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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章太炎讲国学——国学概论(8)

梁末,诗又大变,如何逊、阴铿的作品,只有一二句佳绝了。在此时,古今诗辟下一大界限,全篇好是古诗的特色,一二句好是此后的定评。隋杨素诗绝佳,和刘琨可仿佛。此时文人习于南北朝的诗风,爱用典故,并喜雕琢;杨素武人不爱雕琢,亦不能雕琢,所以诗独能过人。当时文人专着眼在一二句好处,对于杨素不甚看重。所以隋炀帝为了忌嫉“空梁落燕泥”、“庭草无人随意绿”二佳句,就杀两诗人了。

唐初,律诗未出,唐太宗和魏徵的诗,和南北朝相去不远。自四杰(骆宾王、王勃、杨炯、卢照邻)出,作品渐含律诗的气味,不过当时只有五言律,并未有七言律。四杰之文很卑微,他们的诗,却有气魄。成就五言的是沈佺期、宋之问,他们的诗,气魄也大,虽有对仗,但不甚拘束。五言古诗到此时也已穷极,五律、七古不能不产生了。——唐以前七古虽有,但不完备,至唐始备全。七古初出,若李太白、崔颢的诗,都苍苍茫茫,信笔写去,无所拘忌。李诗更含复古的气味,和同时陈子昂同一步骤。

盛唐诗家以王维、孟浩然、张九龄为最。张多古诗,和李、陈同有复古的倾向。王、孟诗与陶相近,作品中有古诗、有律诗,以描写风景为最多,都平淡有意趣。

李、陈、张三家都是复古诗家,三人中自然推李为才最高。他生平目空古人,自以为在古人之上,在我们看来,他的气自然盛于前人,说他是高于前人恐怕未必。王、孟两家是在古今之间,到了杜甫,才开今派的诗。

杜甫的诗,元稹说他高于李,因为杜立排律之体,为李所不及的。据我看来,李诗是成线的,杜诗是成面的;杜诗可说是和“赋”有些相像,必要说杜胜于李却仍不敢赞同。并且自杜诗开今,流于典故的堆叠,自然的气度也渐渐遗失,为功为罪,未可定论!至于杜的古诗,和古人也相去不远;只排律一体,是由他首创,“子美别开新世界”,就是这么一个世界罢!在杜以前诸诗家,除颜延之而外,没有一个以多用书为贵的;自杜以后,才非用典故,不能夸示于人。或者后人才不如古,以典故文饰,可掩了自己的短处!正如天然体态很美的女子,不要借力于脂粉;那些体态不甚美的,非藉此不可了。昌黎的诗,习杜之遗风,更爱用典故,并爱用难识的字,每况愈下了,但自然之风尚存,所以得列于诗林。

韦应物、柳宗元两家,和昌黎虽同时,而作品大不相同。他们有王、孟气味,很自然平淡的。我们竟可以说柳的文和诗截不相同。同时有元微之、白居易二家,又和别家不同;他们随便下笔,说几句民情,有《小雅》的风趣,他们所以见称也以此。

晚唐,温庭筠、李义山两家爱讲对仗,和杜甫爱典故是一样的,结合便成宋代的诗风。“西昆体”染此风甚深,所以宋代诗话,专在这些地方留意。

宋初,欧阳修、梅圣俞对于“西昆体”很反对;但欧阳修爱奇异的诗句,如“水泥行郭索(这句是咏蟹;“郭索”两字见扬子《太玄经》),云木叫钩辀(这句是咏鸠;“钩辀”两字见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句,已不可解,他却大加赞赏;和他的论文大相抵触的。梅圣俞的诗,开考古之源;和古人咏古的诗,又大不相同了。总之,宋人的诗,是合“好对仗、引奇字、考据”三点而成,以此病入膏肓。苏轼的诗,更打破唐诗的规模,有时用些佛典之法理,太随便了。王荆公爱讲诗律,但他的诗律,忽其大者而注重小者,竟说:“上句用《汉书》,下句也要用《汉书》的。”(原话为:“用汉人语,止可以汉人语对。”见《石林诗话》)自此大方气象全失;我们读宋祁“何言汉朴学(见《汉书》),反似楚技官(见《史记·吴起传》)”之句,再看王维“正法调狂象(见佛法),玄言问老龙(见《庄子》)”之句,真有天壤之判呢!有宋一代,诗话很多,无一不深中此病。惟《沧浪诗话》和众不同,他说“诗有别才,不关学也;诗有别趣,不关理也”。此种卓见,可扫宋人的习气了。

