清四十余年的主要大事，都与李鸿章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签订和约方面，1875年李鸿章奉命处理马嘉理事件，与英国代表签订《烟台条约》；1885年与法国代表签订《中法新约》；1895年与日本代表签订《马关条约》；1900年奉命北上与八国联军谈判议和，最终于1901年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十一国代表签订了《辛丑条约》。此外，李鸿章还积极参与洋务运动，兴办军用、民用企业。在文化教育方面，李鸿章采纳郭嵩焘的建议，顶着层层阻力，力排众议，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等。由此看来，李鸿章的确为晚清政府所有事务付出了诸多艰辛，梁启超的评论是公允的。
然而，李鸿章为晚清政局所付出的一切并没有得到时人以及后世对他的尊重，反而被谩骂为卖国求荣之辈。如历史大师高阳先生曾经说：“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李鸿章确是为帝俄所收买的汉奸！铁证如山。李氏直系亲属如告我诽谤其先人，我愿负完全的法律责任。”诸如此类的观点与言论还有很多，李鸿章几乎成了“卖国贼”的代名词。
如果仔细分析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就能清晰地发现，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外须和戎，内需变法”，其大意是说，在当时中国落后的情况下，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然后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的各项事业，从而达到由弱变强的目的。今天看来，李鸿章的外交思想的确具有独到之处。
当然，李鸿章作为权倾朝野的重臣，他的妥协与退让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清政府的卖国行为，他当然也要对中国诸多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绝不可以盲目为李鸿章开脱。
对于李鸿章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我们绝不可以简单地对其进行评价，应该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这样才有可能还原出相对真实的李鸿章。
毁誉集于一身——曾国藩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因其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为清朝出力甚大，也往往被人们骂为手沾太平军鲜血的刽子手，送其外号“曾剃头”，以讽刺其杀人过多；后来在天津教案中，他又被人们骂为卖国贼等。在左倾思想流行的时代，史学界对曾国藩也多持批评、否定的态度，把他定性为清政府反动人物的代表。近年来，随着史学观的反思以及研究的深入，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趋于相对客观，但要还原一个真实的曾国藩，还有一段路要走。
曾国藩并没有显赫的家世，而能以一介书生，在清朝汉族士绅不受重视的社会背景下平步青云，官运畅通，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也凸显曾国藩的过人之处。
曾国藩字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曾经办湘军以对抗太平天国运动，后任两江总督，并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其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功勋卓著，受到清政府的嘉奖，后调任钦差大臣，对捻军作战，战败去职。曾国藩曾与李鸿章、左宗棠创办江南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等军事工业。
在回乡守孝期间，适逢太平军过境湖南，曾国藩奉旨编练湘军，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在这支部队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倡导军、政分理，各负其责的管理模式；不惜重金购新式武器，严明军纪；用儒家伦理对士兵进行教育，培养他们的效忠精神等。在曾国藩的苦心经营下，湘军的战斗力大大提升，成为日后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主力军。
由于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功勋卓著，清政府封他为一等毅勇侯，成为清代以文人封武侯的第一人，加太子太傅，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他的满腹经纶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曾国藩深知，作为人臣必须要遵守一个原则：即功高不能超过让帝王担心这一界限，所以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成功后，曾国藩主动要求解除兵职，消除了清政府的恐惧之心，这同样显示出其过人的智慧。
曾国藩以知识分子的敏锐视角发现了解决清政府社会弊病的关键支点，就是开展洋务运动，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先富后强，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为此，他进行了积极实践，拉开了清末洋务运动的帷幕，尽管洋务运动的效果甚微，但对中国近代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方智慧的布道者——柏拉图
在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思想家，他们非凡的智慧与深邃的思想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柏拉图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著名哲学家K。波普尔就说过：“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仅是柏拉图的，在任何时候不是非柏拉图的。”柏拉图对西方文明的巨大影响可见一斑。
柏拉图对西方文明发展的最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建柏拉图学园，一是创造以“理念论”为核心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柏拉图学园在西方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备受教育史界人士所重视。因为柏拉图学园存在达一个世纪之久，它间接影响了欧洲中世纪的“经院”以及后来的大学教育，故有人称其为大学教育的雏形。另外，该学园用“柏拉图对话方式”的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训练，这种教学方法也被后来的大学教育所采纳，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柏拉图学园培养了大批学术精英，他们均在不同领域推动了柏拉图哲学的发展与传播。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核心是“理念论”。他认为，理念是唯一真实的东西，它最能反映事物的本质，我们所能看见的任何事物都是理念的外在表现形式。按照柏拉图的观点，世界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由我们所能看得见的物质构成，这个世界被称为“可见世界”；另一个是由我们所能见的物质的理念所构成，只有通过人们的理性才能对这个世界进行了解，它被称之为“可知世界”。在这两个世界的关系上，后者是前者的本相，前者是后者的外在表现形式。柏拉图以“理念论”为核心，创建了一个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并以此对周围客观世界进行了有力阐发。
