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中国女作家。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倾城之恋》、《金锁记》、短篇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和散文《烬余录》等。1952年离开上海，1955年到美国，创作英文小说多部。1969年以后主要从事古典小说的研究，著有红学论集《红楼梦魇》。已出版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以及长篇小说《十八春》、《赤地之恋》等。曾被张爱玲在遗嘱中要求销毁的小说《小团圆》，在她过世14年后由台湾皇冠出版社于2009年2月26日“违规”出版。
张爱玲《小团圆》Ⅱ
“汉奸妻，人人可戏”
张爱玲的文字是非常迷人的，她写出了当时中国文坛所没有的一种很特别的风格，难怪会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在张爱玲的小说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她对一些物质细节的描写，对物质生活的一种向往，对钱的在乎，对生活细节的享受，以及对娱乐的关怀。这些都很符合今天我们对小资产阶级那种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在乎生命中小情小趣的想法。这样的小资情调，对于今天的一些人来说，一定会觉得很讨厌。我们找出《小团圆》里面几句最刺激的话，大家就明白了，所谓的小资情调可以跟一个大叙事或一个大的爱国情怀对立到什么程度。
比如讲到女主角九莉在港大念书时正好遇到日军进攻香港，当时宿舍乱成一团。“七张八嘴，只有九莉不做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冰冷得像块石头，喜悦的浪潮一阵阵高涨上来，冲洗着岩石。也是不敢动，怕流露出欣喜的神情。”
日军打香港为什么她还要高兴呢？因为可能不用考试了。难道对一个小女孩来讲，不考试要比日本人打不打过来还重要吗？难道怕考试甚于怕日本人打过来吗？日本人打过来，你却高兴，这不是很奇怪吗？
后来她又希望这场战事快点结束。再拖下去，瓦罐不离井上破，迟早图书馆中弹，再不然上班、下班的路上中弹。她希望投降，希望驻港的英军投降，怕日本兵继续进攻，因为这又不是我们的战争，犯得着为英殖民地送命吗？然后她又说了：“当然，这是遁词，是跟日本打的都是我们的战争。国家主义是20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国家主义不过是一个过程。我们从前在汉唐已经有过了的。这话人家听着总是遮羞的话。在国际间你三千年五千年的文化也没用，非要能打、肯打才看得起你。”
讲到这里，你会觉得，原来张爱玲也觉得能打、肯打，比中国几千年文化重要多了？不过，她话锋一转，“没命还讲什么，总要活着才这样那样”，换句话说，这个女主角，她的关注点始终是放在现世存活上，而不是国家兴亡的问题上。国家兴亡，匹夫未必有责。
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小说里一个有点像汉奸文人模样的人邵之雍说，哎呀，二次大战要完了。九莉笑着低声呻吟了一下，哎呦，希望它永远打下去。之雍沉下脸来道，死这么许多人，还要它永远打下去？九莉轻声笑道，我不过因为要跟你在一起。对她来讲，战争促成了他俩在一起的这个环境。为了在一起，她愿意战争继续打下去的。有点像《倾城之恋》，一个城的陷落，成就了两人之间的恋情。
然后，她进一步解释，她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她整个的成年生活都在二次大战内，大战像是个固定的东西，顽山恶水构成了她的地平线。人都怕有巨变，她的愿望又有什么相干，那时候那样着急，怕他们打起来，不也还是打起来了。文章仿佛是说如果她还能有选择的话，她会选择让大家继续打下去。这样的态度，难怪有很多人批评她，说张爱玲不只嫁了一个汉奸胡兰成，而且还是一个汉奸文人的帮凶。但事实是不是真这样，能不能这么简单来看呢？
张爱玲向来给人一个感觉，就是她有点偏离“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传统。不只她的文学的风格，还有她关注的课题。她毫不掩饰地表示，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传统那种不是救亡就是启蒙的宏大叙事，有意识地远离，甚至是藐视。她曾经写过一篇《五四遗事》，把“五四”那些新青年远远地笑话了一通。
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她更关心的是一些闺房中的事情，一些尘世生活，甚至可以把这些事情写出一种很深沉的感觉来。很多人会觉得，张爱玲太自私了，在那样一个大时代底下，大家都在忧国忧民，她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于是用一个很常见的历史标签贴上去。
有人说这本《小团圆》有爆料成分，里面绝大部分的人物都能找出真人来对应。例如有一位曾经写文章称赞过张爱玲的文坛老前辈，也在这本书出现了。什么形象呢？原来这个叫“荀桦”的人曾经坐过牢，要靠小说的主角九莉跟她的汉奸老公营救出来。
