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大先生》
鲁迅是这民族的大异端
陈丹青，画家，业余写作。1953年生于上海，“文革”中自习绘画，197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2年赴纽约定居。2000年回国，现居北京。著有《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等。
异端的特质不是唱反调，不是出偏锋，不是走极端，要我说，异端的特质是不苟同，是大慈悲。
陈丹青发表过一些对鲁迅的看法，比如说他样子如何好，等等。这次把品读鲁迅的文章集结成书，有了这本《笑谈大先生》。也许因为作者不是研究文学的人，所以看出了一些专业学者不太会留意的东西。比如，我们过去常常把鲁迅形容为某种斗士、战士，这类形象已经搞得很多年轻人不愿再去读鲁迅了。陈丹青强调，鲁迅在当时的民国文人里其实并不算勇敢壮烈，就拿当年体制内的一些人物，如国民党倚重的傅斯年来说，“傅斯年单独扳倒了民国年间两任行政院院长，他跟蒋介石同桌吃饭，总裁打招呼，他也不相让，居然以自己的脑袋来要挟，总裁也拿他无可奈何--这种事，鲁迅先生一件没干过，也不会去干，我们从来就没听说过鲁迅和哪位民国高干吃过饭”。
陈丹青认为鲁迅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唐弢[1]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副凶相、苦相，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他说，譬如鲁迅跑来看唐弢，兴致好时，一进门就轻快地在地板上打旋子，一路转到桌子前，一屁股坐在桌面上，手里端支烟，嬉笑言谈”。
“唐弢还说，那时的打笔仗，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本正经火气大，不过是一群文人你也讲讲，我也讲讲，夜里写了骂某人的文章，老先生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互相说起，照样谈笑。”
这就是民国。当然有些文人交恶，从此不相往来，但大部分人虽然政治立场不同，看法意见相左，笔仗打得很凶，但他们又有某种跨越立场、派别、政治阵营的文人情谊在，文学的独立王国似乎是存在的。陈丹青说，我们这一代人要认识鲁迅其实相当困难，因为跟那个时代隔得太远。其实说远也不远，只有短短几十年，真正隔开我们的是现在这个社会以及这些年所经历的事。
“鲁迅青少年时期，中国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乱党，有孙中山革命集团，有无数民间集社，有列国的殖民地”，“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学界有前清遗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鲁迅的同学、战友、论敌，有的是国民党要人，如蔡元培和陈仪；有的是共产党要人，像陈独秀与瞿秋白；有的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如郭沫若与田汉；有的既是学者教授又是党国重臣，如胡适之……”陈丹青说：“鲁迅与他同代人的政治与文化版图，鲁迅与他敌友置身其间的言行空间，以我们这几代人同出于一个模子的生存体验，绝对不可能想象，不可能亲历，不可能分享鲁迅那代人具体而微的日常经验--当然，我们几代人共享齐天洪福，免于三座大山的压迫，免于乱世之苦，其代价，是我们对相对纷杂的社会形态，相对异样的生存选择，相对自主的成长经历，迹近生理上的无知。”