南宋,陆放翁含北宋习气也很深,惟有范石湖(即范成大)、刘复村(疑为刘克庄,号后村之误)自有气度,与众不同。黄山谷(即黄庭坚)出,开江西诗派之源。黄上学老杜,开场两句必对仗,是他们的规律,这一派诗无足取。

元、明、清三代诗甚衰,一无足取。高青邱(明诗人高启,号青邱子)的诗失之靡靡,七子的诗失之空门面,王渔洋、朱彝尊的诗失之典泽过浓,到了翁方纲以考据入诗,洪亮吉爱对仗,更不成诗。其间稍可人意的,要推查初白(即查慎行)的,但也不能望古人之项背。洪亮吉最赏识“足以乌孙涂上茧,头几黄祖座中枭”二句,我们读了只作三日呕!

诗至清末,穷极矣,穷则变,变则通;我们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堕落。所谓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汉、晋,所谓向下堕落就是近代的白话诗;诸君将何取何从?提倡白话诗人自以为从西洋传来;我以为中国古代也曾有过,他们如要访祖,我可请出来。唐代史思明——夷狄——的儿子史朝义,称怀王,有一天他高兴起来,也咏一首樱桃的诗:“樱桃一篮子,一半青,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

那时有人劝他,把末两句上下对调,作为“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便与“一半青,一半黄”押韵;他怫然道:周贽是我的臣,怎能在怀王之上呢?如在今日,照白话诗的主张,他也何妨说“何必用韵呢”?这也可算白话诗的始祖罢。一笑!

(第五章)结论——国学之进步

中国学术,除文学不能有绝对的完成外,其馀的到了清代,已渐渐告成,告一结束。清末诸儒,若曾国藩、张之洞辈都以为一切学问已被前人说尽,到了清代,可说是登峰造极,后人只好追随其后,决不再能超过了。我以为后人仅欲得国学中的普通学识,则能够研究前人所已发明的,可算已足,假使要求真正学问,怕还不足罢!即以“考据”而论,清代成就虽多,我们依着他们的成规,引而伸之,也还可以求得许多的知识。在他们的成规以外,未始没有别的途径可寻;那蕴蓄着未开辟的精金正多呢!总之,我们若不故步自封,欲自成一家言;非但守着古人所发明的于我未足,即依律引伸,也非我愿,必须别创新律,高出古人才满足心愿——这便是进步之机。我对于国学求进步之点有三:

1.经学以比类知原求进步。

2.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

3.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毕竟讲来,文学要求进步,恐怕难能呢?

清代治经学较历代为尤精,我在讲经学之派别时已经讲过;我们就旧有成规再加讲讨,原也是个方法。不过“温故知新”仅“足以为师”,不足语于进步。我们治经必须比类知原,才有进步。因前人治经,若宋、明的讲大体,未免流于臆测妄断;若清代的订训诂,又仅求一字的妥当,一句的讲明,一制的考明,“擘绩补苴”,不甚得大体。我们生在清后,那经典上的疑难,已由前人剖析明白,可让我们融会贯通再讲大体了。

从根本上讲,经史是决不可以分的。经是古代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断代史。我们治史,当然要先看通史,再治断代的史,才有效果,若专治断代史,效果是很微细的。治经,不先治通史,治经不和通史融通,其弊与专治断代史等,如何能得利益?前人正犯此病。所以我主张比类求原,以求经史的融会,以谋经学的进步。如何是比类求原?待我说来!经典中的《尚书》、《春秋》,是后代“编年”、“纪传”两体之先源。刘知几曾说“纪传”是源于《尚书》,“编年”是源于《春秋》;章学诚也曾说后代诸史皆本于《春秋》。这二人主张虽不同,我们考诸事实,诸史也不尽同于《尚书》、《春秋》,而诸史滥觞于彼,是毫无疑义的。所以治经:对于“制度”,下则求诸《六典》、《会典》诸书,上以归之于《周礼》、《仪礼》;对于地理,下则考诸史及地舆志,上以归之于《禹贡》及《周礼·职方志》;即风俗道德,亦从后代记载上求源于经典。总之,把经看作古代的历史,用以参考后世种种的变迁,于其中看明古今变迁的中心。那么,经学家最忌的武断、琐屑二病,都可免除了。未来所新见的,也非今日所可限量呢!

