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不上大夫”在西周以后的法律明文中予以取缔，但这种理念和意识在职官制度上一直存在，或多或少常有所表露。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新兴地主阶级针对奴隶主贵族的等级特权提出的法律原则，旨在从政治上打击和限制奴隶主贵族的特权。
所谓“同罪”只是一种相同或相似意义上的同罪，是为了维护统治的需要，并不是王子犯了法真的就会和百姓一样被定罪受处罚。
法律规定得很清楚，只要是沾了“官”的边，就可以享有“当”、“赎”、“议”、“请”等一系列免罚减罪的规定。尽管为了维护整个封建统治秩序，也惩治过统治集团中一些恶名昭着者，但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能相提并论。
为什么用“红得发紫”来形容走红的人呢？
“红得发紫”形容一个人被宠或走红，受重视到了过分的程度。
这种说法的由来和我国古代的“品色衣”制度密切相关。我国封建时代的等级尊卑十分严格，连服饰穿戴也有严格规定。如黄色是皇帝的专用服色，其他人一概不能“染指”。
各级官员服饰也不相同，不能乱穿。官职品级不同，衣服颜色也各异。这种制度就是“品色衣”制度。
“品色衣”制度起始于北周，形成于唐朝。唐代时，官分九品，三品以上穿紫衣，四品深红，五品浅红，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深青，九品浅青。着紫穿红者身居高位，而青色衣着者则官卑职微。
对那些穿红着紫的达官贵人来说，他们可以经常出入朝廷，于是人们便以红色作为发达的标记，而达到紫色者则是仅位居皇帝之下的高官了，因而人们把这部分人称为“红得发紫”。
后来，人们常以“红得发紫”来比喻那些官运亨通、仕途畅达的人。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说的是谁？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出自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比喻反动统治者能够胡作非为，老百姓的正当言行却受到种种限制。
北宋时，有个州的太守名叫田登，为人专制蛮横，因为他的名字里有个“登”字，所以不许州内的百姓在谈话时说到任何一个与“登”字同音的字。谁要是触犯了他这个忌讳，便要被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重则判刑，轻则挨板子。这一年，元宵佳节即将到来。依照以往的惯例，州城里都要放三天焰火、点三天花灯表示庆祝。州府衙门要提前贴出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候前来观灯。可是这次，却让出告示的官员感到左右为难。怎么写呢？用上“灯”字，要触犯太守；不用“灯”字，意思又表达不明白。想了半天，写告示的小官员只能把“灯”字改成“火”字。这样，告示上就写成了“本州照例放火三日”。
告示贴出后，老百姓看了都惊吵喧闹起来。他们对于田登平时的专制蛮横早就十分不满了，这次看了官府贴出的这张告示，更是气愤万分，忿忿地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尚方宝剑”是怎样成为皇帝权力的象征的呢？
相传，尚方宝剑是由皇帝赐给自己亲信的大臣的，不仅具有先斩后奏的权力，同时也是一种特殊地位的象征。而且在我国旧戏中，也不乏有这样的传统故事：皇帝昏庸当道，忠奸剧斗，眼看忠臣要遭奸佞毒害时，奇迹出现了：一柄尚方宝剑赫然出匣，上打君不正，下打臣不忠，昏君气沮，奸臣授首，尚方宝剑焕发出了神奇的光彩，成了平民百姓对正义和忠良的寄托与期待。其实，我国古典小说和戏曲中经常出现的尚方宝剑，是有根据的，并非人们的凭空杜撰。
秦汉时期的官制设有少府，少府设尚方令、尚方丞，其职责是掌管、供应制造皇帝所用的刀、剑及玩好器物。汉末又分为中、左、右三尚方，之后历代沿袭。“尚方宝剑”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权力的象征，出自《汉书·朱云传》。汉成帝时，时为丞相的张禹因是皇帝刘鹜的老师，受到汉成帝的宠幸，不仅占有大量的土地和财物，而且私生活极其奢淫。敢于直谏的诤臣朱云上书：“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成帝大怒：“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朱云紧抱殿前栏杆，据理力争，以致栏杆为之折断。左将军辛庆忌为其求情，朱云才幸免一死。
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折槛朱云”的故事。而这里所称的“尚方斩马剑”，即民间俗谓的尚方宝剑，也叫上方宝剑。而《后汉书·蔡伦传》则记载：东汉和帝刘肇时，“中常侍蔡伦加位尚方令，监作剑即尚方剑。御用之器，臣庶不得私用。”这里的御用剑，就已明确被称为尚方剑。