我记得自己二十多年前开始读鲁迅的时候，发现他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跟过去人家说的那种印象完全不一样，不是什么火辣尖刻的讽刺，不是什么刚猛暴烈的热情，也不是什么心胸狭隘、疾恶如仇，是什么呢？是一种非常深沉的悲观，悲观到几近虚无黑暗的地步。
这种悲观是怎么回事呢？陈丹青在《鲁迅与死亡》里列出了15个鲁迅身边人的死亡名单：范爱农，30多岁死于溺水；陈师曾，47岁死于急病；刘和珍，20岁出头死于镇压；萧红，30岁出头死于肺痨；柔石，不到30岁死于死刑；瞿秋白，36岁死于死刑；郁达夫，不到50岁死于谋杀……他列这一堆干吗呢？他发现鲁迅一生写过很多跟死亡有关的东西，鲁迅一生经历了那么多身边人不得好死的结局。他说，要了解鲁迅对死亡的看法，首先要了解他是个异端，异端“不是唱反调，不是出偏锋，不是走极端，要我说，异端的特质是不苟同，是大慈悲--鲁迅的不苟同，是不管旧朝新政、左右中间，他都有不同的说法和立场，而教科书单拣他‘左倾’的言论；鲁迅的大慈悲，说白了，就是看不得人杀人，而教科书单说他死难的朋友都是大烈士。鲁迅对历届政权从希冀、失望到绝望，从欢心、参与而背弃，就因他异端。而鲁迅的大诚恳，是他能超越不苟同与大慈悲，时常成为他自己的异端”。
“他所见证的死者一旦到了政权更替，个个成为烈士，但他洞见的死神并不区分不同时期、不同政权、不同原因的屠杀。我们若是细读鲁迅谈及的死亡--从秋瑾、邹容到徐锡麟，从刘和珍、柔石到瞿秋白--他每予‘烈士’二字以痛彻的怨责、热讽，以至无词。他痛惜人命无价，看破赴死不值；他从不书写就义的光荣，而竭力渲染漆黑的死亡。”
而书写死亡，陈丹青居然认为是鲁迅的灵感与快感，“从五四作家群中，我们很难找出哪一位像鲁迅那样，一再一再为死亡的意象所吸引。鲁迅自己知道吗？那是他的美学。我酷爱鲁迅的美学，可是这直书死亡的美学教会我：美学不是现实……”陈丹青写到鲁迅的死，“因为病，也因为难以企及的任性。他长期沉迷于毁损健康的作息，拒绝休息，不肯疗养……我看他晚期的迹象种种简直索性是将自己弄到死：没有恐惧，没有遗恨，他显然愿意死于成熟透顶的绝望，死于大胆的自弃……”
（主讲梁文道）
《安持人物琐忆》
民国文人的大八卦
陈巨来（1904-1984），原名斝，字巨来，别署安持老人，浙江平湖人。篆刻家，书画家，治印造诣尤深。自言生平刻印不下五万方，张大千、溥心畲、吴湖帆等用印均出其手。著有《安持精舍印存》等。
一流的艺术家见面老谈艺术，这才奇怪。一般高谈艺术、妄自称诩的人都在尚未入流的阶段。
《安持人物琐忆》的作者陈巨来是有名的篆刻家，这本书却写的是民国文人的八卦奇谈，真没想到。这些八卦，其实坦白讲，也很值得怀疑，因为陈先生的记性并不太好，有些东西很明显是记错了。大家就当好玩，姑妄听之吧。
比如讲到皇族画家溥心畲不太会做人，很直率，大概有点那种贵族公子哥儿的脾气。有一回，一个姓吴的送上一本古人印拓给溥心畲。他略一翻阅，随手就交给在场的陈巨来，说送你吧。我们的作者就很尴尬，人家刚送了自己的作品给你，你怎么当着人家面翻一翻就随手送给另一个人呢。陈巨来说，吴先生拓得很精致，我不能要。溥心畲居然怎样？哦，你不要，好，随手往纸篓里一扔就是了。
溥心畲我看他的书画，觉得真有一股贵族气，面相又斯文干净，非常好，但没想到这本书里说他“食量之大，至足为人所惊”，吃螃蟹三十个还不饱；吃完油条以后不洗手，马上画画，往往油渍满纸。
于是我们的作者每次求画求书之前，都以洗脸盆、肥皂、手巾奉之，求他先洗手。他还每次都下座拱手以谢，以为是对他恭敬，其实是作者嫌他手脏。
书里提到吴昌硕也爱吃，晚年时如有人请吃酒席，每请必到，到了必大吃不已，回家时一定胃痛。后来有人给他集了副对联：“老子不为陈列品，聋丞敢忘太平年。”因为他耳朵聋了。
