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鲁迅一向自诩“有青年讥笑我，我是向来不还手的”，可这一次例外了。他在给韦素园的回信中宣称：“我从此倒要细心研究他究竟是怎样的梦，或者简直要动手撕碎它，使他更加痛哭流涕。只要他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都不行的。”
鲁迅出手了，除写了那则《启事》发表外，还一气写了《〈走到出版界〉的“战略”》和《新的世故》等对高长虹加以讨伐，对此高长虹竟也不曾示弱，一直竭力抵抗，为此有人说高长虹倒也算是一条汉子。再后鲁迅又以牙还牙，针对高长虹写过的一首诗而写了一篇题为《奔月》的小说，对高长虹大加影射，为此也有人曾说，鲁迅如此对一个曾经的学生辈朋友不依不饶，似也有失风度。但这一切此时发生在鲁迅身上似乎也属正常，因为论战既已展开，依鲁迅性格肯定是“痛打落水狗”，更何况在这一过程中高长虹也不时有过激言论发表——不过此时双方所有的过激言论，应该都是属于所谓“相打没好拳，相骂没好言”了！
尽管高长虹一直竭力抵抗，但他哪是鲁迅的对手呵！最终败下阵来的肯定是他。不久，高长虹竟发现自己再在文坛混下去也难了，于是1930年初，高长虹离开了祖国，东渡日本，后又去了德国和法国。当然，这一切不能说是全是因为与鲁迅论战失败而致，但与之有关是显然的。
今天，我们反观高鲁间由这场论战而最终彻底反目，或许多数人都会觉得责任多在鲁迅一方，因为说到底不就是因为听到了一个别人转述的传闻吗？就有必要如此暴跳如雷、兴师问罪吗？当然，转述传闻者是提供了“罪证”的，但“罪证”不就是高长虹几年前写过的那么一首《给——》的诗吗？身为作家的鲁迅，竟然忘了“诗无达诂”的古训，竟然相信这首诗便是高长虹害了“单相思病”的证据，并由此明白了高长虹“川流不息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了《莽原》”。这也太不应该了——简直是有点弱智嘛！
再退一万步说，就算转述者所转述的传闻都是真的，就算高长虹写的那诗真的是写给许广平的，就算高长虹真的是害了“单相思病”，鲁迅似乎也不该如此恼羞成怒呵。因为你鲁迅爱许广平是你的权利，但你并不能因此而有剥夺这个世界上其他男人也爱她、对她害“单相思病”的权利呵，更何况此时你与她又没有正式结婚！当然高长虹也说了许多混账话，大体上是他将许广平让给了鲁迅。但对于这样的混账话鲁迅不可能不想到，许广平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哪怕只是一个女人，也不会是如一个物件一般，任人让来才来的，因此高长虹这样的混账话，照理说鲁迅应该是听后一笑了之，对这样的混账青年“不还手”才对，他干吗会如此较真——简直是太小气了嘛！
然而，由鲁迅的表现可知，他事实上真的竟就是如此“弱智”而“小气”。对此当然这也绝不是仅仅就可以一句“爱情是自私的”的老话所能说通的，这不能不让我们想到其背后是否有一定的原因呢？
其实，对于鲁迅来说，这一切“反常”举动的背后是有着深层的原因的。
鲁迅与高长虹的论战过程，实际上正是鲁迅与许广平之间感情挣扎的表现。1926年8月鲁迅南下厦门，直至12月收到韦素园的那封长信时，鲁迅并没有公开自己与许广平的关系，因为他很怕舆论知道后会攻击其“失节”，一是他毕竟有着妻室，二是许广平毕竟是自己的学生；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收到了这个多嘴的韦素园的信，得知这个高长虹又是写诗又是“瞎说”——这不是添乱吗！对此鲁迅的第一反应敏感而激烈，既可想而知，便也在情理之中了。
鲁迅作为一个从封建社会过来的旧知识分子，尽管他曾留学海外多年，接受过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影响，但身上终究还是留有许多旧时代的印记的，如对于爱情和婚姻的问题上，一方面对于母亲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婚姻很不满，有着追求爱情的强烈愿望，这不免让他矛盾和痛苦；且当他遇到了许广平时，更是陷入了一个悖论之中：放弃与许广平的爱情当然不行，但如果与之结婚也不行，因为他不能不要名节；可如果将许广平纳为妾，无疑于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妥协与承认，这自然又是不行的。因此可以说，在这一方面，鲁迅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痛苦中，自然也对此有关的一切格外敏感。因此，当他听到有关自己这方面的传闻时，他第一反应肯定是过敏，然后是千方百计地保护——过度的敏感而导致了他对高长虹本能的反感，本能的保护导致了他与高长虹之间似乎无聊的论战。这或许就是鲁迅在这件事情上“弱智”与“小气”的深层原因。
