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柳亚子赶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与其相会长谈,他佩服毛泽东为了民族的利益而表现出的大智大勇,赋诗相赠:
阔别羊城十九秋,
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
遍地劳民乱尚休。
后毛泽东又亲自到柳家回访,与他一起分析形势,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更坚定了诗人的信心。在重庆期间,柳亚子请来名家为自己崇敬的这位老友刻印画像,还向毛泽东索诗。于是毛泽东将一首旧作抄在了一张信笺上交给柳亚子,一首千古名作便因此而传世,它就是这一首《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因此,毛泽东的这首《沁园春·雪》既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也是柳亚子与毛泽东一段友谊的见证,更是属于柳亚子的一份光荣,的确应该放进他的故居。
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更愿意在这儿看到毛泽东的那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我想即使是柳亚子本人在世,让他选择,他也会选这一首的吧!
那么他的故乡人为什么不愿将它放进这儿呢?或许在他们看来,在这首诗中,他们的这位老乡毕竟是受毛泽东批评了,放进这儿有点不合适吧!
的确,毛泽东在这首诗里是批评了柳亚子,那两句批评他的诗还成了脍炙人口的名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毛泽东批评柳亚子“牢骚太盛”。但是这有什么呢?甚至我以为,唯有“牢骚太盛”的柳亚子才是最真实的他,他的牢骚和他所有过激的言论都是他爱和憎、仇和恨、喜和乐等情感的真实表露。他是个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个诗人,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会去玩政客的一套。
1925年,他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中全会,为了反对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他在会场上放声痛哭,以示抗议,并中途退会。随后他又邀约侯绍裘和朱季恂一起去见蒋介石,怒问道:“你到底是总理的叛徒,还是总理的信徒?如果是总理的信徒,就应当坚决地执行三大政策。”直问得蒋介石面红耳赤、哑口无言。
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压制共产党的“中山舰事件”。柳亚子气愤地找到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恽代英等人,说:“我始终不相信蒋是一个为党的利益而革命的人,他要北伐,只是扩张他自己的势力,满足他自己的欲望而已!日后必然为祸!”并直言不讳,建议共产党“以重金雇枪手将其干掉”。
1937年“八·一三”之后,日寇占领了上海,作为国民党元老、著名诗人、社会名流的柳亚子自然有太多的机会离开上海,但他就是不走。他效法明代王船山和清代的嵩亭和尚,自署其居室为“活埋庵”,以明他决不同日寇合作之志;1939年5月,汪伪政权把叛国活动的中心转到了上海,上海的环境更加险恶了,血雨腥风,杀机四伏。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大美晚报·夜光》主编朱惺公、江苏省高等法院上海分院刑庭庭长郁华(著名作家郁达夫的哥哥)、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英等著名人士连续遭到暗杀。柳亚子自知随时随地有可能遭到不测之祸,于是,他在1939年10月毅然写下了遗嘱:
余以病废之身,静观时变,不拟离沪。敌人倘以横逆相加,当誓死抵抗。成仁取义,古训昭垂;束发读书,初衷具在。断不使我江乡先哲吴长兴、孙君昌辈笑人于地下也。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月书付儿辈。
他将此遗嘱一式两份,一份交长女无非,一份寄给时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儿子无忌。寥寥不足百字,且无一豪言壮语,但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皖南事变”。柳亚子在香港闻讯后极为震怒,立即与宋庆龄、何香凝共同发表宣言,严词痛斥蒋介石杀害新四军、消极抗日的罪行,并声言除非国民党政府对事件表示“悔过”,否则就不出席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蒋介石恐怕柳亚子不参加会议,便派吴铁城来“促驾赴渝”。吴铁城还邀来了杜月笙,威胁利诱一起上,但柳亚子全不吃,他在客厅里拍着桌子道:“我宁可像史量才那样被他(蒋介石)暗杀,决不参加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会议。”并大骂蒋介石的说客走狗“滚出去!”蒋介石恼羞成怒,指令国民党中央以柳亚子“诬蔑中央”、“违反国策”为由将他开除党籍,并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而事实上,他当时生活来源无着。而他却公开宣布:“宁可食草采薇,决不向小朝廷求活也。”