吴昌硕在七十岁前，娶过一个妾氏，不到两年这个小妾就跟别人跑了。可怜我们一代名家昌硕老人念念不已，自我解嘲说：“吾情深，她已忘。”我对她情深，她已经忘了。有人拿了吴昌硕的假画请他鉴定，吴昌硕明知是假，却不忍揭穿，觉得揭穿了好像是坏人家饭碗，不好，反正满街都是我的仿作了，多一个少一个又有什么关系呢。
陈巨来也谈到一些名家的怪脾气，比如吴湖帆从来不跟人谈画论艺。他说：“我们二人，陌生朋友绝对看不出是画家是印人，这是对的。”为什么呢？你见到梅兰芳，听见他谈什么西皮二黄、如何唱法吗？一流的艺术家见面老谈艺术，这才奇怪。一般高谈艺术、妄自称诩的人都在尚未入流的阶段。
书里还讲到张大千年轻时专门伪造八大、石涛、渐江等人的画，以售巨价，且很擅长跟那些卖画的估人打交道。有人拿画来问他，这是不是你跟溥心畲合作的。张大千一看，说这是溥先生手笔，我一笔都没画过。那时候，溥心畲的画价远逊于张大千。估人后悔，说不该收进去。张大千看他简直要哭了，马上拿笔在画上加了很多东西，后面还写着“丁亥某年大千又笔”。估人称谢不已，大喜而去。可见张大千多么会做人。
陈巨来当时有个女同学，是名门之后，夫家也是旺族，想跟张大千学画，让陈巨来介绍，结果张大千听了“不拒亦不允也”。仔细一问，他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你看我新娶的这个太太原来就是我的女学生。我每次收女学生，她们要给我披外套，给我扣纽扣，我就忍不住要抱着她亲一亲。你给我介绍的这个女学生，据说是个美女，家里是名门，丈夫也有势力，万一我又忍不住，不是让你老兄尴尬吗？
这本书为什么这么多人爱看，就因为里面充满类似这种粉红色乃至于黄色的民国文人八卦。比如陆小曼跟徐志摩，他俩的逸事大家过去听得多了，觉得非常浪漫。两个人都抛弃了元配在一起，陆小曼的前夫，那个西点军校毕业的军官居然还愿意在他俩的婚礼上当男傧相。
后来徐志摩被说成是为了应付陆小曼奢华的生活开支，往返北京、上海教书，不幸飞机失事死了，很可惜，很慨叹，好像陆小曼是个狐狸精。但这本书里说，陆小曼身体有问题，找了个“推拿圣手”翁端午给她治病。徐志摩到北平教书的时候，甚至还把陆小曼交托给他心目中的好朋友翁端午好好照顾。翁不负所托，跟陆小曼好了起来，堂而皇之地做了“如丈夫”。
他离婚后，马上想起了自己喜欢的那个美国女同学，写信给她，微露求婚之意。不久女同学回电，说我独处国外生活苦闷，希望你能写一份电报，对我多多安慰，使我略得温暖。徐志摩非常振奋，马上写了一份情意缠绵的长电，以为可以得到美人青睐。结果没想到，他们总共有五个同学都一起接到了这位美女的电报，五个同学也都一起写了情意绵绵的长信去追求。徐志摩觉得自己被耍了，和同学共去一电大骂与之绝交，从此始一意追求陆小曼。
第二年，女同学回国。徐志摩特地带了陆小曼去见她，陆小曼后来告诉陈巨来：“其貌之美而大方，堪称第一云云。”女同学住在北京西山，当时追求她的人太多了。有一天她又突发奇想，告诉追求者，你们都这么爱我，我要考考你们，现在我想吃东安市场某大水果铺中的烟台苹果，你们不准坐汽车去买，每个人各自想办法走去买。哪个第一个买到送到，就算真心爱我。
许多呆子一声得令，纷纷往山下而去，内中一人就是梁思成。他借了一辆自行车飞奔而去，第一个买得，又拼命飞奔回西山。不料一不小心给汽车撞倒，忍痛第一个完成使命。女同学深感其诚，就与他结婚了。这人是谁呢？当然就是林徽因。不仅如此，林徽因跟胡适也是好友，结婚后常常说起想念徐志摩的意思。胡适就告诉徐志摩，你也来北京跟我们聊聊吧。当时梁思成在北大当教授，就请徐志摩住在他家里，好安慰自己老婆。从此，徐志摩就北京、上海来来回回往返。陆小曼说，徐志摩是为林徽因而死，也是这个缘故。
（主讲梁文道）
《甘雨胡同六号》
民国版宅男笔记
杜南星（1910-1996），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散文家、诗人。著有诗集《石像辞》，散文集《松堂集》等。