或许是对于这场多由误会引起的论战中的无聊成分多有觉察，鲁迅事后似乎也对高长虹多有原谅了。要知道，鲁迅对于论敌从来都是少有原谅的，而对于高长虹似乎是个例外：1935年，鲁迅在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时，在其中不但不再认为他当年“川流不息地到我这里来，并不是为了《莽原》”了，而是再次肯定他是莽原社中“奔走最力者”，而且还在自己的序言中直接引录了高长虹《狂飙宣言》中的话过十段之多，对高长虹当年的表现和所作出的贡献大加赞赏。
那么，至此照理说，作为文学家的高长虹应该会在文学界“复活”的，至少不会被遗忘吧！更何况许多最终也并没有获得鲁迅原谅的人，不也在后来渐渐“复活”而并没被人们遗忘吗？
高长虹确是一个因被鲁迅“骂”过而名字似乎便注入了另册被一般人遗忘了的人，然而他人被鲁迅“骂”过不假，名字似被一般人遗忘也不假，但若说此二者间构成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似乎并不然，至少是并不尽然。
四
高鲁反目，说句公道话，应该是双方都有过错和责任的，甚至越到后期，鲁迅的责任似乎越大。但是反观高长虹与鲁迅间由定交到反目的全过程，高长虹在其中的表现亦足可让人们见出他身上性格的一些独特方面，如遇事不够冷静，说话没有分寸，行为不计后果（用鲁迅的话说是“不问成败”）；当然这样一种“狂飙突进”的性格也决非一无是处，如在之于“毁坏旧世界”的战斗中，其是需要的，甚至是可贵的；但是如果在建设性的工作和事业中，仍是如此而不能作出调整，则会必然导致悲剧，不是吗？高长虹许多人生的转折，似乎都是他在“一不小心”间就摊上了：一不小心把人得罪了，一不小心把事办糟了，一不小心把自己也推上了绝路……就正因为他这样的性格，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与鲁迅的反目也有其必然，甚至他最后悲剧人生的成就也有其必然。
高长虹出国后，毅然放弃了自己擅长的和已颇有成就的文学（其中多少跟与鲁迅论战失败有些关系），而改学经济。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此时的高长虹在欧洲漂泊，但似乎在经济学的研究上也并无大成。“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远在欧洲的高长虹得知后，怀着一腔热血不远万里回国参加抗战。他从意大利转道英国，再从英国回到香港，再从香港奔赴当时正面战场的抗战中心武汉。“武汉会战”失利武汉沦陷后，他又来到重庆，在重庆停留了一个阶段后他又毅然决定奔赴延安。1940年冬，高长虹只身徒步数月，终于来到了延安。
高长虹是怀着一腔热血奔赴延安的，而当时的延安也十分需要各方面的抗战人才，照理说，高长虹来到延安后，应该如多数文学青年和进步作家一样，很快就能融入延安火热的抗战生活中去，谁知道事实上并非如此。
明知道有许多当年在北京和上海的文学界朋友已在延安，但高长虹来到延安后并不去找他们，而是名士气十足地躺在延安的大街上，衣衫褴褛地睡了两天，或许他是想学着古代的名士那样，等着得识他的人来识他这个人才吧！不过他倒真的等到了，当年共产党在上海地下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同时也是作家的潘汉年，竟然无意中在街头发现了如乞丐一般的高长虹，赶紧将他领到有关部门，表示热烈欢迎，并给安排住处、安排工作，一切自然是不在话下了。