结果救出来之后，有一回她在路上坐车的时候又碰到这个人，这个荀桦趁着拥挤，忽然用膝盖夹紧了她的两只腿。九莉就说，她向来反对女人打人嘴巴子，因为引人注目，迹近招摇，尤其像这样的熟人，总要稍微隔一会才侧身坐着挪开。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她震了一震，从他膝盖上尝到坐老虎凳的滋味。这老虎凳是一种酷刑，而荀桦在狱中受过这个。然后她又写，九莉担忧的是到了站，他会一同下车，摆脱不了这个荀桦。她自己也不太认识路，不要被他发现了住址，幸而他只笑着点点头，没跟着下车。荀桦这么做是在提醒她：“汉奸妻，人人可戏。”
我想今天有人在组织张爱玲作品的研讨会时多少都有点这个意思，“汉奸妻，人人可戏”。你的作品再好，但是你是汉奸妻，我们就要搞搞你，死后也不放过你，你能把我们怎么样？
张爱玲《小团圆》Ⅲ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时下很多人把《小团圆》当成张爱玲的自传。坚持这样的想法很容易走上索引派道路，会注意看她怎么谈一些最刺激的问题，比如怎么谈胡兰成。或者我们把它还原为文学，纯粹当成小说来看。在我看来还有第三条路，现代文学里面有所谓的自传体小说。
《小团圆》其实不是纯粹的自传，否则不需要用小说的形式把所有人物改名换姓写，既然你让人觉得这是自传，为什么要当成小说来写？是不是要影射？而影射是为了报复或做一些回应吗？一个很“主流”的讲法说这本书是要回应胡兰成的回忆录。我觉得所谓影射或者把自己的生平变成小说故事，更重要的是对自己人生回顾的艺术化加工，把自己过去所经历的事情赋予一个意义，生命跟写作便独立于自己变成另一个状态了。
张爱玲明明不喜欢怀旧，但是她所写的东西又总是一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她有一段话讲到她最怕的东西就是回忆过去。“向来不去回想过去的事，回忆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的，都有一种悲哀，虽然淡，她怕那滋味。她从来不自找伤感，实生活里有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光就这么想了想，就像站在个古建筑物门口往里张了张，在月光与黑影中断瓦颓垣千门万户，一瞥间已经知道都在那里。”
她写《小团圆》的时候早已在美国住下来了，她在美国绝大部分时间是讲过去那段日子的。由此可见，回忆跟自传体的小说对她来讲是把过去的经历做一个艺术处理，试图为它找出一段意义，毕竟对她来讲是一段难割难舍的日子。她并不想把美国的生活纳进创作、处理、虚构的过程，只是把握不堪回首、不敢往里望的过去，越是不想往里望越要去处理它，找出里面的来龙去脉。
假如把九莉当成张爱玲自己的话，这真是一个充满心计和算计的孩子。《小团圆》里她和母亲的关系很复杂，似乎是爱恨交缠，而且更多的是恨。她不喜欢她母亲，这点看过书的人都知道，台湾的小说家骆以军形容她母亲对她的教育是种无爱训练，像训兽师一样，从小到大就在教你不要去爱人，要无情。在《小团圆》里出现过好几次关于选择的场面，她的人生总是面对各种大大小小的选择。有时候小的选择是很荒谬的，比如她父亲问她喜欢金子还是银子，她居然就选银子。因为她每次做选择的时候都是在考量“对方想我怎么样，怎么做才能让对方高兴，我怎么适应这个场面”，没有一次是发自真心的，选择她喜欢的，都是为了应对别人，应对当下的场景而做的选择。她的所有理念是在一次次这样的选择中衍生出来的。
她小时候生活的环境人物非常纷乱，一个大家庭，还有中国传统故事在她心目中造成的巨大影响，使得她只能够冷冷地疏离于世界，要不然她会很难活。比方说她家的佣人韩妈妈有个儿子叫进宝，进宝跟她家有往来。有一天韩妈乡下有人来了，说进宝把他外婆活埋了。“他外婆八九十岁了，进宝老是问她怎么还不死。这一天气起来，硬把她装在棺材里。”外婆的手掰着棺材边不肯放，进宝硬生生把她的手指头一个一个掰开，往里头塞。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听这些故事长大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她妈妈对她似乎很冷淡，从小见少离多，到处去跑。但是又曾经为了她医病去跟一个医生上床来解决她的医药费，甚至还要打胎等等，这使得她们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我们看到她有一个选择，父亲的小姘头给了她很漂亮的衣服后突然问她：你喜欢你妈还是喜欢我呢？九莉说：我喜欢你。她觉得：当下是你问我喜欢你还是喜欢我妈妈，如果我不告诉你说我喜欢你的话岂不是太不礼貌了。她面对选择的回应方式是为了给人看的。而同时她又想起《新约圣经》里面圣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的故事，觉得自己已经背叛了她的妈妈。她真实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她还能把握得住吗？
