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已近正午，往日此刻，正是热得难受的时候，但今日坐在道房里的曾国藩，却感到身边总有一股习习凉风在吹，遍体清爽。四周异常地安静、清馨。窗外，可隐隐约约听见花丛中蜜蜂振翅飞翔的嗡嗡声；房里，小火炉上的百年瓦罐冒出吱吱的声响，传出沁人心脾的茶香。历尽战火硝烟的前湘勇统帅，此刻如同置身于太虚仙境、蓬莱瀛洲，心里偷偷地说：“早知碧云观这样好，真该来此养病才是！”
道人足足切了半个时辰的脉，这才睁开眼睛，望着曾国藩说：“贫道偶过此地，于珂乡人地两生，亦不知大爷的身份。不过，从大爷双目来看，定非等闲之辈，但可惜两眼失神，脉亦缓弱无力。实不相瞒，大爷的病其来已久，其状不轻呀！”
曾国藩心里一怔，国潢正要抢着说话，他用眼色制止了，说：“弟子眼光虽有点凶，但实在只是荷叶塘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徒。请问仙师，弟子患的是什么病？”
丑道人微微一笑，收起棉垫，慢慢地说：“大爷得的是怔忡之症，乃长期心中有大郁结不解，积压日久而成。”
曾国藩点头称是，甚为佩服道人的一针见血。
“大爷。”丑道人轻轻地叫了一声，使得曾国藩不自觉地挺起腰板，端坐聆听，“《灵枢经》说，‘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可见神乃人之君。’《素问经》说，‘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贫道看大爷堂堂一表，肩可担万民之重任，腹能藏安邦之良策，只可惜精神不振，目光黯淡，朦胧恍惚，语气低微，此乃失神之状也。贫道为大爷惋惜。”
曾国藩见丑道人谈吐高深，眼力非凡，想此人真非比一般，与之交谈，必定有所收益，遂问：“请问仙师，适才言在下之病，乃郁结不解所致，人为何会有郁结？”
“大爷问得好。”道人莞尔一笑，“凡病之起，多由于郁。郁者，滞而不通之意也。人禀七情，皆足以致郁，喜则气缓，怒则气上，忧则气凝，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行气紊乱，皆致壅滞，足以郁结。”
曾国藩又问：“在下近来常患不寐症，一旦睡着，又怪梦连翩，请问这是何故？”
“此亦七情所伤之故。”丑道人缓缓答道，“情志伤于心则血气暗耗，神不守舍；伤于脾则食纳减少，化源不足，营血亏虚，不能上奉滋养于心，心失所养，以致心神不安而成不寐。各种情志又多耗精血，血不养心，亦多致不寐之症。故《景岳全书》上说，‘凡思虑劳倦，惊恐忧疑，及别无所累而常多不寐者，总属真阳精血之不足，阴阳不交，而神有不安其室耳。’大爷睡中梦多，总因思虑过多之故；思虑过多则心血亏耗，而神游于外，是以多梦。”
这番话，说得曾国藩连连点头，说：“仙师说得甚是深刻。在下之病，的确乃忧思而致气不活，血不足，心神摇动，精力亏欠。不过，在下年不到五十，尚思做点事情，盼望早日根治此病，略展胸中一点薄愿。请问仙师，有何药物可治疗？”
丑道人听后，开口笑了起来：“大爷胸襟，贫道亦知。然大爷之病，乃情志不正常而引起，无情之草木，岂能治有情之疾病？”
“难道就不能治吗？”曾国潢忧郁地问。
“可治，可治。”道人严肃地说，“大爷之病，乃情志所致之心病也。岐黄医世人之身病，黄老医世人之心病，愿大爷弃以往处世之道，改行黄老之术，则心可清，气可静，神可守舍，精自内敛，百病消除，万愁尽释。”
丑道人这几句话，真使曾国藩有振聋发聩之感，不觉肃然端坐，病已去了三分。他恭敬道：“愿听仙师言其详。”
“《素问经》上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这既是立身之本，亦是处世之方。”丑道人两目灼灼有神地说，“天文地理，自有专著论及，贫道不能详说。这人事之学说，依贫道看来，仅只黄老一家道中要害。故太史公论六家之要旨，历数其他五家之长短，独对道家褒而不贬。此非太史公一人之私好，实为天下之公论也。《道德经》虽只五千言，却揭出人事中极奥极秘之要点，一句‘江海之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便揭橥世上竞争者取胜的诀窍。可惜世人读《道德经》者多，懂《道德经》者少，以《道德经》处世立身者更少。大爷想必从小便读过此书，谅那时年轻不更世事，不甚了了。请大爷回去后，结合这些年来的人事纠纷，再认真细读十遍，自然世事豁达，病亦随之消除。”
道人不疾不徐、从容平淡的一番话，对于满腹委屈、百思不解的曾国藩来说，犹如一滴清油流进了锈坏多年的锁孔，顿时灵泛起来。他起身打躬道：“谢仙师指点。”
“大爷请坐，如此客气，贫道怎受得了。”道人和蔼地招呼曾国藩坐下，解开床头上的小布包，取出一部蓝布封面的书来，双手递过，“大爷，贫道平生一无所有，只有这本宋刻《道德经》乃先师所珍传。当年先师曾有言，日后遇到有根底之人，可以将此书赠送。今日得遇大爷，亦是贫道三生有幸，愿大爷精读善用，一生成就荣耀、平安泰裕，都在此书之中。”
曾国藩起身接住，丑道人的眼角边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谲笑。