他的文字非常轻，可构句方法又极绵密，营造出的文章都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
我读书太少，以至于很多厉害的前辈作家，我居然连听都没听过。比如这本《甘雨胡同六号》的作者杜南星。他1910年出生，1996年去世，曾跟台湾诗人纪弦[2]合编过《文艺世纪》，这说明他参与了早期的现代诗运动。而他当年是以散文著称的，虽然他自己说“在散文方面我并无成绩可言，不过算是有些兴趣而已”，但是照陈子善的讲法，杜南星的散文放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散文史上，也算是独树一帜：“我喜欢他的散文，他的文字清新婉约，流利可诵，尤擅长在千字上下的短小篇幅中营造出忧郁的氛围，深长的意境，引人遐思。”
这本集子是民国时代的出版物，现在被重新发掘出来，让我们看到原来民国时代有人是这样写散文的。里头大部分篇幅都是作者住在旅店或家里，看看房间的门窗，听听隔壁的声音，探探外面的风景，文章就这么从笔下流出来了。照现在的讲法，这么老宅在家里不出去，闷头写东西的人，应该叫做“宅男”，所以这是一本民国版的宅男笔记。其中一篇《宿舍的主客》写道：“深夜两点钟不能回到自己寄寓的地方去了，两个朋友在这宿舍里有房间，我们就谈起话来，忘记了时刻。我们都愉快，尤其是我。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有了回到远别离的故乡的感觉，因为这宿舍正是九年前，我住过一年之久的。”
这种感觉也许很多人会有。有时候我回到母校，看到自己当年住的宿舍里来了一群更年轻的学生，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像作者写的：“房间的墙壁和门窗完全和从前一样，没有丝毫风尘的颜色，我对它们那样熟悉、亲近，似乎只有几天的分别。我觉得我变了主人，朋友变了客人，但真的如此吗？”“我来时遇到一个老人，他淡漠地对我点头，他认识我，因为他是九年前这宿舍的守门人之一。我想紧捉住他的手问他无数的话，但他冷冷的神情让我踌躇了。是时间使我们疏远了，还是我改变得太多了呢？他没有改变，和这宿舍一样。”
文集的同名文章《甘雨胡同[3]六号》开头写道：“人终有一天要迁居的，无论在一个地方住得多么长久，自然有些人有他们自己的房屋、庭院，他们自己的墙壁和上面的花纹，自己门环和敲门时的声音，自己的年年开花的夹竹桃和刺梅，还有把窗格遮蔽得一天比一天严密的常春藤，甚至自己用永远不变的年轻声调教着的猫。”“人在迁居之后，回想故宅中的景象和缠在里面的悲哀和欢乐是一件傻事，因为那是不可改变，而且是无法挽回的。”之后他笔调一转，“我在这将来的故居里描画着我的新宅，倒是一件无所顾忌的自娱。”暗示大家他现在住的房子也许是一座新宅，但他却假想自己搬到另一座房子里，然后再回想起这间故居来，仿佛是一个思想上的小实验。
“那个许多许多年前我的小院子，现在仍然平安地存留在城里，可惜不能去探视一回，因为房主人是世上最有威权的人们之中的一种，院里的变化也会让我感受的惆怅多于愉快，总之在昔日，在昔日我是那地方的年轻的主人，只是不如现在多思，想不到迁居的事。”
杜南星的奇妙之处在于，他的文字非常轻，可构句方法又极绵密，营造出的文章都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他早上听到隔壁的语音传过来，就能开始想象隔壁的人说话姿态是什么样，声音传达的内容是什么。在如此一间斗室中，能够幻想出这么多东西来，宅男做到他这个地步也实在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