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中，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只有一个平凡的叙事者，生活在喧闹的城市之间，有那么一瞬间，那么短短几个月，他抽离出去，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与世隔绝的状态。当他再次回到烦嚣尘世，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回想起那几个月，究竟算作什么呢？那是一个并不激烈的无法言喻的淡淡牵挂，始终难以忘怀。
适然可以将虚远的情节描绘成一幅细致浓郁的工笔画，也可以将浓烈的故事雕琢成一幅高远清淡的山水画。比如《一个女子和另一个女子》，讲一对女性恋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有一天，故事的叙事者也就是“我”，发现女朋友要离开了，因为她爱上了一个男人，还怀了那个男人的骨肉，她叫“我”陪她去堕胎。
这个故事本来可以讲得很刺激，他却写得很缥缈。女友堕胎之后，再次一走了之，主人公无限怅然：“已经不想记得她的种种，她的脸被压成扁平，卷藏某处。一生很长，我们再爱一千次。最爱的是自己，因为爱总有思恋和分离。”
这篇故事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屋子，她和另一个人住在一起，那个人突然走了，又突然回来找她，睡了几天，又离开了。这个过程中，还出现房东带了另外一个租客来看房子。这来来去去让人觉得，屋中发生的一切好像一口锅里的油，洗一洗就洗掉了。事实上，这也是整本书的主题--你住的房子，并不是你的家。
关于这一点，我想很多香港人都会感同身受。在香港，很多人都租房子住，即使买一间房，也好像会经常搬家，或不知什么原因也许又卖了它。多数人长大之后，都不会继续住在小时候住的地方。那些房子和我们之间存在一种牵扯，但这个牵扯又必然会被斩断，被收藏。这就是书名中所谓“混声合唱”的意思，几个看似没有关联的短篇，到最后合唱出同一段主旋律。《留声碎片》写一个女人，朋友们都觉得她很有耐心，很乐意听人倾诉，也很能帮忙，甚至连她请的印尼用人都觉得她人非常好，大家都很喜欢她。但是有一天，她忽然死了：“睡前没有任何征象，朦朦胧胧、浑身发冷，半醒半睡，喉咙发痒，咳嗽、气喘而呜呜响，张眼只一片黑，心脏满压住胸口，要起来身体不听使唤，意识却是清楚的。啊，原来是这样，过程很短，也不怎么害怕，来不及太多反应以及追认，像电话谈话，啪地断线。模糊地想，要多久才会被发现呢。”
之后，一个朋友来帮她安排后事，在她家里发现一沓纸，好像是日记，又像是不知写给谁而最终没有寄出的信。这时电话正好进来，她听到已经死去的房屋女主人在答录机里录下的一段话：“我暂时不能接听电话，请你留下口信……”朋友说：“是的，我终于听见声音背后的寂寥。”这个大家看起来都很不错的女人，将寂寞留在了房间里。
那沓纸里有一则这么写道：“下午电话速播，按错家的号码，听见自己的回应，遥远空洞，机械声非常疏冷，像光了脚踩着冰，周围糟糟抢说话的声浪似给灭了音。”于是，她对着答录机里自己的声音说道：“你好吗？当年哪知有日可以留言，只有等铃声干响，不罢休地响，最长响了二十一声，后来知道好多回你就坐在电话旁边。”
所谓的家并不是那间屋，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城市里，享受着必然的寂寥、空洞，尽管光线明亮。
（主讲梁文道）
《天水围十二师奶》
香港半边天
陈惜姿，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曾任《明报》《壹周刊》记者，并为《明报》副刊“女人心”专栏写稿，另著有《壹流人物》《区区大事》等。
在真正的考验到来之前，一个女人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坚强。
在香港找工作，被问起住址来，如果你回答住在天水围，很多雇主就会换一副眼镜看你。因为那个地方出过太多负面新闻，黑社会肆行，很多中学生十二三岁就开始吸毒，也发生过多起家庭血案。
天水围是香港最北部一个新开发的市镇，它远离市区，更靠近深圳。在这里居住的大都是穷人，因为香港的城市规划是将市中心的老房子拆除，再把地皮卖给地产商盖新楼，这些楼当然都很贵，价格远不是老百姓所能承受的，他们就只能搬到远一些的地方，比如天水围。天水围是个纯住宅区，人们的工作地点一般都很远，如果父母都外出工作，孩子就要独自留在家里，放学回去也没人管，于是就出现了很多青少年问题。慢慢这里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差，越差问题越多，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广东话的讲法，“师奶”的意思是家庭主妇，作者采访了很多住在天水围的家庭主妇，感慨说，在真正的考验到来之前，一个女人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坚强。
三十多岁的李淑敏曾经是一个幸福的主妇，家里有楼有车，丈夫平常规规矩矩上班，星期天还去开计程车帮补家用。她平时在家煮饭带孩子，有空去游泳、健身、打羽毛球。可是金融风暴之后，丈夫不仅失业，还欠下了一笔巨款，楼也卖了，李淑敏不得不出去工作。老公受到打击之后意志消沉，又不肯放下自尊去干一些自己看不上的工作，就整天闷在家里，有时还要找老婆孩子的麻烦来发泄情绪，这也是天水围很多家庭所面临的情况。