“道长，你还给家兄开个单方吧！”曾国潢见道人说的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送的是一本《道德经》，而不是医书，心中着急：若这样回去，岂不白来了一趟！
“二爷不必着急。”道人瞟了一眼曾国潢，“我想令兄心中已明白，这部《道德经》便是最好的单方了。虽然如此，贫道还得为大爷开一处方。”
道人磨墨运笔，很快写出一张处方来，交与曾国藩。曾国藩接过处方，问：“弟子还想冒昧请教仙师，眼下天气炎热，万物焦燥，弟子更是五内沸腾，如坐蒸笼，为何今日在仙师处，总觉有凉风吹拂而不热呢？”
“大爷所问，一字可回答。”道人套上笔筒，说，“乃静耳。老子说，‘清静天下正。’南华真人发挥得更详尽，‘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世间凡夫俗子，为名，为利，为妻室，为子孙，心如何静得下来？外感热浪，内遭心烦，故燥热难耐。大爷或许忧国忧民，畏谗惧讥，或许心有不解之结，肩有未卸之任，也不能静下来，故有如坐蒸笼之感。切脉时，贫道以己心之静感染了大爷，故大爷觉得有凉风吹拂而不热。”
“多谢仙师指点，弟子受益匪浅。”曾国藩说。心里叹道：真是惭愧！过去跟镜海师研习静字之妙，自认已得阃奥，其实连门槛都没入。到底方外人，排除了俗念，功夫才能到家。
道人微笑着说：“还是我方才说的两句话，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有的身病起源于心病，故还得治本才能奏效。大爷回去后，多读几遍《道德经》和《南华经》，深思反省，再益以所开的处方，自然身病心病都可去掉。”
曾国藩又鞠一躬，发自内心地说：“多谢了！”
丑道人说：“时候不早了，大爷兄弟也请回家，贫道今日和大爷兄弟一起离开碧云观，回庐山黄叶观去，从此采药炼丹，不复与世人交往矣。”
说罢，和曾国藩兄弟走出碧云观，稽首告别，飘然北去。曾国藩望着远去的道人，又一次觉得那洒脱的步伐也似曾见过。
曾国藩细细地品味《道德经》《南华经》，终于大彻大悟
曾国藩回到荷叶塘，关起门来，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地读着丑道人所送的《道德经》。果然如道人所言，此时重读它，似觉字字在心，句句入理，与过去所读时竟大不相同。
曾国藩早在雁门师手里就读过《道德经》。这部仅只五千言的道家经典，他从小便能够倒背如流。进翰林院后，在镜海师的指点下，他再次下工夫钻研过它。这是一部处处充满着哲理智慧的著作，它曾给予曾国藩以极大的教益。类似于“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格言，他笃信之，谨奉之，而对于该书退让、柔弱、不敢为天下先的主旨，仕途顺遂的红翰林则不能接受。那时的曾国藩一心一意信仰孔孟学说，要以儒家思想来入世拯世。对自身的修养，他遵奉的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对社会，他遵奉的是“以天下为己任”。也正是靠的这种持身谨严，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意民情，使得他赢得了君王和同僚的信赖，在官场上春风得意、扶摇直上。咸丰二年间，正处于顺利向上攀援的礼部侍郎，坚决地相信“治乱世须用重典”的古训以及从严治军的必要性，遂由孔孟儒家弟子一变而转为申韩法家之徒。他认为自己奉皇上之命办团练，名正言顺，只要己身端正，就可以正压邪，什么事都能办得好。谁知大谬不然！这位金马门里的才子、六部堂官中的干吏，在严酷的现实中处处碰壁，事事不顺。
这一年多来，他曾无数次痛苦地回想过出山五年间的往事。他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却不能见容于湘赣官场？为什么对皇上忠心耿耿，却招来元老重臣的嫉恨，甚至连皇上本人也不能完全放心？为什么处处遵循国法，事事秉公办理，实际上却常常行不通？他心里充满着委屈，心情郁结不解，日积月累，终于酿成大病。
这一年里，他又从头至尾读了《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从这些史学名著中窥测前人处世行事的诀窍，从中获取借鉴。但这些前史并没有给予他解开郁结的钥匙，反而使他更痛苦不堪：前人循法度而动成就辉煌，偏偏我曾国藩就不能成功！
他也想到了老庄，甚至还想到了禅学空门。但是他，一个以捍卫孔孟名教为职志的朝廷重臣，一个以平叛中兴为目标的三军统帅，能从老庄消极遁世的学说中求得解脱吗？不，这对他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些日子，在实实在在的民事军旅中亲身体验了许多次成功与失败的帮办团练大臣，通过细细地品味、慢慢地咀嚼，终于探得了这部道家经典的奥秘。这部貌似出世的书，其实全是谈的入世的道理。只不过孔孟是直接的，老子则主张以迂回的方式去达到目的；申韩崇尚以强制强，老子则认为“柔胜刚，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这句话说得多么深刻！老子真是个把天下竞争之术揣摩得最为深透的大智者。