当然，朱云说的尚方剑，还只是把它作为皇帝权力的借喻。真正把尚方宝剑作为皇帝权力象征赐给臣下的，是在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对于官吏的贪赃枉法深恶痛绝，所以开国之初，就将御史台与军政首脑部门并列，下诏曰：“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明史·职官志》）后又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使监察御史兼有监察各地官僚的职责。御史出巡，带着专印，印文为“绳衍纠谬”，以示其代表朝廷的权力；并常赐以尚方宝剑，表示“如朕亲临”。而其他大臣临事，也有赐尚方宝剑的。诚如明代刘基《赠周宗道六十四韵》一诗所写的：“先封尚方剑，按法斩奸贼。”
所以说，旧时的尚方宝剑并非是民间或文人所编造出来的，而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它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政治的产物。尚方宝剑开始时是皇帝的御用兵器，后来赐予元老重臣，赋予特权，在外可先斩后奏，因而成为一种特权的象征。
“宦官”与“太监”是一回事吗？
在很多时候，人们都把“太监”和“宦官”当成了一回事，这是一个典型的误解。“宦官”一词至少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而“太监”一词，直到辽代才出现。
宦官制度起源较早，《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当时的宦官一般由身份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又作“宦者”、“宦人”，从“宦”的字义分析，本应包括臣隶及仕官在内，通常人们所言宦海、宦途、宦游，其实仍旧是由“官”而言的。早期的宦官可以不是阉人，宦官“悉用阉人”是东汉以后的事情。
而太监和宦官发生联系只是明朝的事情，以“太监”作为宫中阉人的通称，是明清时代的事情。太监本是古代职官的名称，晚至唐宋时期，朝廷中仍有太监官职的设置，所任者并非都是阉人。明代在宫廷中设置了由宦官所领的：十四衙门，各设掌印太监，显然，太监是宫廷中的上层宦官。在明朝，太监是高级宦官，他们直接管理普通宦官。
所以，在明朝，太监和宦官的关系可以这样界定：太监必须是宦官，而宦官却不都是太监。到了清朝，太监和宦官才成为同义语，才成为可以互用的两个词。
“老佛爷”的称号不是慈禧太后专用的吗？
公元1861年11月慈禧太后（公元1835~1908年）发动宫廷政变，实行垂帘听政以后，宫廷中便以“老佛爷”相称。至于名号是怎样来的，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拜佛坐禅说。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孝钦后政暇，曾作观音妆，以内监李莲英为善财，李姊为龙女，用西法照一极大相，悬于寝殿。宫中均呼以老佛爷。”
二是他人加号说。据说“老佛爷”这个称号是李莲英给她的。慈禧对佛是很虔诚的，念经供佛从不间断，即使有时外出巡视也必如此。有一次北京少雨，全华北五谷受害。依照习俗，凡遇此情形，慈禧与朝廷官员便要每日向如来佛求雨，一直求到雨来为止。这一次只求告三天雨就来了，李莲英很兴奋，便趁机恭维慈禧，说太后真是了不得，差不多就好像是佛爷一样。这番恭维的话使慈禧很高兴。从此以后，慈禧就变成了李莲英的“老佛爷”，每次奏话的时候，总是这么称呼。不久以后，“老佛爷”这个称号就不胫而走，传遍宫里宫外、北京及全国。
三是自加徽号说。蔡东藩在《慈禧太后演义》中说，在慈禧60大寿时，“自加徽号，令承值人员等称她作老佛爷，或称她作老祖宗。”
四是沿蒙古俗说。王无生在《述庵秘史》中说：“宫中称老佛爷，沿蒙古俗也。”
以上四种说法都认为“老佛爷”这个称号是慈禧太后专用的、独有的，这是误解。实际上，“老佛爷”的称号不是慈禧太后专用的、独有的，因为清朝历代皇帝都特称“老佛爷”。原来历史上的帝王除了各自的庙号、谥号、尊号外，有些朝代的皇帝还有特称，如宋朝皇帝的特称叫“官家”，明朝皇帝的特称叫“老爷”。那清朝皇帝的特称为什么叫“老佛爷”呢？这是因为清朝是女真族建立的，而女真族首领的最早特称为“满柱”。“满柱”是佛爷“晏珠”的转音，是佛爷“吉祥”之意。因此，女真首领历代相传，特称为“满柱”。后来，有的显赫家族，世居高位的首领，起名就叫“满柱”。所以，清朝建立后，将满语“满柱”译为“佛爷”，成为清朝历代皇帝的特称。慈禧太后让别人称她为“老佛爷”是有其特殊目的，她企图把自己比作和皇帝一样。
古时的“八百里加急”有多快？
古时候的文件传递主要靠的是驿站，一般每隔二十里有一个驿站，一旦需要传递的公文上注明“马上飞递”字样，按规定要求每天三百里，如遇紧急情况，可每天四百里、六百里，最快达八百里。
传递紧急文件时，每个驿站都用快马。这样，虽然不是千里马，但每匹马都死命跑，也可以一日千里。按唐政府官方规定，快马要求一天行一百八十里左右，再快些则要求日行三百里，最快的要求则为日驰五百里。天宝十四年11月9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六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就达到每天五百里。
据载，南北朝的北周宣帝，在洛阳招摇过市，亲自乘御驿马，日行三百里。看来，唐朝的最紧急通讯要求日行五百里，那无疑用的马是御马级别，难怪如此神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