九莉整个生命以及对待生命的看法是在一次次的选择和周边环境里磨炼出来的，最终变成一个抽离的态度，但这似乎又是乱世之中最正确的生活态度。乱世之中她这样长成，一切都合乎情理。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让她觉得她所做的一切选择似乎都有问题了，那个人就是胡兰成。
最近台湾有一位年轻学者薛仁明，写了一本书《胡兰成--天地之始》。把胡兰成仔细研究并歌颂了一番。《亚洲周刊》特别拿来做了一个专题，说有人为胡兰成翻案。坦白讲胡兰成真的很有才气，但从头到尾我都不是很欣赏他。他写禅，写中国文化，在我看来就像那种典型的学问不深、不扎实的文人要谈野狐禅。谈到最后，把东西说得玄玄虚虚，又显示出很阔达的态度，其实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种种低下甚至显得有些卑怯的行为动机。
他把当年在汪伪政权服务的那段经历写进回忆录里的时候，为这个章节取了一个名字，居然是“渔樵闲话”。多么聪明危险的一个男人啊！把这么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说成是“渔樵闲话”，像是渔夫跟樵夫那样过日子。这样一描写就显出自己好像高人一等，对所有事情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感觉，用这样的态度来回应大家对他汉奸的指责。他把自己跟张爱玲的关系描写为一段神仙眷侣充满灵气的关系，也是同一种心态。
张爱玲在《小团圆》里让我们看到她一生面对很多选择，每次选择对她来讲都是关于忠诚与背叛的重要问题。但是到了最后，她在小说里要求胡兰成这个多情的种子去选择：“你决定怎么样，要是不能放弃小康小姐，我可以走开。”想想看，胡兰成怎么答？“他显然很感到意外，略顿了顿便微笑道：‘好的牙齿为什么要拔掉？要选择就是不好。’”这一下化解了他的问题，为什么“要选择就是不好”呢？九莉听了半天听不懂，觉得不是诡辩，是疯人的逻辑。她一辈子的问题就是要选择，遇到了胡兰成这种超级有才的无赖，她过去的紧张一下子就软弱下来了。这也说明为什么张爱玲会爱胡兰成，她没办法治得了这个人。如果我们真把这本书当成是对胡兰成《今生今世》的回应，除了把胡兰成原来写得很灵气的东西突然拉到肉欲里；这个回应更重要的是，张爱玲到了最后还是能够在另一个层面克服胡兰成。
在那一刹那，她觉得在胡兰成面前，自己变得很低很低。但是后来她看到胡兰成的回忆录《今生今世》，包括后来她写这本书，不只是对两个人关系的回应，不只是对自己的回应，更是一种历史观上的较量。胡兰成那种玄而又玄很能够糊弄人的东西，把《天地之始》的作者薛仁明都糊弄了。胡兰成动不动讲一些很玄虚的生命情调，仔细追究下去就会觉得那些东西其实都是虚的，很修辞的一套东西，表现出一副宽容的态度，其实再挖下去就会发现没有什么严肃的悲怨在里面。对应于这样一种回忆过去看历史的态度，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展示出的是另一种典型的张爱玲式的，现实的贴在地面上，很熟世的态度。
她走到这一步，已经摆脱了胡兰成那一套什么都说好的态度，这是张爱玲不能接受的。她宁愿自己做了一场梦，梦中的她跟胡兰成有了很多的孩子很快乐。但是她知道这始终只是一场梦。真实的她常做的梦总是噩梦，这噩梦就是等待战争发生的那种可怕的临近状态。
张爱玲在《小团圆》里面的历史观固然像过去一样，有种苍凉与华丽，特别是关于时代乱世之中的荒凉。当她住在美国，回忆过去，写这些经历的时候，对待自己的前半生，对待历史的态度无疑更加宽容，比她的早年更慈悲了，因为她更懂了。我们看到她写她的母亲，最后也有一个“小团圆”的意思，她的债还清了，似乎是复仇，但又好像多了一层理解。而对于胡兰成，她要做一个反驳，她似乎应该恨他，但又始终不出恶言。每一个人都很有问题，包括她自己也都很自私，但是又何奈？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通过跑步去悟道
村上春树是一位很重要的作家，据说他本来是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热门人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对他不是很感兴趣。第一次看村上春树是20世纪80年代，当时他的书刚刚被翻译成中文。我看的第一本是《遇见百分之百的女孩》，看完之后觉得没什么特别，轻飘飘的，很虚无，跟我原来所喜欢的日本文学相去太远。我那时候最喜欢的日本小说家是川端康成，后来又喜欢上了其他我觉得比较有分量的日本小说，而一直没办法接近村上春树，再后来看了《挪威的森林》之后我就彻底放弃了他。那时也正是他开始在华人世界大红大紫的年代，我身边有一堆人都迷上了他，而且不只迷他的小说，甚至开始学习他小说里面的构句方法和表述方式；再然后他成了一种小资阶级、波希米亚人的流行符号和象征。很多人觉得自己不只要读村上春树，最好是像他小说里面的人物那样生活才行。
后来听别人说他写的小说越来越有分量，越来越好了，跟早年已经大不同，可是由于已经把他丢到了一边，而且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别的作家要看，就一直没再碰他。这中间他出了一些短篇的散文，讲音乐、讲喝酒，我偶尔看看，除此之外，没再碰过他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