……
发生在他身上的类似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这些故事充分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目光的敏锐和分明的爱憎,虽然其表达的方式因出于他诗人的激情和义愤而显得有些过激,甚至并不一定合适。如他向恽代英提出的暗杀蒋介石的建议,恽代英虽然深为赞许他的看法,但并不同意他提议的做法;毛泽东也为此与他共同饮茶谈心,这才有多年后他“阔别羊城十九秋”的诗句赠毛泽东,毛泽东也有“粤海难忘共品茶”的诗句赠他。然而这就是柳亚子,真实的柳亚子,一个有着“游侠诗人”之称的柳亚子!正是凭着这种精神,他敢想敢说,敢说敢做,敢作敢当,不平则鸣,一鸣惊人。
1949年,柳亚子等人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来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新中国的开国的一系列工作。柳亚子为此而异常兴奋,他写道:
六十三年万里程,
前途真喜向光明。
乘风破浪平生意,
席卷南溟下北溟。
在烟台登陆后,每到一地,柳亚子都要在欢迎大会上“致答词”,有时候东道主没有安排,他也要“自请讲话”。讲话之后,还要高呼“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但到了北平以后,柳亚子却因为他自我觉得政治上未给他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地位,生活上没给他应有的待遇,便以诗代言,作《感事呈毛主席一首》送给毛泽东: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谖。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诗中,他自比战国孟尝君门下因失意而弹铗出走的食客冯谖,并说要回江南的故乡隐居。
当然,如果说从前他的那些或“骂惊四座”,或“目无余子”的言语与举动,更多的是出于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目光的敏锐和爱憎的分明,那么这一次他的“狂怒故态”和“不自讳其狂”,却更多的是出于一个激情诗人的“易于冲动,喜怒哀乐皆形于色”了。毛泽东当然理解他的这位老友,因此,尽管此时正值百万大军即将下江南之际,可谓日理万机,但收到柳亚子的诗后,仍亲自向有关部门询问情况,嘱其在生活上尽量给予优待,并作了那首著名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诗,当天就让秘书送去给柳亚子。
在这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毛泽东对柳亚子虽确有批评,但毛一方并无苛责厉言,而柳一方也并无丢一丝尊严和面子的地方;再则,柳亚子事实上也欣然接受了批评,他步毛诗原韵又作了一首和诗,明确表示他并无归隐之意:
东道恩深敢淡忘,中原龙战血玄黄。
名园容我添诗料,野火凭人入短章。
汉彘唐猫原有恨,唐尧汉武讵能量。
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
因此,毛泽东的那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既见证了一段佳话,也见证了一个最为真实的柳亚子——怎么也应该将它刻在“柳亚子故居”内呵,我以为!
三
柳亚子故居的中间两进,被布置成了图片和文物陈列室,里面陈列着许多的图片和文物,见证了一位诗人兼革命活动家丰富而多彩的一生,只是我一时只能将它们粗粗看过。
来到了第四进,那“磨剑室”不能不看。看过柳亚子许多诗文的末尾,都有着“写于磨剑室”的字样,这为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那究竟是一间怎样的屋子,竟让柳亚子在其中成就了那么多喷出鲜血与烈火的诗篇?还有,柳亚子心中的那一柄长剑,他到底有没有在此磨成呵?
原来赫赫有名的磨剑室竟是一间十足的斗室,大不过十平方米,门锁着,好在门上“磨剑室”三字的匾额尚在。这就够了!我将锁着的门推开一道缝隙朝里张望,见一床、一桌、一椅,桌上还有一灯、一笺、一砚、一笔,笔帽已除下放在一旁,笔则搁在笔架上,似乎主人刚刚离去,随时都会回来,坐在眼前的椅子上,拿起笔来……四壁的粉墙或有驳落,或有漏痕,看上去虚虚实实的,倒有点巧合着水墨山水的笔法,只是不知当年是不是就是这样,更不知磨剑其中的主人可曾在上面看到江山万里和风起云涌!一缕阳光透过天窗照在桌上的笺纸上,上面没有字迹。
那复壁在哪儿呢?解说员让我找,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终于还是在她的指点下我才发现了它,原来是两座山墙夹着的一个仅可容身的如缝隙一般的巷道,有一个并不能算作门的短门通入其间。无论是在屋外,还是在屋内都很难发现它——谁能想象得到,这架梁的山墙怎么会有并排的两座呵!