应该说，高长虹来到延安后还是得到了礼遇的，然而很快就发生了矛盾：高长虹认为自己已是一位经济学家，而非文艺家，首先是在工作方面上多有意见。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高长虹作为一名曾经的知名文学家也得到了邀请，应该说这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政治待遇。然而高长虹以自己是经济学家为理由竟然拒绝了邀请，为此他成了当时唯一身在延安而没有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艺家。
“整风运动”中，高长虹又不满于其中的“抢救运动”有扩大化的倾向，多次向中央领导同志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最后还给斯大林写信告状。尽管如此，高长虹此时在延安也并没受到运动的冲击，只是他如此一系列的行为，已自己将自己推到了一种孤立的境地。或许是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已很无趣很无味，而此时正处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包括延安在内的抗日根据地经济上陷入了极度的困难，于是高长虹竟提出一个要求，说是他要去东北开采金矿，为根据地和解放区渡过经济难关。这样的愿望当然不能说不好，但是事实上过于天真，在那个年代、那样一种战争条件下，靠一己之力，要开采金矿，谈何容易！但高长虹敢想敢做，他真的离开了延安只身前往东北。
等到他几经折腾来到东北，抗战已基本结束；又过了不久，东北基本上已被共产党解放，此时的高长虹倒也不必为食宿操心了，但是金矿他自然是没有开成，他也不可能开成，事实上他处于了无所事事的状态。他住在一家小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每天到干部机关里吃饭，但来去完全是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每领得津贴后，他便到旧书摊上买回各种外文书籍与字典、辞典。由于他曾留学多个国家，懂得多种外语，他曾与人表示过，之所以买这些书是为了要编一本“中国最好的字典”。他的这些言行，在常人眼里本来就觉得很怪异了，再加上他晚上为排泄心中的苦闷，常常用英语、日语、德语、法语等不同语种，高声朗读和背诵各国诗人的诗。旅馆的服务员和周围的人当然对此无人能听懂——他们听到的是此人在那儿“呜哩哇啦”，起初出于好奇便悄悄上前想看个稀奇，可这看竟发现了大问题，此人“呜哩哇啦”的同时竟然还表情丰富、时笑时哭，于是第一反应是：此人疯了！
这一次，高长虹一不小心竟成了“神经病”，不久即被那些“好心人”“好心”地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1954年春的一天早晨，抚顺市精神病院的值班服务员，发现二楼一个房间没按时开，于是报告了值班主任，主任说这是高长虹的房间，他年纪大了，常常夜里不睡早上不起，有时你叫早了他他还会向你发火，等一会或许他就自己开了。然而等到九点多，那个房间里依然没有动静，这时将门打开，发现高长虹已经伏在床沿上永远地睡着了，至于他去世的具体时间，谁也不知道。
就这样，一位能用多国语言背诵多国诗人原作的文学家，一不小心竟然被人当作了“神经病”；一位让鲁迅赞赏有加的“狂飙”运动的倡导者，一不小心竟然将自己最后“飙”进了精神病院；一位满腔热情立志要“毁坏旧世界”的“五四”青年，一不小心最后“毁坏”的竟然只能是自己！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命的悲剧，不能不让人扼腕！
然而扼腕之余，我们或许会忍不住想，如果高长虹能“小心”一点那又将会怎样呢？不言而喻，或许他就此可避免与鲁迅的反目，甚至可以在鲁迅的帮助和提携下取得更大成绩，获得更大的声名，享受更美好的人生。但“那个”高长虹还是“这个”高长虹吗？“那个”高长虹还会让鲁迅感兴趣和赞赏吗？或许他也压根儿就不会有结识鲁迅的机会了，反目的机会自然更是无从谈起，他的人生和命运将会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此说来，“这个”高长虹的悲哀或是一种必然！换言之，高长虹悲剧的根源绝不在于他的“不小心”，这个看起来只是属于他个人的性格悲剧，也绝不是一个生命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与社会的悲剧。