李淑敏的工作是陪人坐月子，她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候年初一也不休息，结果她的儿子没有人管教，很快也辍学打工去了。有一天，她深夜十二点多才回到家，觉得非常饿，冰箱里也没有吃的，于是儿子下楼去给她买蛋糕。没想到在街上遇到喝醉酒闹事的流氓，竟然把她儿子打死了。亲友们都悲痛欲绝，只有她强忍眼泪，非常冷静地处理了儿子的后事，甚至替儿子把所有的器官都捐出去，希望他死后也能留下一些东西。
天水围有太多这样的家庭主妇，一个人担待着整个家庭的生活。她们不仅要撑起整个家的生计，担心着孩子的未来，还要忍受家庭暴力和性别歧视。她们承担了整个社会的不合理结构，撑起了香港的半边天。
（主讲梁文道）
《香港已成往事》
香港不性感
路平，笔名平路，作家，生于台湾高雄，以文化和社会评论文章闻名，著有《何日君再来》《行道天涯》《浪漫不浪漫》等。
香港对单身女子而言是个寂寞的城市。
香港住了不少台湾来的女人，我认识的几位有着共同的特点：有学问，能言善道，都是作家，其中最有名的便是龙应台；还有常常在凤凰卫视亮相的江素惠，她过去做过光华新闻文化中心的主任；接任她职位的是台湾作家平路，平路卸任离港前写了一本书，题目很吸引人：《香港已成往事》。
这是本散文集，平路谈到她在香港生活的一些经验。她说，现在女子单身意味着性感，就像SexandCity里面的Samantha，很性感，生活有多种可能性，能够决定自己过日子的方法，自己选择另一半。可是这样的单身女子是在纽约的曼哈顿，铁定不会在香港。香港对单身女子而言是个寂寞的城市。
平路在香港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会说粤语，在相当程度上打入了香港本土社会。但她仍然常常感到某种格格不入，甚至包括穿衣的风格。她说遥想起台北女朋友们穿衣服的风情，“棉布衣衫，宽袍大袖，总穿出某种懒悠悠的情致。一般香港女人比起台北女人更在乎dresscool，搭配也更为熟稔，有时却因为追寻名牌的惯性搭配，在身上照章全收，反而少了自己独特的衣裳语言”。出于这样的原因，她曾说过，香港这个城市不够性感。
平路说的这些，作为香港人又在台湾生活过的我，一闭眼就能想象出来。不止女子，我在台湾碰到很多文化人，他们穿麻布的衣服，宽袍大袖，非常舒适，很有乡土感，很有中国传统的风味，那样的衣服穿在他们身上也恰到好处。可是香港人不这么穿的，不光是因为它土，而是对香港人来讲，这样穿你就over了。
香港与台湾的分歧，甚至发生在处理台风的方法上。平路说，在台湾，台风假（因为台风而放的假）比较大方。既然预知来袭，就有可能预先放假，前一晚已经宣布，免得到时候上班上学行程弄得一团糟，大家都很舒服。到时候台风一来，大家躲在家里，难得多放一天假，看着外面大风大雨，心里面有种快感。而香港是个讲效率的地方，台风来了，香港人会“挂风球”--一种台风信号，如果达到8号风球，那是非常危险的，必然要放假。一旦8号风球下来，改挂3号，说明危险度变低了，那你必须一刻也不能停留，两小时之内火速回到办公室。这是香港处理台风的方法。
平路又提到在香港搭电梯，大家都很急，进了电梯，如果门关了，外面有人想进却进不来，“那个人带着怨毒的眼神正好看到你，仿佛你就是那个死命要关门让他进不来的罪魁祸首”，这时候你又该怎么办？
《香港已成往事》所谈的也不尽然是香港，平路写到一些女性，比如蒋方良，“她温顺吗？勇敢吗？坚毅吗？那个叫菲娜·伊巴提娃·瓦赫瑞娃的少女，像你我一样，也有过因为爱情而改变一生的十八岁。她当年为了爱情嫁给蒋经国来到中国，最后去了台湾，再也没有回去过。但这份浪漫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波折命运？”
去过蒋方良家的人总留下印象，那里不是锦衣玉食的府邸，而是残肴剩菜、破沙发的俭省家居，素朴到了禁欲。这是蒋经国对家人的苛求。“男人可以在外面权力的国度里驰骋，而持家的妇人才是新生活运动训育的对象。蒋方良一生沉默，把失语当作坚贞，将噤声当作她所选择的自我奉献，恐怕是我们社会对女性长久以来的误解。奇诡的是，越是失语而无从辩解，从生前到死后，这奉献越是显得坚贞不二。”
（主讲梁文道）
[1]太平山顶是香港最高点，海拔554米，位于港岛西北部。从这里可以俯瞰维多利亚湾及九龙半岛，日落后可以欣赏有“东方之珠”美誉的香港夜景，是游人必到的景点。
[2]和记黄埔有限公司（HutchisonWhampoa，简称“和黄”），业务遍布全球的大型跨国企业，经营多元化业务，包括全球多个货柜码头经营、零售连锁、地产发展与基建、电信及电台广播服务等，是世界500强企业之一，现任董事局主席为李嘉诚。
[3]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坐落在中环北岸，是港英政府于战后50年代填海工程的结果。码头上有英国皇室和港督登岸的地标，与香港平民百姓生活绵密交织也是不争的事实。1967年的反天星小轮加价、70年代风风火火的中文运动、保钓、反战等游行示威，不少就发生在这两个码头周围的公共空间。2006年，港府计划在此修建地下排水渠和公路，两个码头面临被拆除的命运。虽经民间保育人士多次抗议，最终还是化为历史的烟尘。
[4]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1932-），当代文化研究之父、英国社会学教授、文化研究学者，主张“文化平等、种族公正”。著有《文化研究：两种范式》《意识形态与传播理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