1927年“四一二”政变,绝密通缉令上柳亚子名列第21位。5月8日夜半,已熟睡的柳家人忽然被一阵粗暴的敲门声和叫骂声惊醒。柳夫人第一个意识到一定是抓她丈夫柳亚子的人来了,也许是早有所料,所以她显得异常机智和镇静,她迅速移开橱柜,让柳亚子通过短门藏身复壁,然后将橱柜依原样放好,丝毫不露痕迹。
军警很快便闯进了内室,到处搜查,他们手拿着柳亚子的照片,对家里的每一个人挨个询问,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主人出门很久了,连当时只有12岁的小女柳无垢和年幼的外甥,并无人教他们,但他们竟也像大人一样如此回答,未露半点破绽。
藏在复壁内的柳亚子对于外面的一切当然听得清清楚楚,我很想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于是我也走进了复壁,但是里面的黑暗和憋促让我除了有一种喘不过气的窒息感以外,几乎别无感觉。然而柳亚子却在墙上留了《绝命诗》。借着手电的光亮,我看到这样四句:
曾无富贵娱杨恽,偏有文章杀祢衡。
长啸一声归去矣,世间竖子竟成名。
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因文字为汉宣帝腰斩。祢衡是汉末名士,击鼓羞辱奸雄曹操,被曹借刀除掉。柳亚子在这里自比杨恽、祢衡,并将国民党反动派比作是滥杀好人的昏君与奸雄。大难几乎就在瞬间,竟还能吟诗,还能引经据典,我真是难以想象!看来我只是一个俗人。
我当教师教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时,常常会有学生问:文天祥的南逃可谓九死一生,而在那样的境况中,他为什么竟然还有吟诗记行的雅兴呵?我的问答常常是,因为他既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柳亚子亦是!
正当柳亚子在复壁中吟就了绝命诗准备命绝今日时,外面却发生了戏剧化的一幕:一个军警,看到一家人中只有柳亚子的妹夫凌光谦穿着长衫,举起手上拿着的相片看了看,又看了看他,觉得有点像,可也不太像,便大声喝问他是不是柳亚子,凌光谦自然不作回答。这时其中一人说:“就是他!你看这家伙不会说话,这不正是柳哑(亚)子嘛!”于是众人上前,七手八脚,将凌光谦五花大绑押走了,直到三天后才发觉抓错了人,不得不放了。这个几为笑话的故事十分有趣,但到底背后是怎么回事,现已成为公案。倒是这复壁,不知道当初周元理建它是出于什么心理与目的,但只是因为柳亚子在其中一坐,便留下了一首名诗、一个笑话,当然还有一位游侠般的诗人和共和国的一位中央委员、人大常委——如此说来,这周元理也算是有功了。
1958年6月21日,柳亚子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有关方面给他的最终称谓是“中国现代民主革命家、爱国诗人”。
走出赐福堂时,我禁不住想,作为一个“现代民主革命家、爱国诗人”的柳亚子,他如果再活几年,他的命运会如何呢?面对大炼钢铁的万丈炉火和一个接一个的高产“卫星”,还有后来的无疑是革文化的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或许会再次吟出豪情万丈的诗篇,或许会再次“骂惊四座”大发牢骚,二者皆有可能。尽管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我还是以为,以他的性格取后者态度的可能性极大。若真是如此,那么那时候,别人还能容忍他的“牢骚”吗?想到这儿,我觉得从赐福堂走出的他,死在那时真是恰到好处,或许那真的是上苍赐予他的“福”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