中国哲学在晋代为清谈,只有口说,讲来讲去,总无证据。在宋、明为理学,有道学问、尊德性之分,自己却渐有所证。在清代专在文字上求,以此无专长者,若戴东原著《孟子字义疏证》,阮芸台讲性命,陈兰甫(即陈澧)著《汉儒通义》,也仅在文字上求、训诂上求,有何可取!要知哲理非但求之训诂为无用,即一理为人人所共明而未证之于心,也还没有用处的,必须直观自得,才是真正的功夫。王阳明辈内证于心,功夫深浅各有不同,所得见解,也彼此歧异,这也是事实上必有的。理,仿佛是目的地,各人所由的路,既不能尽同,所见的理,也必不能尽同;不尽同和根源上并无不合呢!佛家内证功夫最精深,那些堕落的就专在语言文字上讲了。西洋哲学,文字虽精,仍是想像如此,未能证之于心,一无根据,还不能到宋学的地步,所以彼此立论,竟可各走极端的。这有理论无事实的学问,讲习而外,一无可用了!近代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渐注重直觉,和直观自得有些相近了。总之,讲哲理决不可像天文家讲日与地球的距离一样,测成某距离为已精确了。因为日的距离,是事实上决不能量,只能用理论推测的;那心象是在吾人的精神界,自己应该觉得的。所以,不能直观自得,并非真正的哲理;治哲学不能直观自得便不能进步。

文学如何能求进步?我以为要“发情止义”。何为发情止义?如下述:“发情止义”一语,出于《诗序》;彼所谓“情”是喜怒哀乐的“情”,所谓“义”是礼义的“义”。我引这语是把彼的意义再推广之:“情”是“心所欲言,不得不言”的意思,“义”就是“作文的法度”。桐城派的文章,并非没有法度;但我们细读一过,总觉得无味;这便因他们的文,虽止乎义,却非发乎情;他们所作游记、论文,也不过试试自己的笔墨罢了。王渔洋(即王士祯)的诗,法度非不合,但不能引人兴趣;也因他偶到一处,即作一诗,仿佛日记一般,并非有所为而作的。清初侯方域、魏叔子(即魏禧)以明代遗民,心有不平,发于文章,非无感情,但又绝无法度。明末大儒黄梨洲、王船山(即王夫之),学问虽博,虽有兴亡感慨,但黄文既不类白话,又不类语录,又不类讲章,只可说是像批语;王船山非常生硬,又非故意如此;都可说是不上轨道的。所以文学非但要“止乎义”,还要“发乎情”。那初作文,仅有法度,并无情,用以练习则可,用以传世则不可;仿佛习字用九宫格临帖,是不可以留后的。韩昌黎自以为因文生道,顾亭林对于这话有所批评。实在昌黎之文,并非无情无义,若《书张中丞传后》,自是千古必传的,可惜他所作碑志太多,就多止于义、不发于情的了。苏东坡的史论,有故意翻案的、有不必作的,和场屋文一般,也非发于情之作。古文中非无此流,比较的少一些。诗关于情更深,因为诗专以写性情为主的。若过一处风景,即写一诗,诗如何能佳?宋代苏、黄的诗,就犯此病。苏境遇不佳,诗中写抑郁不平的还多,而随便应酬的诗也很多,就损失他的价值了。唐代杜工部身遇乱世,又很穷困,诗中有情之作,可居半数,其他也不免到一处写一首的。杜以前诸诗家,很少无情之作,即王、孟也首首有情的。至古代诗若《大风歌》、《扶风歌》全是真性情流出,一首便可传了!

诗文二项中:文有有法无情的,也有无法有情的;诗却有情无法少,有法无情多;近代诗虽浅鄙,但非出乎轨外。我们学文学诗,初步当然要从法上走,然后从情创出;那初步即欲文学太史公,诗学李太白的,可称狂妄之人呢!我们还要知文学作品忌多,太多必有无情之作,不足贵了。

二三十年前,讲文学,只怕无情,不怕无义。梁任公(即梁启超)说我是正统派,这正统派便能不背规则的。在现在有情既少,益以无义,文学衰堕极了。我们若要求进步,在今日非从“发情止义”下手不可;能发情止义,虽不必有超过古人之望;但诗或可超过宋以下诸诗家,文或可超过清以下诸文家!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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