曾国藩想起在长沙与绿营的龃龉斗法，与湖南官场的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强权的方式。结果呢？表面上胜利了，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又如参清德、参陈启迈，越俎代庖、包揽干预种种情事，办理之时，固然痛快干脆，却没有想到锋芒毕露、刚烈太甚，伤害了清德、陈启迈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无形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这些隐患与障碍，如果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在书斋里、在六部签押房里是无论如何也设想不到的，它们对事业的损害，大大地超过了一时的风光和快意！既然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手法有时不能行得通，而迂回的、间接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达到目的、战胜强者，且不至于留下隐患，为什么不采用呢？少年时代记住的诸如“大方无隅”“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的话，过去一直似懂非懂，现在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这些年来与官场内部以及与绿营的争斗，其实都是一种有隅之方，有声之音，有形之象，似巧实拙，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不是这样的，它要做到全无形迹之嫌，全无斧凿之工。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柔弱、柔弱，天下万事万物，归根结底，莫不是以至柔克至刚。能克刚之柔，难道不是更刚吗？祖父“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的家训，自己竟片面理解了。曾国藩想到这里，兴奋地在《道德经》扉页上写下八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他觉得胸中的郁结解开了许多。
读罢《道德经》，他又拿起《庄子》来温习。这部又称为《南华经》的《庄子》，是他最爱读的书，从小到大，也不记得读过多少遍了。那汪洋恣肆的文笔，奇谲瑰丽的意境，曾无数次地令他折服，令他神往。过去，他是把它作为文章的模板来读，从中学习作文的技巧，思想上，他不赞同庄子出世的观点，一心一意地遵循孔孟之道，要入世拯世，建功立业，泽惠斯民，彪炳后昆。说也奇怪，经历过暴风骤雨冲刷的现在，曾国藩再来读《庄子》，对这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著，有了很多共鸣之处。甚至，他还悟出了庄子和孔子并不是截然相对立的，入世出世，可以而且应该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如此，才能既做出壮烈奋进的事业，又可保持宁静谦退的心境。曾国藩为自己的这个收获而高兴，并提起笔，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
静中细思，古今亿百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当思一搏。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耳，当思珍惜。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一毛耳，当思多览。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及者，不过太仓之粒耳，当思奋争。然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
老庄深邃的哲理，如一道梯子，使曾国藩从百思不解的委屈苦恼深渊中，踏着它走了出来，身心日渐好转了。
这天夜里，曾国藩收到了胡林翼由武昌寄来的信。信上说浙江危急，朝廷有调湘勇入浙的动议。他已向皇上奏明，请命曾国藩再度夺情出山，统率湘勇援浙。为加强此奏的分量，他说服了官文会衔拜发。
曾国藩从心里感激胡林翼对自己的关心和照顾，在这样的时候能仗义上疏，请诏复出，简直有再生之德。尤为难得的是，他能说动名为支持湘勇、实则嫉妒汉人的满洲权贵官文一起会衔，真个是用心良苦，谋划周到。湖北能有今天的局面，湘勇能在江西走出低谷，全凭着武昌城内官胡水乳交融的合作。此刻，曾国藩的脑子里，浮起了胡林翼屈身事官文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