柏拉图为人类设计了一个理想的社会管理制度模式，即理想国。其中，社会主要由三个不同层次组成：一是哲学家，他们是由上帝用金子创造的，是国家的统治阶级；二是武士，他们是上帝用银子制造的，也属于统治阶级；三是农民与手工业者，他们是由铜铁制造而成。这种政治理念对西方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柏拉图还用理念论阐发了新的爱情观，即精神上的爱情远比肉体上的爱情神圣。这种观点也成为人们长期讨论的话题。
作为影响西方文明进程的伟大哲学家，他丰富而宏博的思想体系充满了智慧，我们今天依然能从中寻找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因此他被誉为“西方思想之父”。
掀起东方文明盖头的使者——马可·波罗
对西方来说，东方文明总是充满神秘色彩的，而第一位掀开蒙在东方文明头上的神秘盖头的人，当属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是中西文明交流史上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在推进中西文化交流，传播中西文化知识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马可·波罗出身于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个商人世家，父亲与叔叔都有游历中国的经历，他们历经很多周折，最终才得到忽必烈的接见。后来，马可·波罗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被派往中国各地任职，前后达十七年之久。马可·波罗游历中国各地，了解中国各地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以及名胜古迹等，为最终撰写《马可·波罗游记》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马可·波罗游记》以较大篇幅记载了他在中国游历的见闻，尤其是详细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元大都的城墙、宫廷建筑、政府的运行、祭祀等内容。该书又以马可·波罗游历的先后顺序，分别介绍哈密州、肃州、甘州城、涿州、太原、泉州等地的情况。从记载的内容来看，该书记载有各地的城市建筑、地理概貌、物产、气候、商贾贸易等。
《马可·波罗游记》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使西方人能更加深刻的了解中国的政治、地理、风土人情等。更为重要的是，此书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西方人长期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理观念。此前，尽管也有学者对东方社会进行描写，但对东方的描写还存在着诸多的错讹与偏见，《马可·波罗游记》则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的实际情况。《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世俗社会状况的描写，激发了他们对财富的渴望、对安逸生活方式的追求，还激起了西方开疆拓土的热情，从而促进了地理大发现。
当前学术界对《马可·波罗游记》游记的真实性、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等问题还在争论不休，争论的双方似乎都有一定的依据证明自己观点的合理性。其实，上述问题已经不重要了，无论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书中对中国的记载是否是他亲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马可·波罗游记》基本反映了中国当时的客观现实，这本著作对中国文化的西渐做出了重大贡献。单凭此点，马可·波罗就无愧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这一称号。
法律正义的殉道者——苏格拉底
西方有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在雅典的上空游荡着一个高大而光辉的身影，这个不死的灵魂在永不疲惫地传达着神的圣谕，不断地向过往的人们发送着理性的光环”。这个不死的灵魂就是古希腊智者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希腊文明繁盛时期杰出的代表。他所创造的神学目的论，被视为希腊哲学发展的分水岭，为整个欧洲哲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了在学术上的伟大贡献外，苏格拉底的人格魅力，尤其是他对真理和正义的遵循与坚守，以及甘愿为真理和正义献身的伟大精神。
最能说明苏格拉底具有伟大人格魅力的是他对法律和正义的尊重与捍卫。其中，被后人熟知的“苏格拉底之死”是最为明显的例证。公元前399年，一个叫莫勒图斯的年轻人在被人诱使的情况下向雅典法庭状告苏格拉底，主要理由是说苏格拉底不信城邦诸神，引进新的精灵亵渎城邦诸神，这种行为严重毒害了青年的思想。于是，苏格拉底被传讯，在五百人组成的陪审团的审判下，最后被判处死刑。面临莫须有的指控，苏格拉底进行了申辩，他的好朋友也为其安排了周密的越狱计划。同时，苏格拉底还可以通过缴纳罚金的方式为自己赎命。而苏格拉底却没有选择越狱或缴纳罚金，在禁锢中，这位思想者仍然在苦苦地思考着法律与正义的问题，诸如尽管雅典的法律已经失去了公平与正义，但服从它的判决应该是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如果人人都可以用自己心中的是非观去挑战法律，那么整个社会体系将要接受严峻的挑战等。他认为既然法律判处了自己死刑，自己就应该无条件地尊重法律的权威，否则就会违背自己的良知。最后苏格拉底坦然接下狱卒递给的毒酒，一饮而尽。据说，直至死去苏格拉底的神情都是安详的，有人说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公平正义”的答案。
苏格拉底用一杯毒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使“服从法律”的精神永留雅典！
用文字记载历史的拓荒者——希罗多德
为了了解现在，我们需要了解历史；为了把握将来，我们更需要了解历史。历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历史上发生的点点滴滴已经不能再现，我们只能通过遗留的文字记载来了解历史的片段。开启用文字来记载历史事实先河的当属希腊史坛的耀眼群星们，其中最为璀璨夺目者当数希罗多德，他用文字记载下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类恢复了记忆，不再迷失自我。因此，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历史学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